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南山石窟与《普宁藏》

▲南山石窟造像

据记载，元代余杭南山石窟是佛教白云宗所开凿，规模宏大。现在虽然仅存石窟，但是石窟及其所属的寺庙白云宗普宁寺却是大有来头。白云宗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支派，由孔清觉在北宋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创建于杭州白云庵，声誉一度甲冠江南。白云宗以华严经为经典，号召儒、释、道三教归一，孔清觉自称孔子后代，将原佛教四果位发展成为“四果十地”，因而其教又被称作“四果”“十地菜”。教徒在家者称“道民”，以屏妻子、断荤酒为戒律，晨夕诵经，躬耕自活。佛教史籍《补续高僧传》卷二三《白云孔清觉传》有关于孔清觉的记载：

我们可知白云宗第一代创始人孔清觉生于儒学世家，为孔子后裔，幼读儒书，在北宋熙宁、元丰之际，参悟《法华经》出家，云游汝州、峨眉山、舒州，交游天下名僧，最后驻锡杭州，著述宏博，归葬在余杭南山，即上文所言后世元代石窟开凿地。《初学记》言：“（白云宗）其宗人孔宜义。有真赞可考。”可见孔清觉早年还是受到家族荣光的影响，在北宋有低阶勋位“宣义郎”的名号。

徽宗年间“（孔清觉）觉立说，专斥禅宗。觉海愚禅师，力论其非，坐流恩州”，孔清觉与禅宗的辩论，使白云宗不被宋代主流佛教界所接纳，又受到一定的误解，遭到宋廷多次打压。孔清觉创立的佛庵，在南宋倒是得到快速发展。据《（成化）杭州府志》记载：“南山普宁禅寺：在县东北三十里常熟乡，宋白云通教大师创庵以居，绍兴间改庵为院，曰‘传灯’，又改‘普安’，淳熙七年改今额，元至正末毁，皇朝洪武三年重建，今为丛林。”可知孔清觉创立的佛庵在南宋绍兴时期改庵为院，又经过一系列改名，至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定名为普宁寺，但俗称还是“白云庵”。其后的历史见于《佛祖统纪》卷四八：“嘉泰二年（1202），余杭南山白云庵道民沈智元，乞赐敕额。”宁宗嘉泰二年，白云庵代表沈智元上书朝廷，祈求官方赐匾额，但宋廷经过讨论后，却以“智元伪民之魁，左道惑众，揆之以法，罪不胜诛”，缉捕沈智元，籍没寺产。普宁寺和白云宗的发展由此遇到瓶颈。总体而言，孔清觉创立的白云宗在宋代的发展是比较坎坷的，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当然绝非一蹶不振。入元后，元朝在信奉佛教的同时，对汉传佛教各宗又不持先入之见，这才使白云宗的境遇有所改善（参考林清觉、陈越《浙江余杭南山普宁寺沿革初考》）。

元朝灭西夏并统一江南后，大量西夏僧侣南下杭州，加入白云宗，进入普宁寺（孙伯君《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元朝施行四圈人制的结构，西夏僧人被归入第二等级的色目人，大量高位阶西夏僧人加入，使普宁寺一跃成为白云宗的中心，官方正式改名为“南山大普宁寺”，地位较之南宋，有了飞跃式的提升，成为杭嘉湖地区佛教文化传播的一个中心。

《元史》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丁亥，“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怜真加加瓦即杨琏真加，本是西夏人，为藏传佛教在江南传播作了很大贡献，同时又以毁坏南宋故宫与诸帝陵寝而引起巨大的非议。杨琏真加支持西夏僧人入驻杭州庙宇，大普宁寺也成为西夏僧人在南方的一个大本营，普宁寺乘机收编了不少下院，都散布在杭嘉湖平原，如孝慈院、广济院、资福院、雨化庵、真觉院、宝明院、普度院、致庆院、广远院、竹隐院、净福庵、常定院、积庆院、真庆院、真武庵、葛山院、妙德院、妙严院、妙圆院、十地院、普明院、庆福院、崇庆院、颐浩院、华严院、圆通院、志远院、嗣光院、庆寿院、普照院、崇福院、政山院、慈济院、政福院、福胜院、平湖院、普集院、万寿院、崇兴院、福地院等（参考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势力日渐扩大，在元廷的支持下，有了重刊《大藏经》的意愿。

