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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墙根、老阳儿下说说那几年我们在北京东城地界是咋混的？
听懂的、咂摸出味的应该多是北京的主儿，是在北京混过的。挑理儿的，递嗝的那就应该是北京的爷了。
1963年我们家从西郊大院搬到城里胡同里的小院，正好赶上我小学毕业初考中学，志愿全部作废，只有就近分配入学了。
唯一的选择是钟鼓楼前、皇城根后身的地安门中学了。
老北京人都知道用地名命名的中学，多没有好学校。但不一定不是老学校。
北京市地安门中学1902年4月17日建校，位于地安门东大街127号(明清两代的兵将局旧址)。建校时的名称是顺天中学堂，1907年改为顺天高等学堂。顺天高等学堂是清末京师七所高等院校之一。开学那天，慈禧太后曾派人送过一个御赐书柜。1940年改名北京市立高级中学。1945年改名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1952年与河北北京师范学校初中部合并,迁至鼓楼东大街14号(原顺天府旧址)，改名河北北京中学。从何时搬回此地更名为地安门中学我没有考证过。
我入校时，学校的大门口东侧紧挨着一个棺材铺，所以一直被称为棺材铺中学，简称“板儿中”，文革开始不久棺材铺改为蔬菜水果店了，记得一个大胖子的售货员，挺和善的。对我们小吃小拿睁一眼闭一眼。记忆深刻地当时苹果可以剜掉坏的地方，残缺不全地按个卖，那时我们经常去偷吃点小东西，一个红果啊，一粒花生米啊，呵呵！后来还流传着：地安门中学门朝南，门东有个蔬菜铺，学生偷白菜，老师偷大葱，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
学校的红色历史也是很牛的，这所历史名校，是北京市第一批有党组织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前辈。后来我参加学校90年、100年校庆时，好像康世恩副总理、荣高棠主任都有参加过。以致后来我的老父亲听说地安门中学的前身是河北北京中学，他说他还在这所学校的前身上过几天学后参加了革命。呵呵！我们爷儿俩是校友啊。
以致前几年一位现在的副校长，还在不疲地为恢复已被改名为五中分校的母校的名称，做了大量工作，听说还把行政教育部门告上了法庭！地安门中学的名称还是没有改过来。应该是大势所趋吧，人家想急功近利，沾五中好名气吧。
1963年我入校时，地安门中学是男女分班，一个年级有10个班，这一年就招生了400多人啊。一开始我被分配到俄语班，我的父亲认为学习俄语，将来会受限制，就自己步行到了学校，不知道找的谁，我就被改在了学习英语的初一5班了。
后来初二下半学期，因为我们班太闹腾，留级的有些，就把我们班拆分了，我被分到了初三3班了。
我在地安门中学上了初中三年，文革二年。记得我的班主任叫郭正中、李学英，张振宇、教导主任鲁桐、总支书记丁景敏。
老学校就有老老师，张茂松的字写得那叫棒、赵右派（名字挺难记的，学生们背后都这样叫，应该叫赵实理）数学课教的呱呱叫，最爱上他的课，戴个眼镜，好像还是归国华侨、体育老师马伯群一位壮实的汉子、李学英是教几何的，是个外冷里热的女老师、郭宝华女老师年轻漂亮，青春期的男学生，经常不自觉地多看两眼其背影，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文革前一年她调到成都她大尉丈夫哪里去了。要不然文革开始时也会象音乐老师李小林（脸上有个痦子，学生背后叫其符点）一样，被学生按上莫须有的绯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李老师到底和校医耿帅哥有没有关系。
