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2527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5年1月8日《经济日报》全部16篇评论文章

01   强化监管提升平台经济竞争力

□ 金观平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期发布的《平台经济发展观察（2024年）》显示，2023年，头部平台企业经营情况明显好转，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平台企业总营收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7%；总净利润达3854.4亿元，同比增长42.4%。但同时，平台经济也面临不少问题，如部分平台企业存在大数据杀熟、侵犯用户隐私等行为，一些平台机制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对行业及上下游产业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这体现了党中央对平台经济重要性的充分认可，也彰显了对其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规范与发展并重，为平台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平台经济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高效的信息匹配机制，让消费者无论身处偏远地区还是城市，都能随时享受来自全球的商品和服务。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实现90721亿元，增长7.9%，增速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7%，充分证明了平台经济促消费的巨大潜力。

平台经济是稳就业、惠民生不可或缺的蓄水池。平台经济不断壮大，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对年轻人和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平台经济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同时，平台经济还通过提供便捷的服务，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改善了居民生活品质，增进了民生福祉。

在国内市场，平台经济积极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通过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平台企业帮助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匹配用户需求，满足消费分层和个性化定制需求，为实体经济注入新活力。将绿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接推向消费者餐桌，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丰富了消费者选择。

在海外市场，平台经济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奔跑。通过构建全球化平台，整合国内外资源，平台企业帮助中国企业将产品、服务和文化推向全球市场，在跨境电商、游戏社交、金融科技、潮玩美妆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提升了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当前，平台经济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期，需要不断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面对时代赋予的新课题，必须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一方面，健全常态化监管制度，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确保其在法治轨道上稳健前行；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健全线上消费投诉公示、消费后评价等制度。同时，依法规范平台企业用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平台企业拥有海量用户和巨量数据，这是其独特优势，也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要鼓励平台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如人工智能在平台经济中的应用创新。通过这些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提升平台经济竞争力。

02   切勿听信不法中介办贷诱导

王宝会

近期，社交平台上出现一些打着“债务重组”“债务优化”旗号的不法贷款中介，他们声称“放贷速度快”“门槛低”“手续简便”，只讲诱人条件、隐瞒不利信息，并在办理过程中设置重重陷阱，进一步加重了借款人的债务负担。

急需减轻债务负担的借款人，很容易被不法贷款中介的话术吸引，被诱导办理“借新还旧”、申请高息过桥垫资等。然而，这两种“债务优化”均暗藏猫腻。以“借新还旧”为例，不法中介以帮助消费者“养好征信”等名义，诱导消费者向其申请垫资，再帮消费者申请新贷款偿还垫资。在这个过程中，中介先收取一笔不菲的垫资费，待促成贷款后，再按放款额收取高额服务费或手续费。

综合计算，消费者经历所谓“债务重组”后的综合资金成本，远远高于正常贷款的息费水平。此外，相关操作还涉及“倒贷”，暗藏法律风险，借款人可能面临违约违法风险。众所周知，消费者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会明确约定贷款用途，如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将承担违约责任，不但可能被银行要求提前还贷，个人征信也会受到影响。

不法贷款中介提供的“债务重组”途径，很难从根本上缓解借款人的债务压力。金融监管部门此前多次发布提示，要警惕此类债务重组的本质及其背后隐藏的风险。消费者如确有融资需求，应先评估自身收入和消费情况，再向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金融服务，切勿听信不法中介的办贷诱导。

03   运用数字技术提高执法效率

刘 亮

一家企业的行政检查负担能有多重？司法部公布的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显示，有的企业一年要接受326次检查，接待检查人员5344人次。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组数据：浙江省建立了统一的执法监督平台，汇集全省42个执法“条线”、省市县乡4600多个执法主体、全省20多万执法人员，2024年全年的检查数量比2023年下降了22%。由此可见，运用数字技术是提高执法效率的重要手段。

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涉企行政检查的全程监督。例如，关于检查主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明确了“谁能检查”“谁不能检查”，即只有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受委托的组织三类主体可实施行政检查。严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科研院所、外包的中介机构和没有取得执法证件的执法辅助人员等四类主体和人员实施检查。运用数字技术，通过“亮码入企”，将所有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到行政执法监督的信息系统中，企业可直接辨识检查主体或人员资格、检查标准、检查结果等，让检查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

如果有多个部门要对同一企业开展检查，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执法协同，整合匹配执法资源，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高频次检查。汇总分析是数字技术的长项，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能够对行政检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隐患作出快速预警和提示，便于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迅速开展监督，尽早预防和避免违规检查行为的发生。企业可以通过信息系统对检查行为、检查效果及时进行评价，这样能够让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尽快得到信息反馈。通过对海量反馈数据的梳理，尤其是对企业给出“差评”较为集中的项目进行分析，就能快速筛选出“走过场”、不必要、检查成效不明显甚至是违规实施的检查行为。

数字技术在电商领域已积累丰富的应用经验，完全可以借鉴应用到涉企检查中，提高执法效率。有关主管部门要协同配合，打通平台，破除壁垒。一个统一高效的涉企检查平台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干事创业的信心。

