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典故的南京地名2》
谬说二例
2022年8月27号，公众号“最忆是金陵”发表《有历史典故的南京地名2》，其错讹之处较第一篇更甚，其中有些谬说实在太离谱，若不予以批驳，恐谬种流传，为害匪浅，这里选择两例说道说道。
“建初寺”是“长干里”的前身吗？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让人瞠目结舌，该文写道：“长干里，它的前身建初寺是江南历史上第一座梵刹”。![]()
图1 原文截屏
我们知道，长干里古称长干，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长干这个地名的文字，是西晋初年左思的《吴都赋》，其文曰：“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建康实录》引《丹阳记》云：“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民庶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并是地里名。”
古代乐府诗“杂曲歌辞”里有诗题《长干行》，是六朝时期流行于长干一带的民歌，内容以歌咏爱情为主。历代文人以此题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以李白的“妾发初覆额”一首最著名。据此可知，长干里是秦淮河南岸一片区域的古代地名，春秋末期越国筑越城就在长干地区。建初寺虽是江南地区第一座佛寺，但说它是这一片区域的前身，完全不着调，一个古老地名的前身竟然是一座和尚庙？简直荒谬绝伦！或许有人会说，作者可能说的是长干寺，建初寺是长干寺的前身，这句话就通了。但如果把“长干里”改成“长干寺”谬误更大！一者，建初寺并不是长干寺的前身，长干寺位于大长干，孙吴时已有尼居此构小精舍，后被毁，西晋初，诸道人在旧址重建，东晋时更修饰之，因有阿育王塔而著称，且屡有高僧居之，《南史》中有关长干寺的记载较详。二者，如果把“长干里”改成“长干寺”，那么它后面的表述就更加荒唐了，难道张昭、陆机等人都住在庙里？李白笔下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描写也发生在庙里吗？
建初寺确实是江南地区第一座佛寺，是天竺僧人康僧会来建业时所建，时间在吴大帝赤乌十年，地点在小长干（今花露岗一带），因是金陵第一座佛寺，故名建初。之后历六朝至宋元，其间虽有兴废或更名，但前后延绵达千年之久，至明代方湮没无闻。长干寺的建立略迟于建初，但后来的发展超越建初寺，成为南京的重要佛寺之一，明永乐年间改建为大报恩寺，与灵谷寺、天界寺并为南京三大刹之一，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在已知的南京六朝佛寺中，长干寺的始建年代仅次于建初寺，二者之间没有承继关系。![]()
图2 原文截屏
我看到作者在《有历史典故的南京地名1》“报恩寺”条中说：“（大报恩寺）原址有建于吴赤乌三年（240）的长干寺及阿育王塔，为江南佛寺之始”，如果把“报恩寺”与“长干里”两条“历史典故”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其表述前后矛盾，在此条中说长干寺为“江南佛寺之始”，在“长干里”条中又说“建初寺是江南历史上第一座梵刹”，那么江南最早的佛寺到底是哪一座呢？建初寺始建时间及寺名在梁代僧人慧皎所撰《高僧传》中有明确记载。长干寺早期虽在孙吴时出现过一座“小精舍”，但所建年代及名称等都不清楚，时间不长即被毁。长干寺之名始见于晋代，所以《南朝佛寺志》将其列为晋代建的第一座佛寺，俞文说长干寺建于吴赤乌三年，不知有何依据？如果确有真凭实据，江南第一座佛寺就应该是长干寺了，过去很多文章和著作都说建于赤乌十年的建初寺是江南第一寺，该文只要把长干寺建于赤乌三年的证据拿出来，一定会轰动学术界，南京的佛教史也得改写。
成贤街
是通往东晋“建康太学”之路吗？
第二个例子说说成贤街的“历史典故”，我们先看该文是怎么说的：![]()
图3 原文截屏
这段文字的开头部分令人费解：“以王导、谢安为首的大族，于307年后为宋、齐、梁、陈建康太学。”这是什么话？“大族”怎么能变成“太学”？无论从语法还是逻辑上都说不通！时间上也对不上，公元307年还是西晋，刘宋始建于420年，差了一百多年。
