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 云何此生 关注我
既真实（非宗教性）、又普遍（非地方性）的系统知识源于《易经》，而西方则直到启蒙时代（废神权）才有幸分享它。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人看来，中国是“宇宙终极知识的来源”和“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
美国银行家杂志（1909年）称：“在许多世纪以前，中国就有了我们所谓的“现代思想”的古代知识库（Ancient Repository），并且一直在实践中。”
莱布尼茨认同耶稣会士的这一见解，即“《易经》是真正哲学、数学和逻辑的源泉”。白晋还说：《易经》（易象）“蕴藏了所有人类知识的原型”“概括了算术、音乐、医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占星术等学科的完美形式”。
剑桥哲学家马伦本（John Marenbon）的这句话似乎道破玄机：欧洲崛起归因于两个“发现”：16世纪在地理上“发现美洲”和17世纪在知识上“发现中国”。
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向英国皇家学会宣布：“中国文明……将为我们（西方）打开一个知识王国”。
耶稣会士“在远东找到各种西方思想的种子，……（从而）使欧洲意识“去野蛮化”（de-barbarization）”
日本学者西川如见（Nishikawa,1648—1724）说：“明朝后期的中国见证了技术知识的大爆炸（big bang）……，而百科全书的爆炸则发生在万历（1573—1620年）中叶。”
维也纳大学教授莱纳（Georg Lehner）介绍：“来自中国的知识成为欧洲百科全书的源泉，……1700年至1850年间出版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百科全书……都是对有关中国知识的浓缩。”
《易经》是古今世界的知识的源头与源泉。今天的知识体系在古代被原创必须具备七个条件：
Ⅰ.通过“启蒙”将众生从“神”那里解放出来；
Ⅱ.以“人文化成”来确保非对抗性之“有为”（进取）；
Ⅲ.摈弃宗教或神话（虚妄）来认识真实性的自然；
Ⅳ.客观上要求气候、地貌、物种和风俗皆多样性；
Ⅴ.超越血缘与地缘的思想（天下观）和组织（大一统）；
Ⅵ.天地人（三才）契合而互动带来发展型农业；
Ⅶ.扬弃“象形”和“表音”的表意文字（普遍而抽象的概念）
在17世纪的欧洲，接受或消化来自远方异域、且是神本反面的东西，遇到了重重阻碍；“自然神”（自然宗教）就被用来作为缓冲和过渡，旨在使“舶来品”合法化。丹尼·库克（Daniel Cook）阐述：
莱布尼茨在其暮年写下《中国自然神学论》。此前，他称道中国政治与社会和平，优于基督教欧洲。许多启蒙精英都举出中国的论据：不信教尤能保持社会道德与政治稳定。而莱布尼茨则认为，古代儒家就是“一神教”——相信“上帝无形、灵魂不朽”的自然神，这是中国达成文明佳境的精神基础。……他将自己发现的二进位制归功于《易经》。这样，莱布尼茨使得包括科学在内的中国古代知识“合法化”了。
于是，才会有《新世界百科全书》所讲的情形：在华耶稣会士学会了欣赏这一古老文化的科学成就，并使它在欧洲广为流传。孔子学说极大地影响了启蒙思想家。作为经济学创始人和亚当·斯密的先驱的魁奈，生前被称为“欧洲孔子”。歌德亦被誉为“魏玛的孔子”。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指出：“由编译中国文献而产生的西方认识论，标志着现代知识的形成。……19世纪前期的欧洲，各种中国式的新型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好文连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