04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郭 言

202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迎来成立30周年。在多边贸易体制遭遇严峻挑战的当下，重温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和发展历程，对推动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全球贸易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全球保护主义现象突出，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为推动建立更加开放、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缔约方于1986年启动“乌拉圭回合”谈判。谈判历时8年，达成多项协议，决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以完善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更好地执行“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此后30年间，世贸组织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通过提供开放、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加强成员间经贸合作，推动了全球贸易总体平稳有序发展。同时，世贸组织不断吸纳新成员，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发挥的作用愈加突出，推动更多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顺应历史潮流之举，也有力推动了世贸组织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参加，世贸组织是不完整的，不能体现多边贸易体制的普遍性和公正性。有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完整性、全球性大大增强，得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面履行入世承诺，贸易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得以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中国还全面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成员的合法权益，积极帮助更多发展中成员融入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前，国际贸易环境遭受保护主义冲击，世贸组织在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运转等方面遭遇诸多挑战。个别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甚至企图在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另起炉灶，极大损害了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权威性。

世贸组织是国际贸易的基石，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另起炉灶。多边贸易体制是全球增长的支柱，需要的是维护，而不是破坏。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将继续秉持入世初心，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国际社会也应牢记世贸组织成立的初心，共同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让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世界。

05   日本经济遭遇“内忧外患”

□ 陈益彤

2024年，日本经济受自然灾害以及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影响，面临重重考验。纵观日本2024年的经济表现，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外向型经济国家，日本难以通过内部政策调整真正把握自身经济命脉，而是需要寄希望于更加稳定、可预知的国际局势和供应链体系。未来日本经济仍将面临更大挑战。

自然灾害扰动日本。2024年1月份，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7.6级地震并引发海啸、火灾，超过400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日本政府虽紧急重新编制预算案，但仍被批评应对迟缓。据日媒报道，直至灾害半年后，能登仍荒凉如废墟。2024年8月8日，日本宫崎县又突发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发布了有史以来首个特大地震预警，一度引发社会恐慌情绪，造成生活物资、防灾抢购潮，打乱了普通民众生活节奏。自然灾害如一把“高悬利剑”，给易受灾地区的制造业、旅游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地区未来状况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据日本经济机构估算，能登地震给日本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8000亿日元，占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5%左右。

工资涨幅与物价水平难以形成良性循环。2024年3月份，日本全国工会组织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公布统计结果显示，2024年春季劳资谈判加薪率平均达到5.28%，达到了3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全社会对“物价和工资的良性循环”充满期待。然而良性循环并没能稳定实现，春季劳资谈判的成果见效缓慢，截至2024年5月份，日本的实际工资已连续26个月下降，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长负增长纪录。直到2024年6月份，实际工资增速才终于由负转正，然而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了2个月，8月份实际工资再次转为负增长。事实上，之所以六七月份能够实现实际工资的增长，主要是夏季奖金发放大幅提振了工资水平，8月份这一临时因素消失后，实际工资又被“打回原形”，工资最大涨幅的实际效果何时才能真正显现，良性循环何时能真正兑现，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高物价侵袭日本社会。2024年年初，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间，包括食品、能源等在内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同比上涨6.2%，创下了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涨幅。而2024年，日本物价上涨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份，日本除生鲜食品以外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7%，为连续39个月同比上升。大米类价格高企成为最主要推动因素之一。据日本媒体统计，2024年10月份日本大米类价格同比上涨58.9%，创下40多年来最高涨幅纪录，该数据在9月份已经高达44.7%。事实上，日本大米类价格暴涨早已在预料之中。2024年7月份以来，日本出现“大米骚动”，在地震预警的刺激下，民众纷纷到超市抢购大米，导致货架被“洗劫一空”。陈米因2023年酷暑供应量不足，而新米尚未上市，大米供应“青黄不接”，进一步加剧了短缺状况。在此过程中，日本农林水产省担忧米价下降，拒绝地方政府要求，不肯开仓放粮，此消彼长之中，新上市的大米成为稀缺资源，价格水涨船高。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库统计结果显示，2024年10月份日本涨价食品数高达2900种，2024年全年涨价商品将达到1.2万种以上。预计2025年1月份至4月份，日本仍将有6000余种食品涨价。对于恩格尔系数接近30%的日本社会而言，食品价格飙升将给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