联系上下文看，“后为宋、齐、梁、陈建康太学”可能是一段衍文，应该删去或放到后面，该段文字当作：“以王导、谢安为首的大族，于307年簇拥着西晋皇族琅琊王司马睿，仓促南渡至建邺，建立起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虽然在语句上通顺了，但在史实上还是有问题！与司马睿同时南渡的人中有谢安吗？谢安生于公元320年，不用说307年南渡，到317年司马睿称帝，谢安都还没有出生！另外，从这段话的表述看，似乎司马睿仓促南渡后即建立了东晋王朝，实际上，司马睿南渡是在307年，他是听取王导的建议，并上报朝廷，得到皇帝的批准，到扬州（州治在建邺）都督江南诸军事，这样就可以避免卷入到“八王之乱”中，既可以避祸也可以静观形势变化，当时西晋政权还在，司马睿是奉旨“南渡”到扬州（今南京）任职，不存在“仓促”的问题，直到十年后的317年，西晋最后一位皇帝被杀，司马睿才在王导等人“簇拥”下即帝位，史称东晋。
再说“建康太学”和“成贤街”，该文说东晋王朝建立后，“在鸡笼山下建立建康太学”，成贤街“是一条通往太学成贤之路”。按这个说法，东晋时已有“成贤街”这个地名了？我们先来看东晋时“太学”在哪里，据《晋书》、《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等书记载，东晋建国之初，元帝（即司马睿）接受王导、戴邈的建议，始立太学，因王敦之乱而止；晋成帝时再立太学，“在秦淮水南，今昇桥地，对东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县城东七里，废丹阳郡城东，至德观西，其地犹名‘故学’。”（见《建康实录》）；晋孝武帝时谢石请复兴国学于太庙之南，“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古御街东，当时人呼为国子学。”（见《建康实录》）。东晋三次立“太学”或“国学”，除第一次未知何处，后两次都明确不在鸡笼山。
在鸡笼山下开办官学（“太学”或“国学”，是朝廷办的官学），主要在刘宋时期，宋文帝时立“国学”，并分为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儒学馆在北郊，《六朝事迹编类》说“即今覆舟山之南也”，覆舟山就是今北京东路东段北侧的九华山，玄学馆在鸡笼山东，史学馆和文学馆在鸡笼山西。到了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延才俊，名为士林馆，梁武帝时亦曾设士林馆，馆址在台城西，不在鸡笼山。陈朝也办过“太学”，但具体在何处，未见记载。由此可知，在鸡笼山开办官学的主要是刘宋和萧齐两朝，俞文说鸡笼山是东晋、宋、齐、梁、陈“建康太学”所在地实属武断，说当时已有通往“建康太学”的“成贤街”更是连影子气也没有，我怀疑此说很可能出自“历史典故”作者的臆想。成贤街始建于明朝，明洪武十五年设立国子监，当时国子监范围很大，现在东南大学的位置应该是其中心区域。当时人们认为到国子监读书，就可以成为“贤者”，踏入仕途，故紧靠国子监的这条街，就得名“成贤街”，明代《南畿志》、《万历应天府志》、《万历上元县志》均载有此街名，并注明此街在“国子监前”。把这条明代才有的街道说成是在东晋南朝时通往“建康太学”的“成贤之路”，纯属张冠李戴、胡编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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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今日成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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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国子监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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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成贤街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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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东南大学
我看到有网友在《有历史典故的南京地名1》下面留言说：“好多都是不加考证，以讹传讹。”说得太对了！历史典故必须有史料佐证，否则就不能叫历史典故。南京地名中有不少源自民间传闻，传闻可以称作“典故”，但不是“历史典故”！![]()
图8 留言截屏
2022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