中学生能闹腾。虽然教导主任鲁桐，凶巴巴的，他在我的记过处分布告上的签名和红勾，让我记忆清晰。但是他这位学生都记恨的教导主任，文革初期遭学生批斗，我没有参加、没有写过大字报，更没有参与打骂。尽管他给我的处分有些夸张，就是些上课捣蛋，不按时完成作业，简单说就是不听话，被他杀鸡给猴看。那我也没有报复任何老师员工。没有这个意识，现在我挺舒坦的，不内疚。
噢！对了，为什么给我处分，也许是因为那时我和一位叫杨满城的同学，在东板桥他家养鸽子，上课时我做鸽子哨，经常闹出动静吧。当然还有其他调皮捣蛋的业绩吧。杨满城的父母亲都在内蒙工作，我们就在他的小院里养了20多只鸽子，养过整盘儿的紫半截、养过整盘儿的灰棱（瓦灰娄鸽）、也养过观赏的整盘的点子铁膀，点子铁膀性不好，爱丢。经常落人家的房上，那时圈内叫做过死的，就要不回来了，所以就和人家打架是常事儿。
记得东板桥一带有个叫大印的顽主，厉害。我们中学生小玩闹惹不起他。他和我们过死的，很坚决，从来不招活的鸽子下房逮住，以免我们过去要，都是一弩弓，用泥蛋铤死了事儿，让你断了念想儿。我们都恨他，没辙，人家是地道的北京老炮，凶巴巴的。
不过，我偷学一位老者做鸽子哨的本事，现在还记得，还可以做，什么葫芦、二筒、三铃、五铃，现在没有人做了，见不到了。那可都是老北京的玩物啊。
那几年我们学校的鼓号队，在北京东城区，颇有名气，声势浩大，狂野不羁。我们鼓号队的队长兼指挥，就是后来北京首漂黄河北京队队长的于忠元同学，他现在还活跃在影视圈里，参与拍出众多的优秀影视剧的制作。
当年我在鼓号队里打过大鼓，敲过大叉、小叉，还吹过小号，就是没有打过小鼓，那是女孩子打的。
我们几十人的鼓号队经常沿鼓楼大街到北新桥往南到东四大街等地，和沿途的23中、21中、22中学的鼓号队叫板茬架，就是看谁的鼓号声音大，不乱点儿，队形整齐，我们在于指导的大动作的指挥下，经常是凯旋而归。但我记得我们就没有和附近五中的鼓号队茬过架，人家是好学校，不惜的理我们，真的不一样啊。
但是我们也干过好事儿，参加过远在和平里外的天坛家具厂、北郊木材厂等的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助兴活动，不知道是谁给找的，反正一人一瓶北冰洋，一个果子面包，就打发了，坐大卡车去的。
那时于忠元指挥我们好像有四套鼓谱，用X O标识的，我还记得一些鼓谱和号谱，玩闹中的记忆最强。
我还记得当年北京市青少年体操冠亚军在我们学校高一年级，好像叫马边强、叶思恭吧。
后来来了工宣队军宣队，不管谁来了，就是没有好好上课了。
那几年我们学校组织到过南口农场和顺义木林公社的陈各庄劳动，好像是两周，吃的一水儿的菠菜，.......还参加过北京什刹海湖底的清除淤泥的劳动，真的挺累的。
1968年2月开始文革中第一次征兵，我报名了。我到现在也记得那时一位到我们学校征兵的四川籍的军人，到我已经被打倒的父亲的单位调查我的政治背景，当时造反派说我爸爸是走资派。这位接兵的干部问造反派，我不管他是不是走资派，就问一下他是不是叛徒？造反派出具了“现在还没有发现他是叛徒的证据”的证明。这位军人当时就说：那这个兵我接走了！
我是从地安门中学正规当兵的，他的名字叫邹明才，我新兵连的排长。
我们离开北京不是从家里走的，而是从学校走的。没有亲人送行，在学校集合后，好像是步行到了东城武装部，从哪里到的火车站。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们几个同学兜里有了不菲的现金了，大约有1元钱吧，就到学校不远处的白米斜街口上的馄饨侯吃了一碗馄饨和烧饼。
但是也许我们是少有的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拍照毕业合影的学生吧。
（人名、事件时间等有出入，免拍砖啊！呵呵！手下留情，指点点播为盼为好为谢）
那几年我在这里上学时，学校的大门口就是这样子的，后来似乎稍微整齐近代点儿吧
我们在校时，男女是完全分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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