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关羽亲率七万荆州精锐挥师北上，剑指襄樊。襄樊告急，曹魏大将曹仁虽擅守御，却也在关羽的凌厉攻势下陷入困境，曹操遂急遣五子良将于禁率七军三万余人驰援。
于禁，久经沙场，其军事才能素来为曹操所倚重。七军之众，依理论而言，本应成为解襄樊之围的中流砥柱，彼时关羽军围困樊城已三月有余，人困马乏，于禁若能把握战机，或可扭转战局。然而，天不遂人愿，一场突如其来的汉水暴涨，让局势急转直下。《华阳国志》记载：“魏王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汉水暴涨，皆为羽所获。”于禁将兵马屯于低洼之地，这一致命失误，无疑为关羽的水攻创造了绝佳条件，七军瞬间陷入绝境，未及施展拳脚，便被关羽以水为兵，一举击溃。
兵败之后，于禁的选择令人唏嘘不已。这位曾在曹魏军中声名赫赫的将领，竟然选择了投降关羽，三万大军也随之陷入尴尬境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先锋大将庞德，面对同样的绝境，庞德毫不退缩，坚决死战，最终血洒疆场，被关羽斩杀。庞德出征前，曾在曹操面前立下誓言，抬棺明志，其忠勇之举，与于禁的投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因此赢得了后世的敬重，而于禁则饱受诟病。
那么，于禁七军之中，除庞德外，还有哪些将领呢？跟随于禁支援襄樊的战将中，有几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徐州刺史浩周，在水攻之后，率先弃甲投降关羽。浩周，字孔异，上党人氏，他在这场战争中，全然忘却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一心只求自保。关羽兵败后，他辗转投身孙权麾下，后又被孙权送回曹魏，但从此再未得到启用。身为刺史，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未能坚守大义，不仅未能协助主将稳定军心，反而成为了投降的表率，实在是有负皇恩与百姓的期许。
南阳太守东里衮，作为于禁帐下的司马，负责战马的管理与调配，这一职位对于军队的战斗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在生死关头，他同样选择了投降之路，其经历与浩周如出一辙，先从关羽，后至东吴，最终被孙权遣返曹魏，却也未能再获重用。身居要职却未能尽职，在战争的考验面前，暴露出了其怯懦的本质。
庞德的副将董衡和董超，亦是于禁帐下将领。当战事陷入绝境时，他们心生降意，试图投降关羽。但庞德忠勇无双，怎能容忍部将的这种不忠之举，果断将二人斩杀。董衡和董超或许是当年随庞德一同投降曹操的西凉兵将，然而他们未能继承庞德的忠诚与勇猛，在关键时刻的动摇与怯懦，使他们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材，死在自己人手中，也成为了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悲凉注脚。
庞德帐中的督将成何，虽名气不显，却有着敏锐的军事洞察力。他曾多次提醒于禁屯兵低洼处的隐患，可惜于禁未能听从其劝告。水淹七军后，成何与庞德并肩作战，至死不降，最终英勇战死，他的忠诚与勇敢，在一众降将的衬托下，显得尤为可贵。
这场襄樊之战，于禁的战败与投降，无疑是曹魏集团的一大耻辱。曹操起初甚至被关羽的声势所震慑，一度打算迁都以避其锋芒，幸得蒋济和司马懿力谏，才转而联合孙权，共抗关羽。孙权觊觎荆州已久，关羽抽调守军后，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兵力空虚，吕蒙趁机白衣渡江，智取傅士仁，收降糜芳，荆州局势瞬间崩塌。曹操也派遣徐晃统率徐商、吕建等将出击，更有王牌大将张辽赶赴襄樊前线，只是张辽尚未抵达，关羽已被徐晃击败。
回顾这段历史，于禁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曹魏集团战略决策与用人失误的体现。于禁率七军救援，却未战先降，空耗兵力，令人扼腕叹息。而那些在战争中选择投降的将领，他们的行为也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警醒的范例。这场战争的风云变幻，深刻地影响了三国的历史走向，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