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川端康成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近代，十九到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很兴旺。东亚，只有日本人得诺贝尔奖。好处是明治维新以后，确实是一浪高过一浪。
按说他们的文化历史，不过是唐家废墟，从中国移植过去的，弄成平假名、片假名，就是拿中文的正楷字和草书的一部分，作为日本字的“字母”。日本展览中的所谓“売場”，即小卖部，将“卖”（賣）误成“売”。
他们的明治维新比我们早，全面，彻底，又输给中国许多新名称、新字词——是文化的反弹，反弹的文化。无论家庭装束、园林艺术、道具器物，你一看，这不是中国的么？已经是“日本”的了。
自从平安朝后，日本文学转入平淡。平安朝，以平安京（京都）为都城的历史时代。接下来是镰仓朝、室町朝。这两朝文学命运掌握在武士和僧侣手中，要对武士歌功颂德，或宣扬佛家的避世，停滞在一个没落的阶段。冬去春来，到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文艺又兴旺了。
江户文学是全面复兴的，有和歌、俳句、小说、戏剧，纷纷兴起。歌坛（和歌）有香川景树（1768—1843）作为代表人物。俳坛有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姓氏，指生于何处，或所居之处的特点，如田中、松尾、香川等，后二字自取。子，中文称男子，日本人称女子——小说，有井原西鹤、山东京传、曲亭马琴，戏曲有近松门左卫门。
支配江户时代文学的思想，是儒家的伦理学说。
松尾芭蕉，在日本到处可以看到他的俳句，也有诗。他的笔号桃青，是个旅行诗人。他的俳句是有闲寂的趣味。
俳句的规矩，是十七字组成一句短诗：第一句五字，第二句七字，第三句又是五字。公认是用来写景的。后来五字一句，也成俳，二句也成，三句也成，但不能有四句。
写景，要闲，要寂，要淡。我所写的短句早已超出规定，嬉笑怒骂都有，可谓俳句的异化，但我守住不出三句的规矩。
果然，再多，就失了俳风。下面是例子和我的翻译：
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
青蛙，跳进古池的声音
我译：古池，青蛙跳进，水之音
枯枝に烏のとまりたるや秋の暮
乌栖在枯枝上，秋色已暮了
我译：枯枝上栖着乌，秋已暮了
年暮ぬ笠きて草鞋はきながら
戴着斗笠，穿着草鞋，不知年之暮
我译：不知年之暮，斗笠，芒鞋
“青蛙，跳进古池的声音”这句，世界有名。
还有“十年后，那个咳嗽着回来的男人”，石川啄木（1886—1912）句。
芭蕉是俳句大师，学生很多，如榎本其角（1661—1707）、服部岚雪（1654—1709）、森川许六（1656—1715）。
江户文学的特点是平民文学的兴起，散文流行，民间喜爱的叙事性散文，写得像小说一样。
“浮世草纸”，即写实小说（“浮世”是佛家言，意为人生）。始创者井原西鹤（1642—1693），独具慧眼，知人心秘密、市井罪恶，作《好色一代男》，大受欢迎，乃作《二代男》、《三代男》、《好色一代女》、《男色大鉴》，后来遭官方禁止，改作武道和历史小说。他的思想特色是平民的、物质的、讥讽的、精细的、本能满足的。
井原西鹤之后，“草纸”的内容与形式渐变，封面表纸赤者称“赤本”，黑者称“黑本”，黄封面称“黄表纸”。“赤本”夹谈妖怪，“黑本”杂以实物录，“黄表纸”则讽刺、滑稽。
另有“读本”，以劝善惩恶为宗旨。“洒落本”，以花街柳巷为题材。“人情本”，比“洒落本”更专精于巷谈野语。
江户时代的最大特产，叫“净瑠璃”，创始者即近松门左卫门。“净瑠璃”，即诗剧。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写了一百多种，被比为日本的莎士比亚。他的诗剧分“时代物”（即历史剧）、“世话物”（即社会剧）、“心中物”（情死剧）、“折衷物”（有史，有社会，混合写）。因为写得多，有人以近松比拟莎士比亚。日本哪里出得了莎士比亚？
江户时代，小说、诗、戏剧都有很大进步。所谓江户，就是东京旧称，古代是武藏国的一部分。
看日本，真是眼花缭乱，一目了然——或时而眼花缭乱，时而一目了然。
接下来是明治、大正时代。所谓明治维新，是个持久的运动，始自明治朝。明治和大正时代是日本文学最进步的时期。日本从那时起可算真正有了自己的文学。
此时能继承江户文学，又能努力向外发展。芭蕉、西鹤、近松，都后继有人。
文学有两类：一是独自完成，但不影响别人。一是独自完成，却给予别人、后人影响，滋养后人的艺术。两类各有好处。莎士比亚，不断影响别人；屈原之后，成所谓骚体；塞尚自我完成，不知影响多少人；曹雪芹，也是一个源头，张爱玲学了一点点，就有滋味。
能创造影响的，是一个天才，能接受影响的，也是一个天才。“影响”是天才之间的事。你没有天才，就没有你的事。
（笑：孩子几岁了？喜欢吃什么？爱吃就多吃点……歇着，别累了……慢慢会好的……）
尽管受影响，几乎不用脱掉影响。
明治维新十年以前的文学小说，都是吃了前朝的残羹冷菜，好在命脉不断。看中国，断层不断，不止一次，是三次断层。
一是“五四”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文言转白话，是时代使然，但转得太急，两派都太意气用事，用吵架方式、革命方式，弄到“五四”以后，不懂古文了。
