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2022年12月7日，中国宣布全面重新开放，迅速改变了社会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奥密克戎毒株的快速传播导致感染人数激增，虽然重症率较低，但医疗资源短缺和医院超负荷运转使社会承受了巨大压力。这种变化不仅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还加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医疗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如何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平衡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成为人们面临的重要道德困境。尤其是在负面情绪（如焦虑和担忧）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个体的情绪感知和对疫情的认知，如何通过影响共情能力与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进而改变他们在道德两难中的决策与行为，成为本研究的核心探讨问题。
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感染风险的上升和医疗资源的紧张加剧了人们的负性情绪，如焦虑、担忧和死亡恐惧。这些情绪不仅强化了对资源的竞争，也让个体更关注自身的生存需求。道德困境中的选择——例如是否在资源紧缺时优先考虑自己——往往依赖于个体的情绪反应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因此，本研究从“环境感知”和“负性情绪”两个核心视角出发，探索疫情后公共医疗环境如何影响人们在道德困境中的决策。基于过往文献，本研究假设，COVID-19重开放对道德困境中的亲社会意图的影响，既通过人们对疫情的感知（包括对感染风险和公共医疗资源的看法）来传递，也通过负性情绪的影响路径来实现。具体来说，个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共情在这两条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行为实验和仿真建模等多种工具，深入探讨了环境感知和情绪反应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揭示了个体对疫情和公共医疗资源的感知、负性情绪的变化以及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研究还采用多主体建模（ABM），模拟重新开放政策对环境感知、情绪反应及道德决策的深远影响。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帮助理解疫情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塑造人际互动和社会行为。
图1 研究框架
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来自中国34个省份，共1675名被试（891名女性，平均年龄 = 21.37 ± 3.75岁）的相关数据。其中，587名被试（297名女性，平均年龄 = 21.53 ± 3.83岁）还完成了反转学习任务（Drevet et al., 2022），以探究变化敏感性的作用。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12月29日至2023年2月22日。
考虑到新冠疫情重开放政策后，中国各城市的疫情发展情况不同，本研究采用重开放政策后各城市的搜索高峰进程来确定被试参与实验时所处的疫情时期。对于每个被试，计算实验当天与被试所在城市的疫情高峰日之间的天数，定义为“Qdays”。 为了进一步了解COVID-19的发展过程，本研究还通过百度指数分析了重开放政策后网络上的相关搜索指数。通过“COVID-19”、“抗原”、“布洛芬”和“口罩”等关键词，发现2022年12月15日是重开放政策后网络搜索高峰。
在实验中，被试需要完成疫情相关的问卷测量，包括疫情感知（感染风险感知与公共医疗资源感知）、负性情绪（感染带来的焦虑、对感染的担忧、死亡恐惧和抑郁症状）、疫情相关的道德两难问题中的亲社会倾向（药品购买、药品分享、医疗挤兑、医疗寻求）以及人际反应指数量表（Davis, 1983）。由于疫情重启后形势紧迫且时效性强，必须在平衡样本量和数据质量的同时，确保研究不会过长，避免对被试造成过大负担。因此，在完成问卷测量后，587名被试进一步完成了反转学习任务，测量被试的变化敏感性。
图2 实验流程
研究结果
1. 重开放对疫情感知、情绪及道德困境的影响
首先，为了检验重开放政策后COVID-19疫情感知和负性情绪的动态变化，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了疫情感知（感染风险感知、公共医疗资源感知）、负性情绪（焦虑、担忧、死亡恐惧和抑郁症状）等心理构念与Qdays的关系。此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Qdays及其平方与四个道德两难困境中亲社会倾向的关系。进一步，考虑到重开放政策后搜索峰值持续时间平均为32天，以上两类分析都使用了32天作为临界点进行了分段线性回归分析。