企业破产形势严峻。东京商工研究所数据显示，2024年1月份到10月份，日本企业破产总数为8323家，较上年同期增长17.6%。引发日本企业破产的原因复杂，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日元贬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企业盈利下降。除了物价上涨导致成本增加之外，因为“后继无人”而无奈破产的企业也不在少数。伴随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由于人手不足导致的企业破产数量倍增。此外，2024年上半年，还有74家创立百年以上的日本企业宣告破产，数量是上年同期的近2倍，创造了2000年统计该数据以来的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抉择进退两难。由于与美国货币政策长期背道而驰，日元持续贬值，成为资源能源和商品物价不断上涨的“元凶”，让日本民众生活承压。2024年，准确判断货币政策调整的时机无疑成为日本央行最重要的任务。日本央行在2024年2月份解除负利率政策，但仍未能止住日元跌势。6月份，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日元，日本经济界不断呼吁日本央行继续采取强有力举措实施干预。日本央行在7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终于再度上调利率，并同步实施国债购买额阶段性减额计划，但此举却引发蝴蝶效应。2024年8月5日，日本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日经225指数当日下跌4451.28点，收于31458.42点，创下12.4%的跌幅。美国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叠加日本股市的暴跌，增加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前景暗淡的恐慌，造成多国股市下跌的连锁反应。日本股市的剧烈变动，侧面反映出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低迷的日元汇率抬高物价，冲击民众生活，日元汇率上升又会降低出口相关企业利润，并重创股市，加息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纵观日本央行加息后的日元兑美元汇率情况，2024年7月份以来日元逐渐升值，9月份汇率冲到1美元兑139日元的高位，后又逐步下跌。美国大选结束后，日元汇率在11月中旬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157日元水平。有观点认为，当前日本央行加息效果并未完全显现，0.25%的政策利率水平仍处在低位，有必要进一步寻找机会加息，但同时由于美国新一届政府经济政策前景难以预测，日本央行短期内仍难以作出明确判断。在12月19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这已经是日本央行自2024年7月份上调利率以来连续第三次推迟加息。而下一步何时加息，日本央行仍需继续观察美国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的影响、工资增长持续性情况以及物价变动趋势再作判断。此前一段时间，由于美国长期利率下降，日美利率差有再度缩小趋势，但在日本央行偏向宽松货币政策的表态过后，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9日元，创下近5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名义GDP跌至全球第四，个人消费依旧低迷。2024年2月份，日本内阁府公布的2023年日本名义GDP数据为591.482万亿日元，约合42106亿美元，低于德国的44561亿美元，这也标志着日本名义GDP被德国超越，下降至全球第四。而纵观2024年的经济数据，日本一季度实际GDP出现负增长，这与2024年1月份能登半岛地震和国内汽车厂商测试数据造假事件有关，但也有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个人消费、设备投资、住宅投资全面环比下跌，是日本国内民间需求“全面崩溃”的体现。二季度、三季度日本实际GDP恢复正增长，其中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实现了年化600万亿日元的目标，被日本政府视作重要成就，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其背后不乏日元贬值、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以及夏季奖金发放对个人消费的临时性提振作用。而相比之下服务业增速依然持平，食品、能源等消费品增长疲软。而三季度的实际GDP增长，则也有汽车销售不振的进一步回暖、防灾储备需求增加等偶然性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7月份将日本2024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值下调为0.7%，10月份该预测值更是降至0.3%；日本内阁府7月份推算2024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为0.9%。其中，个人消费增长仅为0.5%，较此前预测值1.2%大幅下调。今后个人消费能否在排除偶然因素的条件下实现持续增长仍值得关注。

国内国际政治格局演变加大日本经济不确定性。2024年10月份，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解散众议院，本想“趁热打铁”稳固政权，不料弄巧成拙。自公执政联盟选后议席数跌破半数，失去绝对掌控权。虽然在11月份的首相指名选举中石破茂涉险过关，政权得以延续，但自民党从此变为少数派执政党，为使各项政策在国会通过，只能与国民民主党进行谈判，被迫接受其可能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造成税收大幅减少的政策措施。有经济学界人士认为，日本市场此前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政策的确定性，但在如今“阁外合作”的政治局面下，这种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未来日本市场的吸引力恐将降低。此外，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关税政策、货币政策难以预测，将给日本经济前景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回顾2024年，由于自然条件、社会结构、经济特点的制约，加之国内政局剧变，国际格局动荡，日本经济处在艰难探索的调整过程中。展望未来，在各种自身制约条件无法短期内得到改善、国内政治格局仍在磨合的状况下，日本经济将更加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06   19.9元电影票能否成常态

如果花钱看了部烂片，哪怕再便宜，心里也不爽。观众想要的，不仅仅是价格亲民的电影，更是精彩纷呈、值得一看的电影。这才是19.9元电影票该提供的应有价值。

新年伊始，电影市场就传出了观众喜闻乐见的消息：19.9元的电影票又回来了。2018年以前，19.9元、9.9元甚至更低价的电影票曾风靡一时，至今仍不时被影迷提起。然而，此次回归的19.9元电影票，背后所蕴含的市场逻辑与过去截然不同。

数年前盛行的低价电影票的背后，是购票平台为争夺江湖地位展开的激烈竞争，猫眼、淘票票、格瓦拉等平台斥巨资补贴，电影片方为了博一个好看的票房也纷纷出钱，合力拉低了电影票价。

这种低价票补模式短暂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但也带来诸多弊端，如“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和“票房注水”问题，阻碍了电影行业健康发展，还涉嫌不正当竞争。2018年初，主管部门叫停低价票补，划定了19.9元的最低限价。

2018年前后还有一个重要变动：经过一系列并购，一些票务平台的市场地位基本确立，各方已没有大规模补贴争夺市场的动力。为响应政府号召，低价票从此淡出江湖，电影票价随之走高。2022年以来，电影平均票价稳定在42元的高位。一家人看一场电影，二三百元就没了，让一些潜在观众舍不得再走进电影院。

眼下，促使19.9元电影票回归的力量发生很大变化。伴随着力扩大消费、提振市场信心政策的出台，2024年底，国家电影局启动了“跨年贺岁 喜迎新春——全国电影惠民消费季”，多家机构合计投入不少于6亿元观影消费补贴，不仅体现了对电影产业的重视和支持，更彰显了促消费的决心和力度。

