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24, 40 (9): 651-656
作者: 丁宁 胡豫 张义丹 张明 许栋
DOI: 10.3760/cma.j.cn111325-20240321-00191
摘 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基础，阐述了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并结合我国公立医院创新发展实践，从生产要素、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3方面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提出3条发展路径，包括聚焦关键生产要素，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基础；聚焦核心生产技术，积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动能；聚焦新型生产关系，统筹推进卫生健康产业升级壮大，为加快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前 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1］。我国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2］。在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路径，是亟须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实际情况，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影响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以期为持续加快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一、新质生产力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新质生产力内涵：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就是人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3］。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4］。生产力发生变化，与之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社会基础也会随之变化。新质生产力是基于科技产业革命发展趋势，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对生产力新变化作出的准确界定和科学概括［5］。其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先进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特点是创新和质优［6］。
（二）新质生产力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体现在新要素、新技术和新产业的优化升级，见图1。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7］。区别于高资源消耗和粗放式管理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新质生产力是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基础上催生的，具有高效率、高效能、高质量利用和改造资源的能力，更加注重体系、模式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以及人才技术生产要素的驱动作用；同时，作为一种代表发展趋势的新型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将通过生产方式的革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公立医院发展方式、运行模式和资源配置持续改善，助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和均衡布局，以及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构建。
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承担着全国80%以上的门急诊和住院医疗服务任务［8］，肩负着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和研发高水平临床诊疗技术的重任，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新质生产力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对生产力关键要素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质量效率上，新质生产力表现为高精尖的生产技术（诊疗技术、技术研发和学科交叉融合等）和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分级诊疗、预约诊疗、一站式出入院中心和多学科联合诊疗等），促进疾病治疗和干预手段的创新；在要素配置上，新质生产力摆脱原有依赖于床位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转为依靠人才、技术、知识和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的精细化、集约型的生产方式，提高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发展模式上，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动力革新生产关系，通过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药械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转化与应用构成“创新链”，重塑医疗机构与科研院所和医药企业的“产业链”，以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传统机构转型升级，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生产要素：人才要素支撑不足，数据要素供给欠佳。人才要素是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直接影响医疗服务水平。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医学人才要素供给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匹配。2018年，Lancet刊登的报告显示，我国医疗可及性和质量指数排全球第48名，该指数与每千人口医师数直接相关［9］。另外，我国创新型医学人才数量偏少。2023年，全球学者库更新了“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排名”，在排名前100的科学家中，我国仅有3人，且均非医学领域［10］。从全国范围来看，医学人才总体不足，且存在区域差异。《2022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显示，我国的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04人，与2035年的预期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不同省份的医疗行业人力资源存在一定差距，如北京市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为5.14人，江西省仅为2.47人［11］。
另外，数据要素是促进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过渡转化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多数公立医院的医疗数据尚未得到及时规范地收集与利用，特别是大量临床病历数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不高，难以有效用于临床研究与创新成果转化。2013—2024年，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结果显示，获评为互联互通五级乙等的医院94家，四级甲等及以上的医院857家，部分医院甚至尚未实现内部数据的共享和整合［12］。
（二）生产技术：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不足，公立医院研发投入来源单一。新技术是催生新产业、新动能和新模式的关键动力。基础研究方面，2022年我国发表在Cell、Nature、Science上的文章为580篇，美国有2391篇［13］；临床应用方面，目前我国95%以上的临床标准、规范和指南借鉴国外相关资料；专利转化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和三方专科授权量等指标与主要科技强国存在一定差距［14］。此外，我国95%的临床药物最初专利来自国外，95%的大型医疗设备须从国外进口［15］。因此，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创新体系整体实力亟待提高。
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研发投入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2021年，我国研发投入经费约为4335亿美元，位列世界第2，但研发强度相对较弱［16］。2018—2022年，我国对医药研发投入逐年增加，2022年度医药制造业研发投入总额约为1049亿元人民币［17］。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研发投入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医学科学资助的直接经费约6亿元人民币［18］。美国梅奥诊所实验室2012年度的研究经费就高达7亿美元，且主要来自医院的专利收入和经营性收入［19］。因此，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公立医院医药创新技术研发的投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三）生产关系：各级医院联动不足，产学研结合创新链尚未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公立医院运行效率整体呈现“倒三角”现象，三级医院的诊疗人次、出院人次、病床使用率和平均住院日等指标均优于一级和二级医院［20］。2015年，我国开始推行分级诊疗制度，在医保报销政策的引导下，二级及以下医院诊疗人次略有增长［21］。但目前，各级医院之间尚未形成上下联动、集预防-治疗-康复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医疗卫生服务链，医疗资源协同面临一定挑战。
另外，我国公立医院、科研院所和企业三方研发与需求的有效对接有待加强，向创新链后端延伸的能力明显不足，特别是将实验室创新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以工程化、工艺化、规模化生产产品的能力［22］。同时，公立医院、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协同创新责权利机制不够清晰，前期投入和后期收益划分不明确，影响了各方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业为之蓄势赋能［23］。公立医院聚集了医疗健康行业人才、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优质资源，具有运用和创新智慧医疗、数字医学等新业态的优势。针对影响新质生产力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公立医院应积极推动医疗健康领域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24］。
