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 锦璐：城市不再“困兽”（散文）

锦 璐：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中短篇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青年文学》《钟山》《花城》《小说月报·原创版》等刊，出版有小说集《双人床》《美丽嘉年华》，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尾巴》，散文集《绚丽之下 沉静之上》等。曾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中篇小说选刊》奖等奖项。

城市不再“困兽”

我的小说世界一直建立在城市之上。二〇〇二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标题即《城市困兽》。一鼓作气写了十年，而后中断，二〇二一年回归创作，前前后后作品表现的题材都取自城市。唯有一篇《弟弟》，讲述一个农村女孩悲惨愚昧的人生，被归为“苦难叙事”，但主体情节也多集中于城市。现在翻看十几年前一些关乎我早期作品的评论，“城市”“欲望”“情感”“危机”“穿行”“批判”“拷问”是高频词。可以想见那时的我，敏感体质，怀揣对这个世界巨多的不满、质疑、迷茫，小题大做的愤懑悲伤吐不出又咽不下，奈何没有改造世界的能耐，只能手指如鸟喙不断敲打键盘，在城市的暗夜中啄出一个个树洞。

我出生于新疆，自小生活在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老城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北门、南门是当年的城门。如今城门不再，名字依然沿用。北门至南门以内的区域是比较早的市中心。大名鼎鼎的二道桥大巴扎在南门以南。我家在北门以北。从北门出发，沿着光明路、友好路一路向北六公里，就到了八楼——歌手刀郎成名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的那个停靠二路汽车的八楼。八楼建于一九五九年，大名是昆仑宾馆，相当于国宾馆，按北京前门饭店的样式修建，兼具苏联古典式和伊斯兰风格，因楼高八层，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八楼”并流传至今。

八楼东北方向数百米，是新疆师范大学，一路之隔是大学家属院。我的大学就在这里，我家也在这里，所以大学没住校。偶尔会在女生宿舍蹭一晚上，过一过住校瘾。比二〇〇二年更早的某个严冬的夜晚，我为两位“死党”打开家门。她们拎着水桶，背包里装着换洗衣服，脸上的表情有欢喜有回味有气恼，因为谈恋爱难舍难离，从而错过学校澡堂一周仅开放两次、一次仅四个小时的时间。好在她们有我。在煤气热水器因不完全燃烧发出的“轰轰”声中，在偏左一分则凉、偏右一厘则烫的冷热水不对付的调节中，她们身心愉悦，既被爱情滋润，又有友情呵护。之后，她们顶着一头湿发从雪地里赶回宿舍。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寒夜很快就把湿发冻出冰碴，硬邦邦的，用手拨拉，能发出刺啦的声音。很多年后，天各一方的我们重聚时讨论这个细节：“为什么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不是“不用”，而是压根就“没有”。夏有骄阳冬有暖气，湿物一会儿就能干得透透的。并且，乌鲁木齐据说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干燥是它的特点之一。

干燥能把楼兰美女变成静卧黄沙之下四千年的“小河公主”，使之成为东西方文明在新疆交汇的物证；干燥能过滤掺杂在情感里的水分，使这座移民之城平展在天山脚下的日子通透爽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乌鲁木齐，对于当时尚未踏出新疆半步的我而言，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也不觉得这个形容夸张。我深深热爱着它。有几个细节是我常常怀念并由衷感到美好的。

一是小街上或家属院里的馕房。印象很深刻，不管推开哪个馕房的门，都惊人相似地有双卡录音机中快乐蹦跳着的热瓦甫琴声，裹挟在满房的香气中，“哗”地一下围住你。烤馕的年轻巴郎（维吾尔语“男孩”之意）沾了一手面粉，用带着烤羊肉味儿的汉语招呼我：“香香的馕，馕香香的。”声调鲜活风趣。个别的戴着绣着好看图案的小花帽，像是刚刚从欢乐庆典上赶回来，也像是待出了这坑馕，即将奔赴歌舞的欢聚场。

二是高中时代一个秋日的下午，比我高一级的几个男生要去师大打篮球赛。我们都骑着自行车。我被裹在他们的车队里。前面有人开道，侧翼和后方有人保障。这待遇放现在，相当于明星路演的阵势。友好路是当年乌鲁木齐绿化最好的主干道，人行道两旁是四五层楼高的青杨，笔直的灰白色树干布满浅浅的纵向裂纹。车轮飞转，铃声叮当，我们一路唱着那个时代的港台金曲，阳光下树影里的脸庞流光溢彩，蜜样的空气宠溺年轻骚动的心。

三是一九九三年我看到了新疆第一场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摇滚乐演唱会。现场是一片金光火海的鸣响与光泽，所有人反复唱道：“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有人唱得嗓子嘶哑，有人拳头挥舞像要奔赴战场，还有人泪流不止。让我们情绪翻江倒海的正是唐朝乐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最辉煌时期最棒的乐队之一。