南宋景炎元年（1276），位于湖州的思溪法宝资福禅寺遭到兵火，大殿以及印经坊《大藏经》板片被毁。至元十四年（1277），大明庆寺寂堂宗师召集临安地区的高僧大德，发起重雕《大藏经》的计划、希望慧照大师古山道安及其信徒白云宗教徒协助完成，慧照大师古山道安为西夏后裔，此时已经被选为白云宗传人。他同意后，北上大都，请求元廷公认白云宗并允许该宗设僧录司。古山道安圆寂后，门下月潭如一、如志、愚叟等先后担任白云宗主、僧录和南山大普宁寺住持，几代住持一以贯之主持重刻《大藏经》工作，由于雕版地点就在南山大普宁寺，于是经书又称《普宁藏》”（参考郑樑生《宋元时代东传日本的〈大藏经〉》）。《普宁藏》的编纂是当时佛教界最新、最全面的典籍整理工程，体现了西夏僧人、杭州本地僧人、杭嘉湖民众信仰的虔诚。南山大普宁寺住持释如莹将编纂《普宁藏》的情况记入经书的序言《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序》：

▲元刊普宁藏零页

《普宁藏》是元代规模较大的《大藏经》，以宋代思溪藏、闽藏二本校勘之。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雕造竣功。总计一千四百二十二部，六千一十七卷，五百五十八函。其中，大乘经五百二十八部，二千一百七十四卷；小乘经二百四十二部，六百二十一卷；大乘律二十五部，五十二卷；小乘律五十四部，四百三十九卷；大乘论九十七部，五百二十三卷；小乘论三十六部，七百二十卷；贤圣传记录一百八部，五百四十四卷；续入藏三百三十二部，九百四十四卷。其函号部数等，大与宋藏同。《普宁藏》是参考校勘思溪藏与福州藏，且新录入不少新的经典的《大藏经》。

余杭白云宗大普宁寺负责刊印的《普宁藏》仅用十四年便能顺利刊刻完成，与杨琏真加等高级僧管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得到了藏族胆巴国师（陈庆英、周生文《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部分来江南定居的西夏高僧的支持，比如著名的光明禅师惠月，也曾印施过部分佛经（高山杉《光明禅师研究中的若干遗留问题》）。此后南山大普宁寺负责了很多杭州地区佛经的刊刻。元武宗至大（1308—1311）时期，白云宗宗摄沈明仁又向元廷上书，将《最胜真实名义经》《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说坏相金刚陀罗尼经》录入《普宁藏》，为元朝国家和皇太子祈福。

沈明仁这一举动获得了元廷嘉奖，白云宗势力愈发扩大，沈明仁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他也是元朝历代白云宗宗摄争议比较大的一位，《元史·仁宗本纪》记载：

由上可知，沈明仁在延祐二年（1315）获得极高的荣誉，被授予荣禄大夫兼司空，却在延祐四年（1317）、延祐五年（1318）迭遭元廷打击，先褫夺司空印信，后以强夺民田、私赂近侍、妄受名爵等罪行拿问。据刘基所撰《前江淮都转运盐使宋公政绩记》记载，当时江淮都转运盐使宋文赞听取湖州冤民杨信的控告，得知沈明仁强夺民田，于是上书元廷，严惩沈明仁，流放海南。