金融机构补贴和发行方调低结算价也是此次低价票回归的重要因素。例如，《“骗骗”喜欢你》和《火锅艺术家》两部电影就率先将结算标准调整为19.9元，吸引了大量观众走进影院。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推出了购票立减等优惠活动，叠加优惠后，一张电影票能低至五六元。多方联动，为低价票回归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以往不同，国家补贴不再由出品方及与电影有投资关系的平台方主导，而是对所有电影一视同仁。谁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谁就是补贴的对象。这种普惠性的补贴方式更符合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不仅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促使出品方更加注重电影质量和营销策略。

19.9元的电影票能否成为常态？这取决于市场调节。不过从当前市场环境和政策导向来看，观众有理由期待。一方面，短视频平台、电商平台和支付平台正竞争激烈，他们对激活用户有着强烈渴望，且利润丰厚足以支撑补贴。另一方面，大众期待欣欣向荣的电影市场。比起座位白白空着，不如调低价格，薄利多销，提升上座率和票房。

目前19.9元的电影票并不多，大多数影院和片方还在观望是否降价，谨慎考虑如何平衡好低票价与票房收入之间的关系。票补可能诱发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如粉丝薅补贴虚占场次等，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更重要的是，在视频网站的冲击下，只有高品质电影才能吸引观众去影院。对观众而言，19.9元也是钱，如果花钱看了部烂片，哪怕再便宜，心里也不爽。观众想要的，不仅仅是价格亲民的电影，更是精彩纷呈、值得一看的电影。这才是19.9元电影票该提供的应有价值。

07   靶向施策健全金融服务体系

田 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这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破局之道，更是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是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石。其意味着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创新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以及规范透明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一体系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缓解经济压力，促进消费与投资增长。还能够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和市场波动、提升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同时，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高成长性的行业与企业，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

历经多年变革与发展，我国金融业已摆脱单一存贷款功能的局限，逐步构建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但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行业对金融支持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且精细化，金融服务体系供需两端的适配性仍需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供给端需要补强短板。

从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看，金融服务覆盖面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和大企业，偏远地区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匮乏。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中小微企业和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未得到深层次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受阻。由于监管体系尚存漏洞，无法及时满足新业态不断涌现的风险管理需求，且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较为薄弱，给金融风险防控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看，我国金融服务体系存在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无论是大型金融机构还是中小型机构，在服务对象、金融产品、服务模式等方面高度雷同，缺乏特色化和差异化，且部分金融机构仍停留在传统业务模式上，创新不足，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及不同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

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的表象背后，实际是金融市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机制障碍。对此，应从加强政策引导和按照市场规律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这两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加大力度出台支持性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放宽考核条件等政策举措，鼓励金融机构拓展服务范围，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如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投贷联动等。通过鼓励金融科技的发展，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推动金融机构管理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优化金融服务布局。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网点布局、新兴技术使用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建立跨部门、跨机构信息共享平台，拓展多元化的企业价值评价和信用评估体系，从客户营销、产品创新、机制建设等方面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推动债券市场标准的统一，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优化对科创债纳入带息负债考核管制，在科创板等试点科创类债券创新品种，并推动优质科创债做市交易。完善上市发行标准，放松对中小微科技企业的硬性约束，完善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推进估值改革，并以北交所转板机制为枢纽，加强各板块的互联互通，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包容性。

完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配合超常规逆周期的宏观调节政策，构建各部门协调联动的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动态监管，配套建立对应的市场稳定基金，做好体系化风险预案。强化金融监管执法，落实监管责任，加强立体化追责，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维护市场稳定。建立多维度风险监测体系，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通过大数据监管、沙盘模拟等手段，梳理潜在金融风险点，并及时进行风险处置。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08   数字化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空间

冯 茹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有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未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一个有效办法。

乡村要振兴，特色产业是关键，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更是重中之重。一方面，乡村特色产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区位相邻的乡村具有相同、相近的产业，有助于区域之间协调合作，统筹分配数字基础设施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以数字化手段突出乡村特色产业的地域特征，建立特色食品的品牌与服务，挖掘背后的品牌故事和文化，形成独特的品牌质量和市场定位，可以大大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直以来，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乡村特色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24年6部门联合印发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提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涉农数据资源、智慧农业、乡村数字富民产业等方面的内容，通过综合考量区域数字化的发展实际和建设需求，指导乡村特色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也要看到，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高速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譬如，相关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特色种养数字化生产效率与特色食品电商化程度不高，特色手工业与特色文化数字化挖掘不足等。针对此，应从多方面改进。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共享。加大农村整体网络环境投入，提升信号覆盖率与稳定性。鼓励涉农企业围绕乡村特色产业进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研发投入，开展联合攻关，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瓶颈，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探索新技术下的信号覆盖方式。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资源在跨区域、跨行业的共享和应用，打破特色产业之间数据壁垒，释放数据价值，实现客户源、信息源共享共赢。