（一）聚焦关键生产要素，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基础。第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一方面，为响应国家战略和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医学教育应紧跟科技发展新趋势，从学科规划、专业布局和课程建设等方面入手，重视医学与信息、人工智能和生物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做好交叉人才培养布局，着力培养具有原始创新力的拔尖创新人才［25］。另一方面，继续教育阶段应聚焦“高精尖”领域，通过组建产学研转化平台、科技合作基地和联合实验室等跨学科合作平台，培养能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型医学人才和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医学人才，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求。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聚焦医学与化学材料、手术机器人和医学遥感等领域交叉融合，与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开展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交叉融合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合作［26］。
第二，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激发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人才评价和管理机制是促进人才发展的关键。公立医院应建立分类人才评价机制，为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兴领域、专科和成果设置合理的评价标准［27］，强调研发和应用新质生产力的能力，积极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医务工作者队伍。例如，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激发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改革人才分类管理和评价机制，通过收集临床工作数据，强化过程性评价，以准确反映新质生产力与临床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组织“大同行”（不限定研究方向的专家）和“小同行”（特定研究领域的专家）开展综合评价，以保障评价的客观性；扩展代表性成果的范围，涵盖技术专利、卫生标准、临床病案和科普作品等，以丰富评价标准内涵［28］。
（二）聚焦核心生产技术，积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动能。第一，以人民健康和临床需求为出发点，加快攻关医学领域“卡脖子”技术。目前，国家相关部委建立了多个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通过实施重点研发计划和重大专项等举措整合优质资源，致力于攻克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罕见病、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以期突破医学领域的技术瓶颈。就公立医院而言，医院之间要注重资源整合，集中优势力量开展技术攻关。如北京协和医院作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国家级牵头医院和国家罕见病专业质控中心挂靠单位，通过整合资源和创新机制，构建了覆盖临床、研究和转化的全流程攻关体系与平台［29］。同时，医院内部要打破专科壁垒，推动医疗技术创新，促进原创性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和新策略的开发和应用。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针对重大国际前沿技术项目进行“悬榜”，激励相关学科自主申报，每个项目筛选出2~3个团队入围，给予启动基金开展平行攻关；对“揭榜”成功的团队匹配资源、加大激励，鼓励新技术的推广应用［30］。
第二，注重数字技术与医学行业深度融合，不断扩大和创新医学数据应用场景。面向临床研究需求，公立医院要有计划地开发和利用数据要素，提高数据质量；通过建设临床大数据中心，服务于更广泛地区和更多人群的专病队列研究，为医药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数据支撑［31］。针对人群就医需求，卫生行政部门要注重各类医疗数据的整合，充分利用互联网医院的大数据资源，开发患者健康评估、疾病预警和慢性病管理等信息管理模块，提供诊前提醒、诊后随访、复诊提醒和用药指南等服务，实现对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32］。面向智能服务需求，公立医院应进一步扩大与信息技术企业的合作范围，明确医学数据产权、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机制。如安徽省立医院与科大讯飞集团合作，成立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中心，研发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并为41家县级医院提供胸部CT和乳腺钼靶影像的智能辅助诊断［33］。
第三，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突破医学领域核心技术为目标，大力开展高水平医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公立医院应强化科研活动的组织性和针对性，聚焦国家在药品、医用设备、疫苗和医疗器械等方面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迫切需求，鼓励科研人员将研究重点放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学问题上，并建立与之匹配的科研目标及资助体系，实现科研人员从被动接受任务转变为主动设定目标，积极推进创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34］。另外，应注重科研主体的多元性，鼓励以临床医师团队为中心，联合生物学和材料学等其他专业团队，开展跨专业合作；建立学科与企业、医院与企业的合作机制，实现“走出科研、迈进工厂、回归临床”的目标［35］。
（三）聚焦新型生产关系，统筹推进卫生健康产业升级壮大。第一，以绩效考核为杠杆，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为基础，推动公立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当前，国家层面以各类考核、评价和监测为杠杆，如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分院区同质化评价和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评估等，引导公立医院转变发展方式，促使医院更加注重医疗服务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公立医院应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协作联通和资源整合优化，打破专科壁垒，衔接健康体检与诊疗服务，组建专病中心和多学科诊疗中心等，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医疗服务效率［36-37］。
第二，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支撑，完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以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载体，促进高水平医院资源流向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推动患者流出较多区域的医疗生产力“提质增效”，提升当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38］。在公共卫生资源方面，应注重公共卫生资源与医疗资源的有机整合，以数字技术赋能医防融合，实现各级各类机构在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集中收治、重症救治、教学培训、应急演练，以及临床研究与转化等方面的互通共享。
第三，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培育现代化生物医药健康产业集群。首先，国家层面要作好顶层设计，优化区域创新布局和创新要素配置，并完善相应的支持机制，搭建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平台。针对紧缺的尖端技术，如抗病毒药物、高端医疗设备和新兴医疗技术等，相关政府部门应扩大和强化对生命健康产业基金的支持，并完善配套政策。如湖北省出台《湖北省生命健康产业突破性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等系列政策，并设立100亿元投资母基金，资助孵化关键技术与核心产品［39］。针对高潜质“种子”项目，应探索财政基金和社会资本多渠道投入机制，促进技术、人才和资本要素的有效融合，推动更多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如2023年，湖北省科技厅组织产业界、学术界和科技管理部门，评选出10项自主水平高、应用前景广和市场潜力强的医工交叉创新成果，并招募种子基金、产业投资、银行信贷和科技保险等为这些项目提供了总计160亿元的资金支持［40］。其次，公立医院要厚植发展新质生产力沃土，将临床需求和企业需求有机结合，探索多学科多领域深度交叉融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转化模式，建立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交流的新机制，推动科研成果快速向临床应用转化，提高诊治水平。
综上，新质生产力发展依赖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先进技术。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应积极应用新技术，主动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轻易否定或放弃现有的发展模式，而应在建立新机制的同时，逐步淘汰旧模式；在新旧模式交替过程中，巩固和提升现有人才、技术和管理等资源优势，进一步创新机制、释放活力，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丁宁：论文撰写、数据整理与收集；胡豫：工作支持、研究指导；张义丹、张明：参与研究、工作支持；许栋：研究设计与指导、论文修改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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