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政治思想史”杂志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底色之一，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的重要选题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冷战自由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在冷战前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形塑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面貌——从强调平等、支持大政府的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旧译“新自由主义”）向强调自由、支持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译“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转换。本期“海外书讯”我们将介绍三本最新出版的有关冷战自由主义的著作（以下引证随文注页码）：福里斯特（Katrina Forrester）的《在正义的阴影中——战后自由主义与政治哲学的重建》（In the Shadow of Justice：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彻尼斯（Joshua L.Cherniss）的《黑暗时代的自由主义——二十世纪的自由风尚》（Liberalism in Dark Times：The Liberal Etho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1）和莫恩（Samuel Moyn）的《反对自我的自由主义——冷战知识分子与我们时代的建立》（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23）。
《黑暗时代的自由主义》讨论了四位思想家的文本：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文学家加缪（Albert Camus）、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和政治理论家伯林（Isaiah Berlin）。彻尼斯认为，以上四位表现出的“克制的自由主义”（tempered liberalism）是冷战自由主义的根本特点。“克制的自由主义”是对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无情性”（ruthlessness）的抵制。无情性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心理状况，表现为政治参与者为达到其所认为正义的目标而不择手段。但20世纪的政治灾难证明，追寻正义目标的过程很可能带来更多更惨烈的灾难。彻尼斯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限制性的政治思想——在制度、规范与伦理上采取一种限制性的态度，并将限制视为正当且可欲的。因此，自由主义天然地抵制无情性。但他指出，自由主义在抵制无情性时面临一种困境：如何在抵制的过程中避免采取无情性的手段？他认为，“克制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回应这种“自由困境”（liberal dilemma）的良方。尼布尔、加缪、阿隆和伯林的思想均展现出一种伦理（ethical）特质。这种伦理是一种政治伦理——源于政治现象自身，而不是更抽象的道德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旨在回答我们在建立所欲求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应该做什么。此外，四人的思想还表现出对政治风尚（political ethos）的重视。政治风尚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感知、风度与个性的结合”（p.6）。彻尼斯认为，建立在政治风尚基础上的政治伦理使得他们的思想寻求“极端之间的平衡”“重视个人修养”“培养一种思考和介入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而不是制度设计的笼统理论或计划，或者一系列的笼统原则”。（p.8）政治风尚使自由主义在抵制无情性的同时避免采取具有无情性的措施，使自由主义变得“克制”。
彻尼斯的研究真的抓住了冷战自由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彻尼斯通过选取一个独特的切入视角——对无情性的抵制——发现了“克制的自由主义”。然而，与其说“克制的自由主义”是冷战自由主义的本质，不如说它是冷战自由主义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彻尼斯认为，自己的著作可以“丰富目前对自由主义过去的解释，挑战‘冷战自由主义’的认识”（p.8）。我认为他做到了第一点，但没有做到第二点，因为他并没有证明“克制的自由主义”为何比“冷战自由主义”更能反映这段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彻尼斯的真正目的是挖掘一种被忽视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以此为当代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更可欲的理论模型。他明确指出，《黑暗时代的自由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克制的自由主义”是判断当代自由主义观念与实践的规范性标准，更是应对“自由困境”的合理政治想象。诚然，彻尼斯的研究对当代政治理论有更强的启发意义，但却付出了牺牲其作为思想史研究的精确性的代价。
与彻尼斯的研究相比，莫恩的《反对自我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既更“正统”又更“激进”的冷战自由主义叙事。其正统在于莫恩对冷战自由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解是传统的——一种保守、焦虑、个人化的自由主义。其激进则在于莫恩对冷战自由主义的评价，他认为，冷战自由主义是一场自由主义的灾难，是“对自由主义自己的背叛”（p.2）。如果说彻尼斯试图从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潮中找到对当代自由政治有益的“克制的自由主义”一脉，莫恩则表现出对冷战自由主义整体更强烈的批判态度。
