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唐福林：做一辈子生命的花匠

唐福林，男，1941年12月出生，江苏省江阴市人，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1968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疗系（8年制）；1981年获临床免疫和风湿病学硕士学位。1984—1986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Scripps临床自身免疫中心进修，主要从事自身抗体的研究。1991—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从事细胞免疫研究。曾任第五届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风湿病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博士生导师。

从事内科学和风湿免疫病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五十余年，对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尤其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脊柱关节炎、炎性肌病、系统性硬化症和系统性血管炎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率先在国内开展可溶性核抗原(ENA)的研制并应用于临床。抗ENA抗体的免疫双扩散法成为国内自身免疫病诊断的经典方法。在国内首先开展抗组蛋白抗体的ELISA（免疫酶联吸附法）检法，为推动我国药物性狼疮研究打下基础。1989年在国内首先倡导成立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友会，指导病人的康复治疗，鼓励病人与疾病抗争。

参与《临床风湿病学》《现代内科学》《中华内科学》《内科临床与发展》《现代胃肠学》《风湿病学》《内科疑难病例》《内科实习医师手册》和《全科医师实用手册》等书籍的编写。主编的《风湿免疫病300个怎么办》《风湿免疫科医师效率手册》深受病人和医师欢迎。

承担“抗核抗体谱的研究与推广”和“干燥综合征的研究”，分别获得1988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和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获北京市医药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称号。2005年获中华医学奖三等奖。2007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2016年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史：那时候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唐：1959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恢复招生，我是第二届，1960年入学。我们60个人一个班，招生的时候挑得很厉害，一个省就招几个人。我是属于比较懂事的，也不要吃好的穿好的，总希望学习能够更好一些，所以学习上很拼命，有的时候晚上12点还在念书，很晚很晚睡觉。

大学前三年我们上的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医预班，一开始上的课也不是医学，而是跟生物专业一样，学生物、化学等课程，要求知识面要广。三年以后回到协和就开始学医学课程，像解剖、生理、生化这些课。

▲中国医科大学（即协和医科大学）1960级学生合影，第四排右四为唐福林

史：1963年到协和，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唐：协和要求太严格了，我们真是白天黑夜地学。协和的教学条件很好，比如解剖课，六个人解剖一具完整的大体老师（尸体），三人一组，一个念讲义的、一个主刀的，还有一个做记录的，一组左边、一组右边。解剖必须要自己动手，用刀、剪子打开胸腔、腹腔，一点一点去看血管、神经等，整个大体老师全部解剖完课程才能通过。开始的时候是怕的，后来顾不了那么多，为了找结构、找神经，都趴在大体老师上了，因为都得记下来，确实压力挺大。那个年代协和给医学生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

史：1968年毕业以后，您为什么去了贵州？

唐：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有点乱了。那个年代就是大学生毕业分配，我那年的毕业生没有像原来那样分配在北京，而是都到农村去了，像四川、贵州这样一些地方。我算家庭出身比较好的，就被分配到贵州的一个造飞机的兵工厂了，在兵工厂的卫生站里工作。

这个厂子叫云马机械厂[4]，对外说是个机械厂，实际上是一个兵工厂，造飞机和战斗机的。厂子很大，好几十里地，数不清的山，山里头还挖了山洞当车间。我们就是赤脚医生，经常背着个药箱子，到各个车间去看病人，从这里到那里恨不得走一天。

史：您在卫生所做了哪些工作？

唐：兵工厂分为三个区，每个区有一个卫生站，我们轮流在各个区值班。一个卫生站就一个人，又当医生、又当护士。其实就一间屋子，外面看病，中间一个帘子挡着，里边有一张床，我就住在里面。有一次我印象很深，一个小男孩，肚子疼得不得了，肚子里蛔虫太多了，死在了卫生站，他家里人也不来抬走，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在那间屋子里睡了一晚上。

