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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为诸玄识先生长文《西方文明的“创世纪” ——原始欧洲“全盘中化”面面观》的节选，本号将持续更新转发至全文完毕。
在18世纪以前，西方的“时间”与真实自然无关，而来自宣称“创世”（开天辟地）仅发生在几千年前的圣经神话。甚至，“中世纪从上到下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和他人的年龄。”
西方时间从何而来？它是近代欧洲人从中国引进的“历史”的副产品。
美国学者范克利（Edwin Van Kley）说：在17世纪，“中国知识迫使欧洲人逐渐改变他们的‘世界历史’，以尝试适应新获得的中国年表”；最终“通过把中国历史与（西方）世界历史相结合……解决了欧洲的时间编年的问题”。对此，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解释：
当耶稣会士在17世纪到达中国时，发现中国历史比《圣经》所描述的更长。随后，他们翻译了中国文献。……后者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家所采用。……于是，中国史料渗透到有关古埃及和巴比伦“知识”的背景中，致使它们发生了重大更新。……另一方面，欧洲学者被迫重审他们的“传统编年”，只好用更早时间的七十士译本，取代权威的拉丁文译本来作为“通用圣经”，以契合中国历史。……但到启蒙时代，伏尔泰将中国古代当作历史主轴；其理由是，中华文明比圣经神话更悠久、更可靠。……以上是中国改变欧洲人世界观（时空观）的典型例子。……耶稣会士“发现”中国历史这件事，使欧洲人能够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扩充其“普世历史”。……《圣经》是旧欧洲的基本参考资料，而创世与洪水则是两个重要的时间参照。……大主教乌雪（James Ussher,1581—1656）制作的“圣经年表”，将创世和洪水的时间分别置于公元前4004年和公元前2348年。……（鉴于后者与伏羲登基时间公元前2952年相矛盾）福修斯主张（Isaac Vossius,1618—1689）采用七十士译本（圣经），其创世和洪水时间分别是：公元前5622年和公元前3366年。……耶稣会士卫匡国一再强调中国历史乃真实可信。……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评论：不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充满荒诞神话，中国历史则是天文数据、天干地支和天职实录之三结合，因而是连续、详实和可靠的。……（由于它显示华夏民族在洪水湮灭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中国历史对“圣经编年”构成了严峻挑战，甚至要毁掉它。……但无论如何，被传世文献和实证方法所支持的中国年表，极大地帮助了欧洲对其“世界编年史”的写作和编纂。
现代世界的时间及其相关知识均来自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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