提升特色种养数字化生产效率与特色食品电商化程度。对于乡村特色种养，应提升其数字化生产效率与质量。推广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广泛应用于乡村特色产业的生产、培育、销售等全过程。聚焦农业生产智能化，借助物联网、大数据、智能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对湿度、温度、光照时间等条件进行调节。实施数字化农产品培育模式，对农作物的灌溉、施肥、农药播撒等环节进行科学监控，加强农作物生产的全过程管理。建立农产品电子档案，利用大数据追溯其生产、运输等流程，提升特色种养的质量，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选择合适的电商平台，与网络主播、行业协会等不同层次主体建立合作关系，避免同质化、低价竞争。挖掘地域特色，将乡土卤制品、酱制品、豆制品、腊味、民族特色奶制品等乡村特色食品销往全国各地。

加大乡村特色手工业与数字化挖掘力度。运用数字化技术传承和改进特色手工技艺，对于蜡染、编织、剪纸、刺绣、陶艺等传统工艺，支持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引入数字化、信息化、可视化技艺传承，改进传统传承方式，提高传承效率，将宝贵的非遗资源以数字形式保存传播。特色手工业产品可融入数字化设计制作与管理，实现产品生产过程智能化、标准化，提高特色手工业质量与经济效益。建立沉浸式体验场景，借助AR/VR等技术进行数字化、场景化展示，增强体验感和参与度。促进数字化技术与旅游、文创等相结合，提升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价值，通过文创产品创作与开发的数字化，提高产业附加值。

09   完善政策机制持续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能够有效释放投资和消费潜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5年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支持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探索，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更新内容丰富，应始终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城镇老旧小区、街区、厂区和城中村等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城市功能完善，城市生态系统修复，保护和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都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2025年，我国将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全面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已排查出老化燃气管道的更新改造任务，基本消除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持续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和老旧街区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口袋公园和城市绿道建设、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城市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和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等民生工程、发展工程。鼓励地方探索居民自主更新改造老旧住宅。人民城市为人民。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始终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理念。

创新建立工作组织机制，是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保障。鉴于城市更新的重要性，有些城市专门成立了城市更新管理部门。湖北省各市（州）均成立城市更新专门管理部门。继武汉市率先成立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后，其他16市（州）参照武汉市机构、职能等组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于2024年7月全部完成挂牌。石家庄市成立了城市更新促进中心。专门部门的建立，将有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开展。此外，各地还可进一步加强城市更新绩效考核，以引导城市建立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制定方案、推进项目建设、推广经验。还可对考核优秀的城市予以通报表扬和资金激励，这有助于调动各地推进城市更新的积极性。

城市更新应做到“体检先行”“规划先行”。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前提。城市更新应坚持问题导向，查找人民群众身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坚持目标导向，找出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体检出的问题就是更新改造的重点。在城市体检的基础上，建立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和实施体系，有助于明确城市更新目标、策略、空间布局和分区分类指引，也能够加强城市更新的资源统筹和产业策划。

城市更新要加强用地保障，盘活利用存量低效用地。完善存量用地管理政策十分必要。实践中，有城市积极探索城市更新片区范围内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等零星经营性用地可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开发价值低、不能实现经济平衡的更新片区，可联动属地辖区内其他出让地，通过带条件、带方案挂牌进行综合开发。这些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对其他城市盘活利用存量低效用地提供了良好借鉴。此外，还可积极探索支持各类实施主体利用存量建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允许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

城市更新要加强资金保障，统筹用好财政、金融资源，完善市场化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城市更新项目通常要在短期之内投入大量资金，而资金投入的回笼靠租金收入或者经营性收入，是相对比较缓慢的。投资大、经营有一定难度，可能会让企业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打折扣，如何激发企业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可进一步加大，可以探索对城市更新重点领域中长期贷款给予省级财政贴息，或者发行政府专项债支持城市更新。还可组织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多渠道融资。以整合多种金融工具，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城市更新资金超市等多种方式支持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具有广阔前景。城市更新将得到政策和资金、土地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各地可因地制宜在城市更新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对于企业而言，除房企之外，建筑企业、代建企业、物业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都可以在城市更新的广阔天地中寻找新发展机遇。

10   退市强监管加速净化市场环境

勾明扬

2024年12月25日，*ST卓朗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公司连续多年造假，情节严重，相关行为已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同日，*ST卓朗收到上交所拟终止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公司股票自2024年12月26日起停牌，启动退市程序。至此，该公司成为2024年4月份退市新规落地后，首家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公司。

随着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有进有出”的市场逐渐走向成熟。被市场称为“史上最严”退市新规的《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中明确表示，通过严格退市标准，加大对“僵尸空壳”和“害群之马”出清力度。自退市新规落地以来，退市强监管正在加速市场环境的净化。此次对*ST卓朗的重罚也体现出监管部门落实新“国九条”精神，严肃整治财务造假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加大追责力度的鲜明立场。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是对市场规则的坚决维护。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财务数据的真实性直接关系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和市场的有效运行。财务造假行为严重违背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监管部门对此类行为的严厉打击，是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警示：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坚定的态度有助于维护市场的秩序和稳定，确保市场健康发展。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也是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深刻警示。财务造假事件往往暴露出公司内部治理的缺失，一个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行为，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然而，财务造假的长期存在表明，一些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失效。这就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加强内部治理，提高透明度，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从根本上杜绝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更是对投资者权益的有力保护。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财务造假行为不仅误导了投资者的决策，也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通过强制退市，监管部门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投资者的权益不容侵犯。在加强退市公司投资者保护方面，退市新规明确要求落实退市投资者赔偿救济，综合运用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专业调解等各类工具，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不仅有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也是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关键基础性制度，有进有出，市场才更有活力，这也是提高存量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重要途径。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需要建立在诚信和法治的基础上，维护市场公平公正、加强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监管效率效果，方可构建一个更加稳定且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

