晋楚争霸形势图
【原文】
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敬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
晋楚争霸邲之战
【译文】
六月十五日，楚军的辎重到达邲地，军队就驻扎在衡雍。潘党说：“君王何不筑起军营显示武功，收集晋国人的尸首建立一个大坟堆？下臣听说战胜了敌人一定要有纪念物给子孙看，表示不忘记武功。”
楚庄王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说到文字，止戈二字合起来是个武字。武王战胜商朝，作《周颂》说：‘收拾干戈，包藏弓箭。我追求那美德，陈于这《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作《武》篇，它的最后一章说：‘得以巩固你的功业。’《周颂》的第三章说：‘布陈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前去征讨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它的第六章说：‘安定万邦，常有丰年。’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让子孙不要忘记他的大功。现在我让两国士兵暴露尸骨，这是强暴了；显耀武力以使诸侯畏惧，战争不能消灭了；强暴而不消灭战争，哪里能够保持强大？还有晋国存在，如何能够巩固功业？所违背百姓的愿望还很多，百姓如何能够安定？没有德行而勉强和诸侯相争，用什么调和大众？乘别人之危作为自己的利益，趁人之乱作为自己的安定，如何能丰富财物？武功具有七种美德，我对晋国用兵却没有一项美德，用什么来昭示子孙后代？还是为楚国的先君修建宗庙，把成功的事祭告先君罢了。用武不是我追求的功业，古代圣明的君王征伐对上不恭敬的国家，抓住它的罪魁祸首杀掉埋葬，作为一次大杀戮，这样才有了京观以惩戒罪恶。现在并不能明确指出晋国的罪恶在哪里，士卒都尽忠为执行国君的命令而死，又难道能建造京观来惩戒吗？”
楚庄王说完，就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修建了先君的神庙，报告战争胜利，然后回国。
止戈为武
【呓语】
楚庄王用一个“武”字给血腥的战争做了颇有哲学意味的解释，体现了楚庄王对周文化的学习已经取得成效，至此楚国政治文化中中原文化的色彩已经非常浓重。说明楚国已经扬弃了本国政治文化中的野蛮因素，而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
邲之战是楚晋争霸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对楚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完胜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从此楚国声威大震，鲁、宋、郑、陈等中小国家纷纷背晋从楚，晋国一时不敢南向与楚抗衡。
虽然周王朝始终没有赐予楚国方伯之职，但是楚国已经实质性地成为当时国际上最强的主导性力量。特别是楚国信守仁义的举动，更是赢得了各国的一致归心。
楚国终于登上了霸业的顶峰，楚庄王这个霸主，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春秋的几位霸主中，楚庄王是位心怀仁爱的智者，不为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还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给百姓带来的不幸。几千年前，一位站在血海中的领袖能做出这样的思考，是历史的骄傲。
楚庄王所指出的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等七项，就是著名的“武功七德”。他认为邲之战不符合武功七德，楚之胜算不得武功。于是，楚庄王在黄河边上祭祀河神，修建楚国先君宗庙并报告战争的胜利，然后返国。
“武功七德”的提出是霸权迭兴时代关于争霸战争性质认识的一次总结和提高。在楚庄王的言论中，战争不再是单纯的攻城略地的手段，而是霸业中不太重要的组成部分。楚庄王虽然连年率军对外征战，但他却不想给人以穷兵黩武的印象。楚庄王的战旗上不是书写杀伐与征服，而是写着“止戈为武”，即用战争制止战争。尽管他的金戈铁马杀得晋军尸横遍野，但楚庄王却依然口中念念有词地向和平之神祈祷。这或许正是楚庄王的高明之处，他既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又赢得了政治的主动。
孔子两次称赞楚庄王说：“贤哉楚庄王”（《史记·陈杞世家》）、“楚庄王霸其有方矣”（《新序·杂事四》）。因为楚庄王是春秋时代罕见的各方面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完美”君主：灭掉陈国又重新恢复其国，在郑国穷途末路之际放了它一条生路；尊重生命，不建京观。这些行为达到了孔子坚持的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义行诸侯，适可而止，重德重民，恩威并施。
《吕氏春秋》曾把楚庄王列入“十圣、六贤”之内。所谓“十圣”，是指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谓“六贤”，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和楚庄王。
司马迁对楚庄王的评价特别高，他说：“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史记·太史公自序》）
确实，在春秋五霸之中，蛮夷出身的楚庄王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最为完美。和他比起来，晋文公过于苛刻，齐桓公过于精明，秦穆公过于阴险，而阖闾野心勃勃，勾践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楚庄王则心怀宽容，能征能讨，有威有恩，知止不辱，知足不殆，成了春秋时代贤明君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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