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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说:“第一个创造现代国家的是古代中国(秦朝),……此种政治机构不是父权(血缘)组织,而更像一个现代体制。”
对此,耶鲁大学教授傅正元解释:
公元前221年,中国在制度上就已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常备军、由任命和受薪的官员组成的官僚阶层、专门结构和职能的政府机制、中央机关负责的地方行政管理、地方和中央共同发挥作用的法律体系、统一的度量衡系统/水陆交通系统/书面语言(文字)/税收和户籍制度。
美国《圣智学习·比较政治》指出:“早在欧洲人开始思考这件事之前的两千年,中国就已完善了中央行政的官僚机构。”
欧美列强乃“战国七雄”之翻版,而其霸权则是放大规模的“战国”重演。西方是在18—19世纪复制了华夏古制(民族国家),其特点是:一元化、超血缘、强组织、易动员、高效率和应战型。
欧洲国家形成的前提是:Ⅰ.管理上乃超越血缘而跨越地缘;Ⅱ.语言上乃嵌合表音而嵌入表意。“嵌合表音”即印刷规范字母,“嵌入表意”即摄取汉语概念。
关于第一点(血缘→地缘),它是两股相反力量的交叉平衡的结果: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后者在近代西方即儒家思想,它帮助结束宗教战争,并且提供世俗伦理以及人群的妥协性与亲和力。
欧洲列强都是何时才形成民族国家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琳达·柯莉(Linda Colley)指出:大不列颠的民族国家形成于1707—1837年间:一半塑造,一半伪造。后者指:支持其“身份认同”的文化根基是虚构的。亦即,斯科特爵士(Sir Peter Scott)的名言:“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并不比美国早多少。”
笔者理解以上“发明(英国)国家”,有两层意思:一是关于18世纪以前的伪历史:从罗马不列颠到其后一两千年的诸王朝;一是关于18世纪以来的真文明。后者指构成英国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是通过抄袭中国而人为拼凑的。正如大卫·波特所言:“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挪用中国文献(译本),杜撰出支撑“联合王国”身份认同的‘盎撒文化传统’(《英语古诗遗产》)”。
较早“中国化”而获得大部分文明成分的法兰西,却很晚才形成国家(1789—1809年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说:“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请想一下米拉波将1789年之前的法国视为‘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
德国在这方面更是姗姗来迟(19世纪上半期)。黑格尔说:“(欧美)他国都把中国国家制度当作一种理想模式,就是我们(德国)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
至于意大利和俄罗斯,其完成国家建构的时间分别是1870年和19世纪下半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虚构的,俄罗斯文明等于“法国化”。后者实际上是“第二手中国风”。美国亦然——杨百翰大学的一篇论文称:北美独立和建国归功于“第二手中国风”(经济原因)和“儒家革命者”(指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
科举制度:政治精英的产生机制。它超越血缘、阶级、宗教、财富和军阀,也构成现代各国文官制度的原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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