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 云何此生 关注我
按：作者诸玄识，皖籍，少随父游宦于三湘四泽与江淮之间，于变动中成长；启蒙于徽派之立言，闻道于桐城之立德，笃志于合肥诸相之立功。安徽师大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师。1990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深造，而后到台湾研修国学。目前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
此文为诸先生长文《西方文明的“创世纪” ——原始欧洲“全盘中化”面面观》的节选，本号将持续更新转发至全文完毕。
西方禀赋只有“哥特性恶＋耶教原罪”（劣根性），本不具备文明成分。所谓“西方文明”可以称为文明的要素，基本上全部来自中国。其范围不仅限于思想文化、物质文明，实际上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本文列举了22个方面，并详细展开，以期收到举一反三，一窥豹斑之效。
01.启蒙人文
源自《易经》（蒙以养正，人文化成）。历史上的定居人类一分为二（两种模式）：
Ⅰ.以神为本 → 人无作用 → 拜神与救赎（生生灭灭的自然律）→ 原始停滞（中华圈外）
Ⅱ.以人为本 → 人有作为 → 创新与发展（大起大落的周期律）→ 传统文明（中华圈内）
模式Ⅰ有成千上万个族群，模式Ⅱ在人口上占世界总数的近一半。后者归因于客观上的季风雨区和雨热同期，再加上文化主体上的“人”的作为。
公元1700年以后，中国以外的人类社会逐渐从模式Ⅰ（神本）转型为模式Ⅱ（人本），它是以“启蒙”为机枢的世俗化、文明化。这正如斯塔特曼所说的“中国的世界性启蒙”和“全球中国化”（Sinicizing the Global）。
以神为本的社会，不存在“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怎么还有发展与文明呢？
像古埃及、巴比伦和苏美尔等祭司（神权）社会，它们的“文明史”应该和其宇宙观（自然观）一样，也是出于虚妄。实际上，它们都是耶教神话的异质性（新史观）之拓展。人类社会的真实性宇宙观（自然观）源自《易经》，而它在17世纪末开始成为西方传统与文明的认知基础。后文详述。
西方的世俗化与文明化（模式Ⅰ→模式Ⅱ）的关键，是儒家战胜耶教及其神权禁锢（18世纪西欧）。芝加哥大学的汉学家艾恺（Guy Alitto）写道：
耶稣会士将儒学塑造成“自然神学典范”。……中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可以说，孔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20世纪的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认为，孔子是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这与欧洲启蒙运动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
波兰哲学家罗嘉熙（Dawid Rogacz）在其论文《中国创造了近代西方》中指出：“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显著特点是，中国文化促成‘世俗主义潮流’”；“其先决条件是，中国历史和儒家伦理对‘圣经时空’的质疑，最终颠覆了耶教神话与神权”。
华盛顿大学的特雷西·彼得森（Tracie Peterson）的论文《中国是如何革命化法国的》写道：
几代耶稣会士的大量译著均赞扬中国哲学与政治，深远地影响了欧洲公众；他们质疑神权统治与社会现状，而最具挑战性的则是伏尔泰。很讽刺的是，伏尔泰和其他的启蒙思想家攻击教会的基本证据，尤其是那些激进的理论，都是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提供并编辑的。耶稣会士索隐派与伏尔泰的直接联系，帮助他形成关于法兰西乃至全人类的进步观念，这首先导致了启蒙运动对教会的全面否定。……伏尔泰使“中国成为新法国的典范”，从而激发了法兰西民族的觉醒和欧洲世俗道德的形成。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孔子思想破除神权禁锢
好文连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