史：您刚开始到贵州的时候，有没有不甘心的感觉？

唐：没有啊，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年代就是党的需要，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去了以后，尽管大学学了这么多年，但没有系统实践，在贵州虽然我一个人在一个卫生站，但是病人挺多的，看病都是在实践中自己去练，看病、做化验、打针都要靠自己。

一开始我们那儿没有手术室，做不了手术，遇到需要手术的病人要送到外面市里去做。后来我们厂子也办医院了，70年代建起了云马机械厂职工医院，把原来的几个卫生站合并在一起，病床也有了、化验也有了，我也调到医院里去了。后来医院又盖了房子，床位有100多张，医生加起来大概也有六七十人，逐渐有了放射科、耳鼻喉科、妇产科、儿科，科室也比较齐全了，也能做手术了，慢慢就发展扩大起来了。

史：在贵州，您还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唐：我们抢救了很多病人，曾经有一个喝敌敌畏自杀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用一脸盆阿托品[5]打进去给她洗胃。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她眼睛睁开了，活过来了，我们原以为救不过来的，最后给救回来了，真是实践出真知！所以我们去支援三线建设[6]也有好处，要不然有的老百姓得不到救治就死掉了。

史：在贵州待了10年之后，您是怎样又回到协和的？

唐：1978年，协和医大的章央芬[7]教务长给我写信让我考研究生回来。章老师真是好人，她对学生就像对她自己的孩子似的，因为我们这代学生也不多，她都记得，就一个一个给我们写信，叫我们考研究生回来。后来我真是像中学生考试似的上了考场，一下就考上了。开始工厂不肯放我走，后来协和的老师跟他们说，你们那缺人的话再给分配一个人去，这样就让我回北京回到了协和。跟我一样有一部分学生也这样回到了协和。到北京进户口多难啊，我们个人根本弄不了，章老师说你不用管，她给我去办户口，把家里的爱人小孩户口都迁到北京。

史：风湿免疫科1980年建科，正是在您读研期间，能谈谈建科时的情形吗？

唐：我的导师是张乃峥[8]教授，他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风湿免疫病的。一开始国内的医生不认识风湿免疫病。像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是在皮肤科的，但是也会涉及心、肺、肾、肝、脾、脑、血管等；像干燥综合征，原来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国外文献有，我们自己不会诊断这个病。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些病跟风湿免疫是相关的，这组疾病的患者需要正规的合理的诊断治疗。1980年，在张乃峥教授的带领下风湿免疫科成立了，董怡[9]教授、蒋明[10]教授也都加入进来，这在全国是比较领先的。后来上海仁济医院的陈顺乐[11]教授、广东的余步云[12]教授，还有其他地方的医院都开始发展风湿免疫科，全国的风湿免疫学科就慢慢发展起来。

史：您跟随张乃峥教授做了哪些研究？

唐：我作为张乃峥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做自身抗体的检测。刚开始国内没人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算是白手起家，做了可溶性核抗原（ENA）[13]的提取。自身抗原和自身抗体会互相结合，我们有自身抗原的话就可以测出自身抗体来，这样病人就能确诊了，比如我们现在就知道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这些都可以从血液中检测出相应的自身抗体。

可溶性核蛋白的抗体检测，一开始我也不会做，就看书看文献，一点一点自己摸索着做。做出来的结果反应出来有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不知道，后来张乃峥教授去美国访问时还把我们这个结果带出去，请他们鉴定确认了正确性，这样实际我们已经做出来了。抗SSA抗体、抗SSB抗体还有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自身抗体，我们是首先做出来的，这样一来诊断病人就很方便了，通过检测自身抗体就能帮助鉴别病人是否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或者类风湿关节炎的可能。

