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有三和 同有健康
编者按：本篇为刘力红老师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6月19日出版)的《陈亦人：一位严苛而慈祥的先生》一文。
1992年，陈亦人（前排）与刘力红（右）及刘力红夫人赵琳（左）在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合影
1989年9月，几经周折，我终得入于先师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陈亦人门下。众所周知，陈先生与刘渡舟先生齐名，是一位伤寒大家。由于伤寒文献能贯通百家，对于我这位新入门的弟子，陈先生自然要用他熟悉的路子，柯韵伯、尤在泾、张隐庵、陈修园……一大堆书目朝我涌来，并嘱我精读。
从图书馆抱回这一大摞书，我开始犯难了。由于平素读书的速度太慢，因此我并非属于广览博阅一类。此时我意识到陈先生给我指出的这条路并不适合我，若照此读去，也许到60岁才能博士毕业。于是一方面我勉力应付，另一方面试图寻找一切机会跟陈先生解释，希望他老人家给我改条适合我的路子。但没等我解释明白，陈先生对我的第一印象已经形成了——一个懒惰而不用功的学生。
我们读博的那个年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医史文献类的博士外，其余的一律要做实验研究。而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其一是对实验意义的质疑，其二是自身缺乏现代实验的素养。基此二者，我向陈先生提出了不做实验的请求，陈先生顶着当时的压力，同意了我的这个请求。不过实验可以不做，但一定要做临床！
陈先生在学问上求是，为人耿直，甚至带几分古板。看法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因此对我的印象也变得越来越糟。我每一次约他汇报，他几乎都板着脸，因而大都“不欢而散”。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我的身心状况也变得越来越糟，终于我下定决心，不读这个博士了。于是我写了一封诚挚的辞学信，将信放到陈先生的办公桌上后，我便如释重负地上了茅山（地处江苏省西南部）。当时父亲正好在茅山修养身体，听说我是辞学上山的，也没有提出异议。事就这么巧合，上山的第二天我便发起烧来，连烧了三天都没有退的趋势，这时父亲改了主意，责令我次日必须下山回校。回到学校，在校门口找老中医开了两剂中药，一剂没吃完烧就退了。父亲比陈先生大一岁，性格上有些相像，第二天硬着头皮领着我到陈先生家负荆请罪。
陈先生虽然对我的印象不好，但有“护犊子”的心。经与基础部领导沟通，决定在基础部批假权限内（当时基础部有7天批假权）不将此事上报学校。正因为陈先生和基础部的宽容护持，我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回到了老师身边。
接下来是商量临床的问题，怎么临床？到哪去临床？去省中医院？不行！当时的省中医院名医云集，似我这样一位无名的年轻人，那注定是会坐冷板凳的。那就去沭阳县中医院，沭阳是陈先生的家乡，陈先生就是从沭阳打拼出来的，因此沭阳的老百姓都认陈先生。但是转念一想，到沭阳去谁来照顾我的生活呢？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回广西桂林，到桂林市中医医院做临床。仅此一点，让我深切感受到在陈先生那近乎严苛冰冷的面孔下，藏着一颗慈祥的心，他深深地关爱着每一位学生，希望他们成才，更希望他们成人。
临回桂林前，我去向导师陈先生辞行，他千叮咛万嘱咐：临床就是要有疗效，有疗效才能打开局面，打不开局面就等于坐几个月的冷板凳。没有临床的积累，没有病患的资料，你的论文怎么完成？很显然，殷切的叮嘱中含着诸多的不放心。
大约在1991年春节后，我来到桂林市中医医院门诊报到上班，当时医院在门诊给我安排了一间诊室。导师临行前的叮嘱成为我前行的动力，我每周6个上午出诊，下午读书学习或回访患者，不到一个月便渐渐打开了局面。慢慢地，门诊大楼最后一个下班的是我，我成了大街小巷甚至是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人们议论的桂林名医。
我将在桂林市中医医院临床的情况如实地向导师汇报，陈先生当然是将信将疑。某一天，陈先生乘到广州中医学院为熊曼琪教授做课题结题鉴定之机，由广州飞到桂林，考察我的临床工作，要看一看我的汇报是否如实。在看到、听到我的临床情况，并亲自询问了部分经我治过的患者后，陈先生为我悬着的这颗心总算放下了。
回到江苏南京后，陈先生逢人便夸我，也许这便是陈先生于《思考中医》序言中“作者是我众多学生中颇具特色的一位”之所由来。作为导师的学生，能令其放心，令其欢喜，数十年间，每思至此，无不欣慰，且引以为荣。时值导师百年诞辰之际，仅以上述回忆，感恩先生，纪念先生！亦期先生放心，吾辈弟子定当牢记师训，于学问中求是，于人生中求是。
门人刘力红
甲辰五月于北京
微信号 : liulihong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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