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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在经济之中，所有人都将被这个信号影响。
9月18日，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研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举措。
其中着重提出的一点是，将创业投资的地位明确定义为“事关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并且指出“要尽快疏通‘募投管退’各环节存在的堵点卡点”，并提出数项具体措施，尤其为“募款难”、“退出难”指明解决方案。
这是关系到企业家乃至所有人的重大信号。而且直接回应了当下的一场危机，那就是创业公司的“对赌回购危机”。
“对赌回购协议”简单来说，若被投企业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指标（上市、业绩等），投资人有权要求其赎回股份，且是以比卖出时高得多的价格。
根据礼丰律师事务所日前发布的《VC/PE基金回购及退出分析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8月中旬，大约13万个项目，涉及约1.4万家公司面临退出压力。
这些企业中，除了少数的幸运儿能够通过IPO或者并购“上岸”，剩下的大部分都会面临回购压力和诉讼风险，其中包括200~500多家明星企业或独角兽公司。
华东某国资基金投资总监更是总结道：“一级市场正在发生踩踏式、挤兑式的起诉退出潮”。
比如本土创投行业巨头深创投，从2023年5月至今，发布了38条诉讼法律服务采购招标公告，多数由投资项目退出纠纷引起。
触发回购的后果有多严重，罗永浩、张兰这些名人都品尝过。
创业企业如果面临踩踏式起诉回购，则基本上意味着企业破产，这不是一家两家，而是8万亿的创投资金，一整代创投企业家群体的危机。
这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
所以这次的国常会针对创投的退出压力，给出了四大解决办法：
包括支持科技企业在境内外IPO、大力发展股权转让、并购市场。
还包括推广实物分配股票试点。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创投基金将手中持有的被投企业股份直接分配给原始投资人，各个投资人自主决定退出还是持有，创投就不需要为了个别投资人而集中赎回。
最后就是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并购母基金或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简单说，创投基金可以将手中的被投企业股份转让给其他基金。
除了退出渠道，DPI（投资回报率）也是阻碍科技创新的又一难题，尤其是国资的风险厌恶特性与创投行业的高风险性是存在矛盾的。
所以今年各地针对创业投资基金的责任认定，也是纷纷推出了容错机制：比如广东、湖北、上海等地，有的不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有的不对单个创投项目盈亏和短期收益进行考核。有的对于未谋取私利的创投基金管理人，不作负面评价。
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展现对于科技创新、早期孵化、脱虚向实的坚定态度。
其实对于中国的创投行业，有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可以聊聊。
应该说，很多中国本土的二三线民间创投，从来没有真正地投早、投小。
中国更多的民间创投，他们依靠敏锐的嗅觉，以及对中国本土资本政策的解读，在企业已经能够稳定盈利后大举入局，赚的是一二级市场的差价，做的其实是套利的事情。
对于硬科技企业，民间创投在他们创业早期参与的很少。反倒是很多地方国资是这批硬科技企业最早期的赞助方，帮助了这批企业实现从0到1。
再说说中美创投基金的差异。
根据美国部分市场机构的统计，回购权在硅谷私募股权投资项目中的使用比例在2023年第四季度已经降至2%。而2023年，沪深交易所成功申报IPO的项目中，约有65%的企业在其协议中设置了回购权条款。
美元基金更有耐心，展现出了更高的格局。他们在硅谷能够基业长青，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
1、他们对于技术的信仰，以及长期形成的一致性预期。
2、几乎每隔十年，新的技术确实都能引领一波新的产业。
而中国本土的民间创投，过去二十年形成的信仰或者一致性预期，除了套利，还是套利。
我们仍是以一种金融思维，而非技术信仰，希望从短期的金融估值放大中获取收益，而非长期的技术进步中挖掘成长。
发展创投，本质就是将金融和科技结合。我们需要能跳出金融思维的科技信仰、技术信仰，这或许也是未来中国创投崛起的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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