二是启蒙与抗日救亡的矛盾。西方影响正要继续进来，抗日救亡，就完全不顾文化教育。蔡元培终于也疲倦了。
三是革命和愚民。文学艺术在极权下成了丫头，一边歌功颂德，一边长期愚民。
这是中国近代的文化悲剧。现在中国有转机，出现不少小奇迹，希望有中奇迹、大奇迹。
明治时代以来文学进步的原因，大致如下：
一，日本朝野各界锐意改革。
二，欧美文化思潮入境。
三，民众生活积极进步。
四，日中战争，日俄战争，他们胜了。
五，人才频出。
上一阶段的江户末期文学，已颓废，山穷水尽，明治、大正时期是个不能不振作起来的新局，也可说是死里求生（我们中国现在也面临这样一个情况，“文革”末期，山穷水尽，不能不振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明治时期整体性地求改革，而且几乎全部西化、欧化。
日本当时接触西欧文化，也很肤浅。德川幕府时期，是从荷兰得知一点欧洲文化。明治以来，欧风美雨源源而来，衣、食、住、行，日本人都喜欢，都用。我们从日本电影上看到，他们学得蛮入流，有模有样（其实中国二三十年代，租界洋场上的人也是有模有样的）。
最初流进日本的，以英美文化为主，然后是法德的。明治文学的黎明期，有寝馈于英国文学的坪内逍遥（1859—1935），有对德国文学造诣很深的森鸥外（1862—1922），又有崇拜法兰西的中江兆民（1847—1901），倾倒于俄罗斯的长谷川辰之助（1864—1909，笔名二叶亭四迷），这样各有所宗，各唱各调。日本文学左右逢世界之源，就蓬勃发达了。
中国“五四”也是这样的好景观，人才更多于日本，翻译也很热闹，但经不起后来政治的一刀切，一篇讲话，什么都完。
文学家中有写小说的，写长诗的，写俳句的，写戏剧的，而各品类中之佼佼者，多达二三十人，可见阵容之大。尤其可贵的是出了十多位评论家！
“五四”以来，中国够分量的评论家一个也没有啊！出了一个战士，鲁迅先生，出了一个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没有评论家，苦在哪里呢？是直到现在，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问题，都没有弄懂。
鲁迅没有担当这些，热心于枝枝节节，说得再好，还是枝枝节节。让鲁迅评论，他也担当不起来。丹麦的勃兰兑斯把近代欧洲文学统统读过，统统来写，写成《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套书。鲁迅在文学上缺乏自己的理论，也缺乏世界性的艺术观。谈绘画，谈到木刻为止。对音乐，鲁迅从来不谈。
中国要文艺复兴，批评家一定要先出来，一个两个批评家不够的。中国文学有一天要复兴，两种天才一定要出现——创作的天才，批评的天才。
能不能兼？可以，但必须是天才。
其实全世界都在等待。各国都缺少这样两种天才。
明治文学进程分五个时期：
一，第一期前半是黑暗期。初，内乱频起，新与旧、保守与进步的斗争很激烈，大家顾不到创作。第一期后半是准备期，民众势力抬头，国乱稍平，翻译工作竞起，新思想成长。
二，日本近代文学的黎明期。坪内逍遥主张现实主义。理论研究成三派：砚友社，民友社，早稻田派。
三，文风转变期。由写实转为观念，日本的观念小说有点近乎象征和神秘主义，宜于知识分子读，不久又过时了，转为社会小说和家庭小说。
四，转为自然主义。这个“自然”与法国的“自然主义”不同，是指不造作，听其自然，但也有像法国自然主义的注重细节描写的特点。此时，许多评论家出现。
五，新理想主义代替了自然主义，更丰富，更复杂。
从这历程来看，一步一个脚印。到第五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加强了，至此可分三派：
人道派，以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为中心，出杂志《白桦》，又称白桦派。
享乐派，以永井荷风（1879—1959）为代表。
唯美派，以谷崎润一郎（1886—1965）为代表。
依习惯，都称这几位文学家名字的前两字。
还有许多作家跨越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如芥川龙之介（1892—1927），我以为是最杰出的，这要到讲日本现代文学时再说——还有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芥川是个真正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他到过中国，和清末文人接触过。
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写得极好，电影《罗生门》就根据他的两篇小说合并改编。他真正称得上世界公民。日本文学以芥川为最高，后他因严重的神经衰弱自杀。上述三者，都是自杀的。“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的诗。”即是他的句子。
以人最可爱，是芥川，以日本性格论，是三岛、川端，最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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