如图3所示，在疫情感知方面，从高峰到搜索结束日（Qdays = 0~32），感染风险感知保持在较高水平，且不随时间变化，搜索结束后（Qdays > 32），感染风险感知呈逐渐下降趋势。同时，人们对公共医疗资源感知在疫情搜索高峰后继续下降，在搜索高峰后保持稳定。这表明，在舆论发酵过程中，公众感知的医疗保障稳定性持续下降。在负性情绪方面，从疫情搜索高峰期到结束日（Qdays = 0~32），人们的担忧、焦虑和死亡恐惧随时间保持稳定。在研究结束（Qdays > 32）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担心、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继续减少。此外抑郁症状保持稳定。在道德两难困境中，当Qdays = 0~32时，药物分享和医疗寻求困境中的得分随时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在假设人们拥有医疗资源的困境中，他们在两种道德困境中的亲社会倾向先上升后下降。而搜索结束后（Qdays > 32），人们在药品购买困境中的得分开始持续下降。该结果表明，当公众感受到医疗资源不足时，亲社会行为会减少。
图3. 重开放后，疫情感知、情绪及道德困境的变化趋势
2. 影响亲社会倾向的认知路径与情感路径
接着，使用PROCESS版本3.4模型4（Hayes，2013）进行中介分析，探究了共情是否中介了负性情绪（焦虑和担忧）对疫情相关道德两难问题中的亲社会倾向的作用，以及变化敏感性是否中介了COVID-19疫情感知对亲社会倾向的作用。
如图4所示，在医疗挤兑困境中，变化敏感性在公共医疗资源感知与亲社会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个体感知到的公共医疗资源通过改变其变化敏感性增加了个体的自私行为（图4A）。相反，公共医疗资源感知通过改变变化敏感性增加了个体的在医疗寻求困境中的利他行为（图4B）。
共情在焦虑与药品购买困境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图4C），在焦虑与药品分享困境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图4D）。这些结果表明，当个体被认为未被感染时，对他人的共情可能会增加亲社会行为。此外，共情在焦虑与医疗挤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图4E），焦虑与医疗寻求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图4F），表明当被试处于假设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境时，对他人焦虑的共情增加了他们对疫情严重程度的感知，降低了他们对医疗支持的感知，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更加自私。
图4 中介效应图
3. 重开放政策对疫情发展的影响——基于ABM模型
本研究还使用基于代理的建模 （Agent Based Modeling） 建立了易感-暴露-感染-恢复-死亡（SEIRD）模型，模拟重开放政策对 COVID-19 疫情的影响，进一步阐明以上心理路径。模型包含公共医疗资源感知、变化敏感性、焦虑、共情和四个道德两难问题中的亲社会倾向因素。模型假设：（1）在疫情重开放政策初期，当累计感染人数不到30%时，具有较高亲社会倾向的代理人更不可能移动并寻求医疗资源；（2）较高的医疗挤兑会导致较低的寻求医疗资源的概率；（3）较高的药品分享会导致较高的药品分享概率，即代理人之间共享药品；（4）较高的药品购买会导致较低的购买药品概率；（5）积累的医疗资源和药品会减少死亡率和恢复时间。
仿真结果表明，道德冲突中较高的亲社会意愿可以延缓疫情的爆发，减少疫情高峰期的感染人数。这些效果减轻了资源限制，为资源分配和策略开发提供了更多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更高的亲社会意图可以减少死亡人数，这对减轻焦虑和恐慌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只有早期亲社会倾向的增加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大流行造成的损害，而后期亲社会偏好不会影响大流行的发展。正如我们的调查显示，这些亲社会意向可以通过影响因素如焦虑和共情，以及感知因素如感知公众支持和对变化的敏感性来调节。
图5 ABM模型拟合重新开放对疫情的影响
总结
总的来说，本研究强调了重开放政策对环境威胁感知、情绪和道德冲突中亲社会倾向的广泛影响。对公共医疗支持和负性情绪的感知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亲社会意愿，又反过来动态地影响疫情的发展。ABM模拟表明，通过情感和感知途径调节早期的亲社会倾向可以减轻疫情的严重程度。这些研究结果强调，公共卫生应急战略的制定需要将心理因素纳入考量，并进行持续监测和政策调整，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公众情绪和行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