11   港城互动推进融合发展

解 晋

新年伊始，国内各大港口货轮进出，各作业码头运输车辆穿梭如织，一派繁忙景象。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承担着联通国内国际市场、促进内外贸易往来和畅通商品要素循环的重要职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高度重视港口建设，积极扩大港口有效投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但新形势下，对更好发挥港口联通作用和区位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制度创新降低通关成本。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本质是使产品、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好更快循环流转。港口作为集散货物的基础设施，同时承担着船舶安全、通关检查和航运补给的重要职能。以制度创新推动港口更好发挥联通作用，降低流通成本，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比如，宁波北仑港首创“临开不查”机制，聚焦将工夫下在事前，借助监管大数据和云计算综合分析船舶安全情况，提高检查的科学性和精准度，从而有效缩短船舶在港时长，节约船舶运营成本，推动船舶运营企业降本提质增效。

以多式联运提高综合效益。港口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纽带，天然具备海陆联运条件，通过多种运输方式组合衔接，有助于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推进物流降本增效。通过借助信息和数字技术推动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着力优化联运通道，有效缩短各运输方式更换时间。前不久，搭载99辆混合动力轿车的“海铁直运”专列从郑州车站海关奔赴青岛港，随后换装货轮运往希腊。这与传统的“公路+海运”模式相比，“海铁直运”全程用时至少缩短24小时，每个集装箱节省物流成本约1000元。目前，多个重要港口和城市在推动多式联运方面迈出新步伐。

以临港产业促进港城共荣。作为航运的抵离区域，由港口快速发展催生的仓储物流、船舶维修等行业及运输成本优势带来的进出口加工业推动港口产业不断繁荣，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法律、金融等服务业也蓬勃兴起，使得港口功能逐渐多样、完善，产业链不断延伸，形成庞大的临港产业集群并辐射城市。

作为共生共长的命运共同体，城市应协调好港城关系，着力推动港产城一体化发展，提升现代港城的形态，在规划布局上全面发力，为临港产业和枢纽经济发展汇聚更多资源功能配套，推动形成“港城相融”“港城互促”的良性互动发展局面。

12   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徐艳国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要深刻认识办好国家级经开区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40年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从目前国家级经开区经济总量及实际利用外资和进出口总额来看，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发挥了明显有力的示范带动作用。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好国家级经开区，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国家级经开区要努力建成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做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助力者、先行者，积极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更大力度走出去、引进来，持续优化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和对外合作，进一步留住外企、吸引外资，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国家级经开区需改变过去大多数开发区依靠技术引进实现产业集聚扩张、通过经济托管进行连片开发的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积极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建设成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示范区，塑造新动能新优势。这也需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赋能，推动产学研用对接融合，特别是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要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构建起以“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积极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形成发展的新优势，更好发挥国家级经开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国家级经开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以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国家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部署落实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作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13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

张晓晶 董 昀

深入探索、深刻把握和娴熟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就是重要一条。这一精辟论断是我们党立足新的时代条件持续推进经济领域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形成的宝贵经验，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撑。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实践中拓展和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既注重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也是探索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践历程。

在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取代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全部作用。这虽然能够有力地动员资源，快速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但也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弊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传统经济体制中持续注入市场化因素，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的优势。当市场机制逐步发育成长之后，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便成为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取向的关键环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市场机制的运行空间得到极大扩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提出要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上升为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是我们党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在经济工作中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围绕“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一目标来推进，抓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关键来展开。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

长期以来，人们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视为互斥、对立的两极。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的基本功能仅限于“守夜”，认为经济运行与发展问题应当完全交给市场来处理；而传统的计划经济学派则主张用政府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国外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探索长期在“放任”与“统制”两极之间摇摆。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实践经验，既突破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也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能概括的。中国在实践探索中一直致力于寻找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形成“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统一、协同发力、相互促进的格局。一方面，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另一方面，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

市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有效”。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持续，关键在于“消灭”了市场，扭曲了激励，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相较而言，一个高水平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借由供求、竞争、价格等机制，激发蕴藏在广大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之中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鼓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充分进行创造性探索，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创造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市场越是有活力，就越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政府的作用关键在于“有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进展表明，政府既要有力弥补市场失灵，又要充分增进市场功能。在实践层面，这就意味着有为政府必须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同时还要尊重市场规律，促进市场良好运转。

宏观调控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面对经济波动，政府必须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采用科学有效的调控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和社会总需求，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共识。政府还要发挥塑造和创造市场的功能，提供促进市场机制发育的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政府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支撑和保障。此外，促进科技自立自强、维护公平正义、确保国家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也是政府需要积极作为、不可缺位的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动态演进的。过去，我国曾面临着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高、结构性扭曲严重、要素资源稀缺的局面；在特定时期还遭受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刻意打压与遏制。想要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实现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经济发展，就要求政府在动员资源方面发挥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我国经济强劲增长，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各种扭曲就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在新发展阶段，探索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点需转向应对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治理不到位等问题。