同时据蔡文渊《北海刘氏昭先碑》记载，南台御史蔡世杰亦参与弹劾沈明仁：

沈明仁是湖州人，且入元以来，历代南山大普宁寺宗摄与住持大部分为西夏高僧，如果做一次大胆的推论，沈明仁与南宋嘉泰年间沈智元有着某种亲源关系，所以才得以担任白云宗宗摄。沈明仁面对江浙官府的惩治，并没有直接坦白伏法，“白云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余人，获钞四万余锭，既已辞伏，今谴其徒沈崇胜潜赴京师行贿求援”。沈明仁在危难之际，相信的还是与其同姓的沈崇胜，让他秘密赶赴大都求救权贵，可见自南宋以来白云宗与湖州沈氏千丝万缕的联系。元英宗至治七年（1327）二月，英宗考虑到“白云宗总摄沈明仁为不法坐罪”，导致白云宗形象不佳，“诏籍江西南昌为白云僧者为民”。应该是当时白云宗发展过快，突破杭嘉湖地区，传到了南昌地区。故而元人孔齐言：

有研究者指出，沈明仁出身于湖州权势家庭，以佛教白云宗为依托，掌握的土地成功地躲过了宋末贾似道公田法的查封，这被对元代白云宗强纳民田的批判所证实。这些寺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功德寺院（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虽然白云宗集会、收取地租、扰乱地方为官府所不容，但是《普宁藏》的增补工作还在继续，元统三年（1335），南山大普宁寺还将《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续刊入藏。

中峰和尚即元代杭州著名高僧中峰明本，是当时汉地佛教界的代表人物，被时人誉为“江南古佛”，一生淡泊名利，弘扬佛法。这些事件说明，在白云宗由盛转衰之际，南山大普宁寺仍然是白云宗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继续保持着杭州地区佛学中心地位。与此同时，南山大普宁寺还在南山东麓陆续开凿佛教石窟，现存题记有泰定、至正等年号的题记，可见南山大普宁寺的实力未有明显的衰落。这些佛教造像，明人田艺蘅在《游径山记》中也记载：“游南山寺。寺在螺峰之北，由山趾折而东南观石佛，岩壁镌石佛像者二十有四，傍有石佛庵。南山僧鉴公邀酌，晚归已月印澄溪，舟影与山光荡漾，空明中矣。”当时留存佛像更多，气势更为宏大，这些造像糅合了宋代汉地与西夏佛教的风格，整体格局别具一格。

关于余杭南山大普宁寺在明初的发展，明初徐一夔《重刊中峰和尚广录序》有记载：

上文有南山大普宁寺刊刻中峰大师文献，收入《普宁藏》，明初徐一夔称版与寺俱毁，可见南山大普宁寺在元明易代之际受到不少冲击，且有研究者认为南山大普宁寺在明代复归禅宗，入径山禅宗法脉一序列。我们看看明初高僧能义的传记便可知。

《补续高僧传》卷五：

能义大师为禅宗一代高僧，且凭借高超的佛学修养，得到明成祖、明仁宗的敬重，成为径山寺在明初得以复兴的功臣，他在洪武年间也曾隐居于南山大普宁寺，并在此地讲经说法，受到信徒的爱戴。正好印证《（成化）杭州府志》的说法：（南山大普宁寺）元至正末毁，皇朝洪武三年重建，今为丛林。南山大普宁寺从白云宗的大本营已经转为禅宗寺庙，还有一个例证，清代南山普宁寺天愚宝禅师为一代禅宗高僧，留下语录四卷。他的记载见于《正源略集》卷七：

我们可知天愚宝禅师出身江西东面新城县（今黎川县），俗姓欧阳，可印证明清两代，南山普宁寺转而延续禅宗法脉，且出过一些高僧，已经不是元代白云宗的祖庭，但是元代白云宗与南山大普宁寺给中华民族留下两个重要的文化遗产：《普宁藏》与南山石窟造像都还存在，见证了元代江南佛教与西夏佛教结合，汉族与唐兀士民通力合作，完成这两大民族瑰宝的诞生且留存至今，成为中国民族共同体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