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一丹奖评审洪伟龙（Warren Ang）
文摘
教育
2023-06-30 19:30
中国香港
全球发展孵化器（Global Development Incubator, GDI）驱动社会影响力的方式与一丹奖基金会理念不谋而合。我们都坚信，要实现长久、可持续的变革，就要发掘、推广真正行之有效的举措。
正因如此，洪伟龙 (Waren Ang) 成为了一丹奖评审的不二人选。洪伟龙担任 GDI 东亚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他致力于寻找、支持那些能够改变生活，有拓展潜力的项目。我们和洪伟龙聊了聊他的工作，以及他加入一丹奖评审委员会的原因。我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人，在澳大利亚长大。2010年以来，我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过，包括中国大陆和印度，后来又去了法国和新加坡，现在我住在香港。工作方面，我职业生涯中有一半时间都投入于私营以及非营利行业的管理战略咨询；另外一半的时间则花在综合的管理以及创业。最近，我全心全力投入于社会影响力领域。在东亚，GDI 和全球网络密切合作，我们的项目遍及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印度。我们的模式十分特别，一个比较生动的解释方式就是把它看作一种非营利私募模式。也就是说， 我们寻找那些具有影响力、可以被推广的举措，对他们进行长期投入，我们全程参与这个过程，我们的员工也经常驻扎现场，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什么你选择从事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工作？
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因而我希望能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工作。我希望看到更多有才之士帮助解决那些影响弱势群体的问题，而不仅是关注赚钱，但当前经济运行的模式却使这些有才能的人很难这么做。
15年来，我发现，解决社会问题比解决商业问题对我来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当然，我的工作有时还是涉及商业战略，但这些更加提醒我，能够解决贫困、精神健康危机以及改变教育等议题是多么有意义。这些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它们与商业问题不同，往往没有明确的答案。
你在职业生涯中学到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认清什么能为自己带来最大的影响力和价值，有不断尝试和坚持到底的勇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往往就很难出错了。有时，人们可能错失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机会，因为他们走了一条所谓“铺好的路”；或是成为了提供服务的人，疲于应付他人的要求；或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范围内的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逐渐失去做这件事的初衷。
从另一方面看，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曾经我也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工作上。但现在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享受生活，和朋友和家庭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不要小看这些，这才是生活的意义。
能兼顾二者，已经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的建议了。
在有效推广理念和举措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很宏大的问题，我们至少考虑三个核心要素。
首先，我们的脑海里是否有一个“明确结局” (end-game)。也就是说，是否设想清楚：一旦这个项目被推广，谁为它提供资金，谁负责执行。
我们想要解决问题，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而一般能够支持推广解决方案的“引擎”只有两个，那就是政府和商业市场，所以在设计解决方案时，要考虑到你的方案针对哪个引擎。
例如，如果你希望政府能够采用你的做法，那么你在设计解决方案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方案如何配合政府的预算、运营者以及人力；还要展示出该方案为何比其他选择更加有效，以及钱花在哪里。我们看到运营者最明显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们总想解释为什么某个项目是最好的，但并没有将自己的项目和其他选项做比较。
第二个因素是时机。如果你的方案是为政府而设计，就会受到政治意愿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有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方案。如果时机不对，可能白花了力气。所以选择时机，继续推进，这很重要。
第三个因素就是根植于当地的领导力及行动。这个领域中，资历较浅的人员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在接下来至少5-10年之间，他们可能都看不到引以为豪的影响规模，所以，由当地领导者来带动理念和举措就格外重要。他们来自本地，愿意服务于社区、深入了解当地问题，而且也愿意终身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还想强调“因势而为”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把目光从传统的、发达国家主导的方式转向全球发展。对当地问题采用立足本地的解决方法，实现社会影响力。
以香港的贫穷状况为例：从GDP的角度看，香港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城市，但2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住房是贫困的一个重大因素。新加坡也有着同样的财富不平等问题，但几乎80%的新加坡人都能够获得公共房屋，而这一数字在香港仅有30%。香港的就业市场有许多低端销售以及服务工作，意味着很多人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因此，我们要提前了解某一地区贫困的原因，存在哪些社会流动机会。这些机会又反过来，取决于政府认为哪些社会安全以及社会流动项目是可行的，而后者又取决于税收等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因国别、政府而不同，所以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上，我们都需要因地制宜，深入本地去思考。
为什么衡量影响力如此重要？
我想答案显而易见：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家想从投入的资源中看到最大的成果。但是，我认为你问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人们对衡量影响力的投入有限，而且衡量结果质量堪忧。
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可能会说衡量影响力“太难了”；或“不可能办得到”；或“需要时间才能看得到结果”。我不认为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的确存在非常困难的情况。
我希望至少能看到两方面的影响力衡量。首先，在行动措施层面，明确基本问题：什么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服务于谁？在怎样的环境下发挥作用？它是否比其他选择更快捷、高效、具性价比？如果没有这些分析，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方案是否能带来变化。
其次，在拓展层面——也就是之前所讲的“明确结局”问题，你的目标是政府还是商业市场？需要怎样的行动措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工作行之有效，优于现状。我们可以逐渐推广它，直到真正解决了某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想从影响力评估中得到的信息。
什么吸引你加入一丹奖评审委员会？
我认为一丹奖十分特别。我非常认同奖项的理念，即设置教育研究奖和教育发展奖，两者交汇之处正是潜力产生之处。一个项目要发挥影响，既要有研究依据作为基础，又能够在实地中推广。
我十分期待能够帮助实现这一愿景。尤其我认为，要使教育面向未来，我们还需要迎头赶上。如今的学校仍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教育也仿佛量产，未能够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这里的“世界”不只是指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是说教育的角色都需要变化。
如果教育能够首先重视培养有意义的关系；其次，为试错和学习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第三，引领孩子们探索世界。如果能够关注以上这三点，而不只关注知识和考试，那学校就能够带来巨大的变化。
当然，一些顶级学校或是国际学校已经采用了这些原则。但我希望这些并不只在有资源的学校出现，而是能够在所有的学校中全面推行。
这一愿景让我充满期待，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共同未来的一部分，需要共同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改变教育，使其服务于所有人，并在不同的国家都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如何更快地实现这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