离开乌鲁木齐的这些年，我时常梦见她。梦里，有一种温水流过心脏的安宁与幸福。梦醒，惆怅。

我的大学专业是音乐教育，必修乐器是手风琴。毕业音乐会上，我独奏的曲目是《花之圆舞曲》，选自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我拉得一点也不好，并且不受控制地越拉越快，手忙脚乱的，好像糖果仙子与众仙子不是翩翩起舞，而是急着离开。

事后追忆，如果刻意用一种文艺腔调来解读，那是初入社会向往未知命运的热切吗？远走高飞，冒险冲动，渴望挑战。我给朋友写下留言：“做一团火，熊熊燃烧。”连接新疆和内地的兰新铁路始建于一九五二年。二十多年前，我在绿皮火车上待了两个晚上，从乌鲁木齐抵达西安。换乘之后，又是一天一夜，才到达广西南宁。

迎头撞上林林总总的气的组合：空气中黏糊糊热烘烘的潮气，路边荫生植物氤氲出的重重阴气，骑楼暗影下女子幽幽的媚气，不知哪个角落咿咿呀呀丝竹伴唱粤剧《帝女花》透出的遗世古风的诡气……现在全民“上瘾”的螺蛳粉，想当初我第一次从热气腾腾的汤汁中捞出暗黄酸笋放进嘴里，差点吐出来：“谁把臭鞋垫掉锅里啦！”

南下“八千里路云和月”，意味着我被连根拔起。老师、同学、亲戚、朋友、邻居、玩伴、闺密、死党、恋人……统统从我的生活中剥离。抵达终点时，只剩一株光秃秃的树干。

在陌生城市找到亲情、友情、爱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熟稔的语言系统不复存在。小时候，邻居阿姨成天叫我“漏漏”，那是个湖南人。去理发店，上海老师傅说：“这个小囡囡剪童头花的呀？”陕西大爷要给我糖吃，就说“给娃个糖吃萨哈”。天津人抱怨起来，都是“齁”字开头，“齁酸”“齁巴烂贵”“齁不是东西”。如果天津人是跟山东人抱怨，山东人肯定回他：“你别穷木乱（捣乱，没事找事），你再木乱我揍你！”四川人吵架：“仙人板板。”东北人不耐烦起来：“你整啥玩意儿磨叽个啥？”甘肃人想找河南人聊天：“咱们谝会闲传子吧。”河南人简单，行就“中”，不行就“不中”。天南地北、丰富多元的语言，对撞人情世故，释放人间幽默，也给不曾出过新疆的我，打开世界的窗。

甫入南宁，面对的是以前从未接触到的壮话、粤语、桂柳话、客家话、平话、闽南话……南方语言的复杂度比北方话高，北方人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一样，无法顺利地听懂一门语言，无法畅快地对话，就无法找到有效融入这座城市的通道。面对办公室里从各种广西方言溢出的欢声笑语，我只能陪以傻笑，结果还不如不笑，被同事怀疑没有幽默细胞倒还好，被视为故作清高，那真是苦不堪言。好在广西的著名作家们都讲河池话，作为桂柳话的分支，河池话有点接近四川话。这么些年下来，这种透着风趣机智的方言，几成文学桂军的官方语言。听懂了广西作家特别是小说家讲话，也就了解了文学桂军为什么能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

话说回去，黑豹乐队在南宁的专场演唱会，我是现场观众之一。说来奇怪，在喧嚣的氛围中，我一点儿也找不到感觉，缺少热情，好像身体里的多巴胺在亚热带高温下被蒸发了。我写过一篇小说，就叫《亚热带蒸发》，发表时改为《爱情跑道》。

那段时间，我有种被遗弃的感觉。想紧紧抓住什么，又不知道该如何抓住。我是困于城中的兽。那些在夜市大排档中和田螺鸭脚煲一起冒出热气的招呼——“友仔”“友女”，无法安抚我孤独的灵魂。为了不憋出内伤，我每天都去游泳。我不仅自学了蛙游和漂浮，还自学了触壁转身，一口气可以游上五百米。我享受这种状态，感觉到自己拥有一种超然物外的能力，可以和格格不入的周遭叫板。

一棵树，总要长出枝叶。这是生命的本能。

电脑键盘替代了黑白琴键。这是命运隐秘的馈赠。

在写作中，我为人物组建与他的命运或息息相关或若即若离的亲友关系网，若简省则只有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若繁复则包罗三姑六婆、左邻右舍、青梅竹马、闺中密友、前任后任、同僚同党、萍水相逢、江湖故人……我的领地在纸上谈兵的过程中逐渐扩大。这是一种混合着无奈甜蜜辛酸的收获。