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协同发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中蕴含的公平、安全、和谐、可持续等多重目标，都要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为前提，单靠市场自发调节无法做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亟待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也需要以政府在保护产权、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市场监管体系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为基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心在政府。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

眼下，市场体系仍存在制度规则不够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同时，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过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还不完善。为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要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抓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用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的办法推动政府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

从资源配置维度，政府应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前提，致力于建立高水平、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在经济活动中，政府更多是告诉经营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应由经营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

从国家治理维度，要突出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化为取向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工作中，要把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作为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从公平正义维度，应在强调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努力做大“蛋糕”、促进发展的同时，更加充分发挥政府在彰显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国家安全维度，既要求有效运用市场化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发展质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经济实力基础，又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增强经济韧性，筑牢安全屏障。

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改革。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为目标，用深化改革的办法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体系，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推动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共促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

从培育有效市场、实现“放得活”角度看，要持续拓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空间，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市场的核心功能是资源配置，必须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要素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其中有两个重点要把握。一个是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实现人尽其才。一个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各类金融机构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健全各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方位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形成与实体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是培育有效市场必须把握的关键所在。

从建设有为政府、做到“管得住”角度看，要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确保经济行稳致远。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政府应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高政策整体效能，着力稳定预期、激发活力。通过扩张政府资产负债表，来应对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的潜在风险，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真正体现政府在关键时刻的“有为”。政府还要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动态平衡，既要注重强化市场监管，硬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推动风险定价市场化，又要高度警惕各类风险之间的互动、传染、叠加和放大，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处置，有效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风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14   怎样让资本更有耐心

孟凡新

这两年，耐心资本成为热词。继2024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后，耐心资本又在多个重要场合被提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那么，什么是耐心资本？资本为什么可以有“耐心”？现阶段我们为什么更加需要耐心资本？顾名思义，耐心资本是一种专注于长期投资并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的资本，其与长期资本是两个容易被混淆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主要强调资本的使用期限，而前者不仅包含长期持有的特点，还强调对风险的较高承受力、对市场短期波动的忍耐和长期的信心。耐心，是关于长期主义的价值选择，其中蕴含着时间的辩证法。

有人认为，资本是逐利的，资本短期逐利挣快钱是本能，因此并没有真正的耐心资本。将资本逐利与保持耐心对立起来，这事实上是一种误解。固然，耐心资本首先是资本，确实有逐利性、运动性、风险性的一般特征，但是资本回报的规律决定了其也会对较长期限的预期保持展望且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当然，耐心资本能够形成，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对此，有人认为必须要有长期思维的文化传统，有人认为需要有长期稳定的通胀环境与稳定的微观预期。其实，资本的“耐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科技创新到产业变革的过程性、风险性的洞悉所带来的一种长期目标感；另一个是投资者与创新企业“共同体”的建立，这种投资于“关系”的超长期资本，使一部分资本可以摆脱“快进快出”的逐利模式，进入耐心资本阵营，陪伴企业跨越创新的“死亡之谷”。

科技创新的“死亡之谷”现象，普遍存在于各国创新活动中。科技创新从原理创新到技术研发再到中试验证，最后实现市场化，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需要资本作为长跑“搭档”，持续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耐心资本的投资理念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高度契合。耐心资本具备排除短期扰动的战略定力，可以为推动“从0到1”的原创性、颠覆性的早期科技创新活动以及走向市场化应用提供长期资金来源，能够更精准匹配科技创新在时间、空间、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需求，甚至参与价值创造过程。因此，耐心资本也被称为“时间的朋友”，成为陪伴“硬科技”发展的亲密伙伴。我们看到，国外一些颠覆式创新往往都伴随着早期资本的介入并在其生命周期中实现了长期陪伴。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正在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更加依赖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和带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靠创新来实现，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但最核心的是科技创新。只有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新质生产力才能实现普遍发展。解决好科技创新“缺长钱”和“无米下锅”的问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有更多的耐心资本。

尽管目前我国缺少耐心资本，但并不缺壮大耐心资本的潜力和基础。当然，要将潜力变为现实，让耐心资本向“新”而行，依然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

首先，要用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来滋养耐心。市场环境对资本流向具有导向作用，影响人们的投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耐心资本的“耐心”不会凭空产生，需要有法治化、高标准的市场环境。为此，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和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培养资本市场的长期主义文化。

其次，要用优质的投资标的吸引耐心资本。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尊重资本追求投资价值最大化的运行规律，就是要有可以长期持有的优质投资对象，并保护资本流向那些能够带来高回报创新技术的动机。因此，要走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多措并举培育创新主体，建立创业投资与创新创业项目的对接机制，引导创投机构投向符合国家发展方向和战略导向的优质项目。

再者，要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中壮大耐心资本。耐心资本不仅要做到与科技创新相伴，更要在促进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中不断壮大。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让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还要将研发成果落脚到产业上，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协同，进而反哺金融市场，实现耐心资本长期陪伴的价值回报，从而促进三者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最后，让更多资本有耐心，要发挥好国有资本的引领作用。国资及政府投资基金具有资金密集、稳定性和长期性等优势，天然适合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可以成为耐心资本的“压舱石”。要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完善考核机制，设置合理的容错率，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耐心资本。同时，持续优化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15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颜廷武