史：当时做实验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唐：一开始做不成功啊，比如抗Sm抗体、抗RNP抗体要抽血化验，开始用小鼠做，后来用兔子做，最后用人的血做。那时候真是白手起家，从我自己的血抽起，就这样白天黑夜地钻在15楼2的实验室里，有时候天都亮了还不知道。但是也不觉得累，因为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当你做出来一个阳性的结果就会特别高兴。当时国外的试剂已经商品化了，但是我们拿不到样品，必须自力更生，好在我们很刻苦自己做出来了。

史：研究生毕业之后您留在协和做住院医师，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训练？

 唐：实际我当时年龄已经不小了，因为在贵州的山沟里头待了10年，到协和工作又根据协和医院的规定，重新到病房去当住院医生慢慢练。开始的时候风湿免疫科病房有10张床位，跟感染科合在一起，后来发展到20张床位，就独立出来了。从做住院医师开始，我们就被要求，不只是看病，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做科研。如果不看文献，不知道国际上先进的东西，就会落后。每个礼拜的大查房也是协和的优良传统，在10楼223教室，每次找疑难病例来讨论，就是为了把不清楚的病搞清楚。

史：协和的老教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唐：张乃峥教授是典型的协和老教授，在学术方面很严肃，要求很严格，为了学科的发展他可以不遗余力，没有任何计较，甚至可以自己掏腰包，就是一心为了事业，这就是协和的风气。生活中他就像父亲一样，周末、过年过节就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去他家吃饭，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很和谐。还有董怡教授，她非常和蔼，没有私心，我曾经将自制抗原和阳性血清，冻干成粉末，从信封中寄给当时正在伦敦研修的董怡教授，请她帮助鉴定。董怡教授迅速回复，并将鉴定结果拍照寄回来，她就希望我们把这个试验结果做出来。

史：1984—1986年，1991—1992年，您两次出国进修，开展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收获？

唐：张乃峥教授对我们这一代要求很严格，他希望培养更多更好的医生，就送我出国进修了两次，希望把国外先进的方法、检验手段学过来。第一次出国去了美国加州的Scripps Clinic（斯克利普斯诊所）[14]，在那主要就是做自身抗体的检测。在美国的这个实验室，主要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当时我们做实验要给小鼠从尾巴打药进去，小鼠尾巴上的静脉血管那么细，要打进去很麻烦，你说抓个小鼠怎么弄，捏也不行，开始还有被咬过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后来我就自己弄了个装置，用一个粗的试管，让小鼠的头先钻进去，尾巴这儿用个盖子盖上，盖子中间有一个孔把尾巴穿出来，只有尾巴露在外头，这样不管它怎么滚都可以拿住尾巴了。

第二次去的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也是主要做自身抗体的研究。这次就熟练多了，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好多试剂，还有一些动物的血清。两次出国，我都没出去玩过，整天就在弄小鼠，或者抽血化验，我们去是为了学习，为了能有一些科学成果出来，能够做出一个抗体的结果就觉得很高兴。科学道路上就是一步一步走，不可能一次就成功了。

史：出国进修的经历，让您有什么感触？

唐：在美国的实验室我是最刻苦的，绝对不会去糊弄什么，至少结果比较真。我自己认为，科研就是踏踏实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绝不弄虚作假，希望能够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好一些。

我这代人，有的出国就不回来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我的美国老师都觉得奇怪，你怎么还要走啊，我说我的家在中国不在这儿。我觉得要对得起老师们对我的培养，像我们苦日子也过惯了，我也不要贪图安逸。尤其是当医生，总有一个情感问题，我发自内心地为了我们的病人，治好一个病人比什么都高兴，自己心里有一种幸福感。

史：您1989年倡导成立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友会，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

唐：好的医生不光是开药、打针，还要解除病人的心理负担，需要跟他沟通，我觉得对病人的思想开导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工作。当时风湿免疫的病人特别多，医生又没有那么多，有的时候挂不上号，病人需要帮助、需要了解这个病，于是我就成立了这个病友会。我们每个月给病友讲课，鼓励病人跟病人之间交流病情，还有给新病人讲讲这个病的一些知识。