地理上的迁徙，物理上的位移，势必影响创作者的选题。出走、叛逆、批判、遁逃、历险、脆弱、孤独、漂泊、幻想、欲望……这是现当代城市文学中许多人物的共同点。从我当时的有限阅历和本能冲动出发，信手拈来的城市生活场景和城市青年心态，无疑成为我创作的最初底色。

我成长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世俗之神降临的时代，也是一个平民神话的经典灿烂之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深入，四大天王的流行歌、唐朝和崔健、郑钧的摇滚、录像厅的遮遮掩掩的毛片、甲壳虫和杰克逊的打口带，都让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久久地留恋着”。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的时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进化论，强制性地将人们抛入高速发展的竞争。“物质的进步，是否能带来精神自由与人性提升？”我试图通过小人物的悲剧，找到一种另类警示。

《城市困兽》——“城市困兽”是什么？是人，是困在城市的物质繁华中面色苍白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被“‘时尚’和‘文化现象’散发出的光芒照得晕乎乎的”，“精神和肉体的欲望每天均无处发泄”，他们也渴望“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飞翔，鄙视、摒弃着肉欲的需求”。接下来的《双人床》，我的书写进入大都市年轻一代的生存焦虑和情感历险，在有限资源中抉择的无奈和无力。男女情爱的最后归宿就是双人床，但双人床有时又会成为最激烈的战场，男女双方在这片狭小的空间里斗智斗勇，展开一场你征服我、我征服你的较量，博弈到最后，双人床上还有美丽的梦吗？“窗口黯淡下来，没了层次，添了冷硬的调子变异的图形，却是这一年最流行的装饰画风格。”《灰姑娘》将七〇后的记忆，附着于小镇青年麦多多用尽生命追求的文学梦之上。从一起命案着手，“我们”——麦多多当年的同学——开始调查麦多多的死因，随着调查深入，“我们”的青春记忆被一点点地复活了。对麦多多的怀念，不仅是对青春记忆的怀念，也是在当下欲望化的社会，对心灵尊严的一次救赎。小说套用了九十年代流行歌手郑钧的同名歌曲《灰姑娘》，“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既可视作环境对麦多多的戕害，也是对“灰姑娘”当代传奇的反讽性思考。

当我在小说中为人物寻找出路时，也是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

曾经一段时间，我中断了创作。可能是激情不再，可能是才气已尽，也有可能是生活过于安逸，从而缺少了对这个世界想象的兴致。单位到家不过五百米，步行时长六分钟，连马路都不用过。我也知道，如果把写不出来归结于生活圈狭小，显然是狡辩。

二〇二〇年秋在鲁迅文学院上学，因为疫情暂时不能出校园。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哪怕我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在校园内，都能从天空的颜色和风的气息感受到秋高气爽。每天晚上我顺着环形林荫道跑步。围栏外是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围栏内是冷清的湖水安静的树林，白猫黑猫花猫在各年代的作家铜像前郑重踱步。我的脚步有一点点回音，像是追着我，又像是我追着它。宿舍楼窗口透出灯光，一会儿在我前方，一会儿在我身后。鲁院上空的夜色不被周边高楼遮蔽，在那不动声色的黑夜背景之上，是永恒而深情的存在。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可以一直跑下去，甚至觉得每一步，都是在奔向天际线。

从鲁院回来，我按下了重新写作的启动键。尽管我的生活半径仍然不变，可是有什么的的确确变了。严格来说，丢荒的这几年不是不想写，而是真的没有想好怎么写、写什么，无数的小说开头和意象在眼前稍纵即逝，无力把握。当然，一夜之间豁然开朗这种说法也显得夸张，但那种控制、遴选、取舍的能力和欲望的确回来了。

我还是写城市。我将“人间烟火”嵌入念念不忘的天山脚下。《毛纺厂在西北偏北》中，共同成长的年轻人经历悲欢离合，他们出走，他们归来，可视为“麦多多”的生命延续、精神成长，与不完美的自己不完美的世界达成和解。这一次，城里的月光不再被浮云遮挡，“月光像是穿越无数个瞬间，将整个宇宙的夜光聚拢在小城上空”，“日子是有动静的，有人做伴的。微风中，青杨抖落雨水，树叶唰唰作响，路面上的影子也跟着摇晃”。

树以强大的自愈能力面对被啄出的树洞。人又何尝不应如此？我写下《复调喀秋莎》《我是金银珠》《女人边锋》《不忘》《乔丹的祝福》《五秒钟是什么概念》《夜路》……从“出走”到“归来”，我不再手执利器穷追不舍，我学习着冷面但又热情地看待世界。

新单位的选址将我的上班路程从五百米延长到一千米，步行十五分钟，所经路段都是单行线，宛如城市的毛细血管。善良、朴素而微小的事物是城市发展的“益生菌”，它们需要被关注、被爱、被孕育散播、被歌唱。

我将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