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向乡村广泛渗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起一座“数字桥梁”，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动能。

城乡融合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发展过程，涉及城乡功能布局、要素流动、公共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数字技术具有极强的通用性、渗透性特征，这一技术特性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统一的。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应用，不仅深刻改变了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城乡要素流动格局、经济联系模式和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系列新变化。

当前，城乡要素难以顺畅流动，特别是乡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过多流向城市，被普遍认为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障碍。数字技术的应用深刻改变了城乡互动模式，以及传统的生产要素流动与空间配置路径，能够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同时，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以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有利于提高农业要素配置效率。

通过高效的信息流通和精准的数据支持，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农产品供需有效对接，将乡村市场融入统一大市场；同时也能促进城乡产业协作与价值链双向延伸，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互补发展和深度融合，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在促进城乡公共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数字技术也发挥出重要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突破传统的时空限制，其与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的融合发展，带来“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场景创新，促进了城市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下沉，提高了公共服务资源覆盖面和均衡普惠度。

数字技术在提高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水平方面也有积极的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城乡之间的信息、管理和服务实现实时共享，让治理的过程更加透明，提升治理效能。比如，浙江通过实施“乡村大脑”项目，打通了城乡间的信息壁垒，为优化城乡治理提供了智能化支持。

当然，技术不是万能的，数字技术亦是如此。在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制度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保障作用需要加强。技术和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只有具备良好的制度环境，数字技术在城乡融合领域的应用才能不断深化。目前在城乡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相关制度规范不健全引发数据过度采集、数据处理不透明等问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鸿沟、数字不公平等问题亟待解决。从世界范围看，在数字技术渗透应用过程中，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数字排斥现象。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不少农村居民缺乏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如何在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产业发展效率、社会治理效能的同时确保公平，依然是一个重要挑战。

数字技术在给城乡发展带来高效、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风险。特别是农村网络安全方面，如果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农村地区可能面临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风险，对此要做好防范应对。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以数字技术为动力引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其在实践中也已展现出强大的赋能作用。眼下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冷静分析数字技术的应用方式、范围，瞄准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问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突破。

首先，在促进城乡产业跨界融合升级上下功夫。城乡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是基础。要深化数字技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特别是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领域的普及应用，促进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和高效化，提高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县域商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快递网点数字化改造，促进城乡生产、流通、消费有效衔接。

其次，依托数字技术带动更多要素向乡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突出短板在乡村发展不充分，关键制约是现代要素保障不足。要积极培育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发展乡村智慧旅游、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向乡村汇聚。加强乡村数字技术人才培育，吸引更多的数字经济相关人才入乡创新创业。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因地制宜打造惠农利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最后，把提高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放在重要位置。公共资源配置直接关系城乡居民福祉，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要构建城乡一体化数字化规划平台，提高规划的精准性和科学性。推动公共服务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养老”等多样化场景，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城乡共享，提高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还要看到，城乡融合发展既要“硬联通”，更要“软衔接”，依托数字技术提升城乡治理融合水平是重要内容。可以借鉴“数字乡村一张图”和“数字大脑”等经验，打造城乡一体化的数字治理平台，建设覆盖全生命周期、线上线下联动、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治理网络，不断提升城乡治理效能。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6   激发冰雪经济新活力

姜天骄

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在哈尔滨市举行。在大赛带动下，冰雪经济热潮涌动，商旅文体联动效应充分释放。

体育赛事的魅力不仅在于赛场上的拼搏较量，更是一次全民运动热情的激发。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比赛，承载了运动员的激情与梦想，也牵动着大众心弦。从全国范围来看，北京冬奥会之后，越来越多人爱上冰雪运动，我国群众冰雪运动得到快速普及，居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和积极性被点燃。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26家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接待总人次达2608.50万，比上一雪季增长91.77%。近年来，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深入实施，很多原本冰雪资源缺乏、群众参与度不高的地区也培养了一大批冰雪运动的参与者和爱好者，冰雪消费人群进一步扩大。

对亚冬会举办地哈尔滨来说，冰雪旅游旺季叠加体育赛事，有望进一步释放商旅文体联动效应。此次亚冬会执委会聚焦亚冬会比赛项目，串联竞赛场馆、冰雪赛事和冰雪景区，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大精品主题旅游线路，提升外籍人员入境游便利化服务水平。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文化旅游新产品，推动冰雪文旅与亚冬盛会相互促进。冰雪大世界整体面积扩大到100万平方米，并以“亚冬”元素为核心内容，打造42个国家、3个地区的标志性景观。哈尔滨还在旅游市场监管、交通出行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新举措，真正实现了通过赛事全面提升“吃住行游购娱”文旅全要素发展。

赛事经济是体育消费的核心要素，可以有效带动体育热、冰雪热、旅游热的市场共振。举办高品质赛事将会持续释放综合效益，以冰雪热带动城市发展全面热。近年来，多项国际冰雪赛事在中国成功举办，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2024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先后组织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力发展赛事经济。2025年，全国各地还将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冰雪赛事活动，更好满足群众需要，释放赛事经济潜力。

亚冬会的举办将会带动更多地方积极申办、引进各类国际顶级赛事，在赛事品牌打造与推广、赛事权益开发与利用、赛事周边开发与销售等领域不断扩展，促进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的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冰雪赛事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