后来我把这个病友会交给一位热心病人协助管理，她自身也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刚开始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老来住院，病得非常重。但是她自己心态好，也会管理自己，现在比正常人还要健康，还能经常去跑马拉松比赛。她很愿意组织病友们互相联系，也会做一些群众的工作，后来病友会里全国各地的病友发展到几千人。

史：您还有印象深刻的病人吗？

唐：有个十几岁的男孩叫马露，来到急诊时全身皮肤都烂了，脚趾手指都是黑的，疼得直叫。开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病，后来病理结果做出来发现他是结节性多动脉炎，以前像这样的病人去世以后解剖才知道。我们就为他制定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案。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手术和后续治疗挽救了这个病人，最终顺利出院了。我们同时也向社会呼吁募捐，为这个孩子募集到了治疗费用。这个病人一下子爆发得很厉害，是灾难性的，如果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手段会更多一些。

协和的医生就希望多看重病人，要不然就很难进步。遇到搞不清楚的病例，协和很多老教授就非得搞清楚不可，而且能从疑难病例里面分析出一些东西，这样临床经验就提升了。

史：您是出了名的“拖班大夫”，您怎么看待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呢？

唐：我们科病人那么多，反正我就拖班呗。我招进修生的要求就是“胃小膀胱大”，因为我看门诊，从上午8点钟经常到下午2、3点钟还看不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去不了厕所，我们经常这样，憋一上午到想起上厕所的时候，都已经没有感觉了。病人真不容易，我觉得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他相信你，如果你能体贴他，他也能照顾你，我们有很多病人处得就像朋友似的。

曾经有个病人，一个小男孩，家里穷得要命，他一个人来看病，身上脏兮兮的。我给他开了药，他哪有钱拿药去？我觉得很可怜，就给他钱去拿药吃饭。这样的事我真做过，要不然我心里不舒服。

医生这个职业是很高尚的，真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15]。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做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史：您曾经担任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主任，在科室管理方面您有哪些经验？

唐：协和就应该医、教、研齐头并进，我觉得“科研是龙头，教学是基础，医疗是根本”。在医疗上根本是要把病人治好，面对一个处于危险的病人，他就像站在河边上，推一推他可能就下去了、拉一拉就上来了，所以要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临床熟练了就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在科研方面，如果只看病，而不看文献不学习先进的东西，是不行的。临床要做好的话科研必须做好。实验室里的研究对我们的诊断、对疾病的治疗有很多帮助，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还要有创新。

史：您经常说“一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您是怎么带领大家进步的呢？

唐：我觉得一碗水要端平，每个人都要培养，都应该有他自己的工作，科里对他好，他也会表现更好。我们科会注重安排大家培训进修，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有的长期有的短期。

我们科也像一个大家庭，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了就休息，劳逸结合嘛。我觉得人的生活要多方面，光工作读书也不行，所以我经常组织大家爬司马台长城。那是野长城，爬起来很危险的，最窄的地方只有差不多二十厘米宽，一不小可能会掉下去。一开始大家都害怕得不得了，不敢动，但是在爬的过程当中也能培养磨炼自己的意志，你一定要有这个决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最后的乐趣就是你自己受到锻炼了。那时我已经50多岁了，每次我带着一帮年轻人，就是去闯一闯，我希望年轻人能勇敢坚强一点。如果能爬上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那么在工作中也就能胜任。

史：风湿免疫科成立四十多年，能够发展这么快，您认为有什么秘诀？

唐：我们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招优秀的人，同时真正去培养磨炼他。作为科室主任，自己不要把“私”字放在头一位，谁都会有私心，但是最好把自己摆在公正的位置，要把科里每个人都培养出来。我们科挺团结，我做的就是发动群众，自己一个人力量有限。2008年，我们整科搬到西院，我还去出诊，每天坐公交车来回跑。我觉得对我们科里的人，要起个模范带头的作用。