《反对自我的自由主义》源于莫恩2022年在牛津大学政治思想史卡莱尔讲座（Carlyle Lectur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的讲稿。他以六位政治思想家为线索表达了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批判。他们分别是施克莱（Judith Shklar）、伯林、波普尔（Karl Popper）、希姆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其中，伯林和波普尔是典型的冷战自由主义思想家；施克莱与希姆尔法布是被忽视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阿伦特与特里林不是自由主义者，但却是冷战自由主义的陪伴者。莫恩认为，自由主义的关键特征是“它的完美主义与进步主义”（p.3）。前者体现在将个人的公共参与视为最重要的完善人性方式，后者体现在将历史视为提供社会进步机会的平台。冷战自由主义同时拒绝了这两种特征。一方面，冷战自由主义通过拆解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的联系（解放和理性）否认了完美主义，坚持对人的可能性施加限制。冷战自由主义从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灾难中得出结论，对解放的信仰很可能导致奴役的威胁。重要的不是通过解放获取更多，而是保存现有的自由。因此，冷战自由主义憎恶包括大众民主在内的一切大众政治。另一方面，冷战自由主义完全放弃了扩张性，从而否认了进步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在全球传播了自由与平等。这种传播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但却是信仰进步主义的表现。冷战自由主义放弃了观念的全球扩张，而将西方视为暴政世界中自由唯一的庇护所。动态的进步主义被完全抛弃，自由主义成为需要被捍卫的永久性原则。
《反对自我的自由主义》具有极强的介入当代理论论辩的意图。莫恩将冷战自由主义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与（美国语境下的）新保守主义的先声。对后两者的反对使其有强烈的“正本清源”自由主义的目的。这种关怀在强化思想史研究之当代意义的同时，牺牲了研究的历史性。莫恩回避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为什么冷战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代表自由主义的本质？诚然，冷战自由主义与19世纪自由主义大不相同，但后者与更早的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小觑。为什么冷战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外部）灾难，而不是其（内部）发展的结果呢？莫恩回避的另一问题同样重要：冷战自由主义究竟是一种自由主义，还是冒自由主义之名的非自由主义？这一问题与他试图回应的当代自由主义危机可能也有密切关系。
与彻尼斯和莫恩的研究相比，福里斯特的《在正义的阴影中》展示了一种更富有历史性的思想史研究。这本著作聚焦于冷战自由主义带来的结果——关注正义、平等、义务等自由主义观念的（英语世界）当代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通常通过诉诸一些基本道德原则建立对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的伦理判断。福里斯特试图回答一个学术史问题：这种研究范式的历史起源是什么？传统学科叙事的回答是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政治哲学界认为，20世纪的政治灾难使得哲学家无法继续思考有关正义或者乌托邦的问题，作为学科的政治理论已经死亡。罗尔斯《正义论》“复活”了政治哲学。他不仅接续了柏拉图开启的政治哲学研究“正义”的传统，还以一种更符合当代需求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正义。《在正义的阴影中》挑战了这种叙事。福里斯特认为，罗尔斯并没有复活政治哲学，而是隐秘地延续了被传统叙事忽略的冷战自由主义。
福里斯特讲述的故事开始于二战后的美国。此时的自由主义正受到两股互相冲突力量的影响。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达成了建设福利国家与加强国家调控市场的共识；另一方面，纳粹主义带来的政治灾难使自由主义者怀疑行政权力的扩张是“通往奴役之路”。对后者的恐惧逐渐压倒了大萧条时期取得的共识。理论界开始提出一些替代国家计划与干预的宏大理论（例如公民社会理论、宪政理论、有限国家的反国家主义理论等），形成了冷战自由主义。福里斯特认为，这股思潮正是罗尔斯开始建构自己政治哲学的观念背景，他受此影响，也打算建立具有系统性的宏大理论。罗尔斯一开始被基督新教的社群伦理所吸引，以此为框架思考道德的价值。他表现出对国家的怀疑态度，采纳了“反国家主义者、多元主义者、早期新自由主义观念、维特根斯坦思想和某些形式的习俗主义”（p.13）中的部分观念。但福里斯特发现，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50年代，罗尔斯反而开始向左翼倾斜。他大量关注了英国学界有关工党内部平等与社会正义的争论和美国社会有关贫困的话语，建立了正义社会理论的雏形。他的理论受到50年代分析哲学界一系列新潮概念的影响，例如“假设性选择、规则、惯例和原则”（p.13）。通过发展这些概念，他建立了理论大厦的基本概念装置，例如“原初状态”“基本结构”“无知之幕”“反思均衡”“重叠共识”等。福里斯特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50年代末即已基本成形，但他推迟了10余年出版专著。在风起云涌的60年代，许多曾影响罗尔斯的理论被抛弃，建立宏大系统性理论的野心被批判。推迟出版的《正义论》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冲击。同时，越战下的美国社会发生了大量社会运动，人们对运动以及相应的公民义务问题、责任问题和战争伦理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这场危机形成了一个环绕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圈子，包括著名的斯坎伦（T.M.Scanlon）、内格尔（Thomas Nagel）、德沃金（Ronald Dworkin）、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沃尔泽（Michael Walzer）。最终，1971年《正义论》的出版为道德危机中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性。后面的故事即是我们熟知的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生态。正如诺齐克在1974年写道，政治哲学研究“必须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内进行，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１)。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成为了当代政治哲学讨论的基本框架。
由于正义理论要求建立一种福利国家制度，很多政治哲学学者理所当然地将其与罗斯福新政联系在一起。福里斯特的著作挑战了这种理解，发现了罗尔斯式政治哲学与冷战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代政治哲学并不是一场革命式突破，而是前一种政治思潮发展的结果。与彻尼斯和莫恩的著作相比，福里斯特的著作提供了更精确的历史叙述。然而，福里斯特在将罗尔斯和当代政治哲学范式的形成历史化的同时，低估了罗尔斯思想的突破性和范式的创新性。她没有回答两个关键的问题：罗尔斯如何使用偏右翼的冷战自由主义政治语言，建立了一种偏左翼的政治哲学？前者对后者是否会产生影响？事实上，是罗尔斯与冷战自由主义的区别，而不是他与冷战自由主义的联系，决定了罗尔斯理论的价值。福里斯特著作的“历史”价值限制了其“思想”价值，而思想史研究需要在思想性与历史性之间取得平衡。
(１) R.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Oxford：Blackwell，2001，p.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