史：2000年的时候，您担任了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会的主委，带领全国的同道开展了哪些工作？

唐：学会每年开两次年会，以前我们风湿免疫这个学科很小也被人瞧不起，有些医院甚至没有这个科。后来在张乃峥教授、董怡教授的带领下，大家互相交流学术，集中讨论一些疑难病例，促进基层的医院把风湿免疫科发展建设起来，把各地的同道也团结得挺好，我们的学会就开始有生机，慢慢兴旺起来了。

史：回顾几十年从医生涯，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唐：治了好多病人，让好多病人完全恢复健康了，甚至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医生除了看病以外，还需要用掌握的知识帮助更多病人。通过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友会，也让更多病人得到教育。有些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年轻患者，二三十岁，一说得了这个病就吓得要命，实际上这个病不是不治之症，我们的病人很多都治得很好的，就像正常人一样，你好好用药就行。用药也是一门技术，要讲究分寸，适可而止。

我们医生不管哪个科的，你都要对病人负责任才行，能够给他帮助多少是多少，有的真是完全可以从语言交流上缓解焦虑，可能都不需要吃药。

史：您觉得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协和人呢？

唐：作为医生来讲，就应该要救死扶伤。哪怕有人从你旁边走过摔了一下，你得去问问他摔得要紧不要紧，如果需要帮助就应该帮助他，人就是互相要有同情心。作为医生，我希望病人都健康长寿。

史：您做了一辈子医生，有没有后悔过？

唐：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治好了病人挺高兴的。我一直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说“医生是人类生命的花匠”，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学医呢，感觉到医生这么崇高，每个人都需要医生的帮助，所以我就学医了

史：您对协和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

唐：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向上，好好工作，好好对待病人，不要为了钱而奋斗，要为病人去奋斗才对，要不然对不起病人的信任。医生是生命的花匠，病人的生命之花需要我们管好，如果花开得不好了，我们要去护理好，不要让他凋谢。

注释

[1]春申中学，即现江阴实验中学的前身，1946年始建于君山脚下，名为春申学堂。

[2]南菁中学，即现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前身是1882年江苏学政黄体芳在左宗棠的协助下创建的南菁书院。

[3]195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与卫生部、北京市、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商讨，决定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八年制的医学院，当时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招收预科学生进入设在北京大学的医预科学习。

[4]云马机械厂，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的大山深处，是三线建设时期的产物，厂区绵延八公里，职工万人，建筑面积43万多平方米，隶属于贵州航空工业011基地，主要负责生产军用飞机和教练机。

[5]阿托品，主要适用于缓解内脏绞痛，也可用于有机磷中毒的治疗。

[6]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到1980年，主要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7]章央芬（1914—2011年），女，江苏无锡人，著名的医学教育专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副校长。

[8]张乃峥（1921—2014年），河南安阳人，中国风湿病学奠基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副主任、风湿免疫科首任主任。

[9]董怡（1932—2024年），上海人，著名风湿免疫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

[10]蒋明（1930—2022年），江苏苏州人，著名风湿病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

[11]陈顺乐（1932—2021年），著名风湿病学家。曾任上海风湿病学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上海市风湿病学研究所荣誉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终身教授。

[12]余步云，著名风湿病学及心血管病学专家，广东省风湿病学创始人和奠基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

[13]抗可溶性抗原（ENA）抗体是针对核内可提取性核抗原的一种自身抗体，有10余种，主要为抗核糖核蛋白抗体（RNP）和抗Sm抗体等。

[14] 1924年12月，女慈善家艾伦·布朗宁·斯克利普斯（Ellen Browning Scripps）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诊所——斯克利普斯代谢诊所（the Scripps Metabolic Clinic）。经过百年的发展，Scripps研究所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私营非营利性生物医学研究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组织之一。

[15]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