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丨《在旷野里》：半部书上见乾坤

《在旷野里》：半部书上见乾坤

柳青的《在旷野里》在二〇二四年第一期《人民文学》杂志刊发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都附有末章的手稿图片，上边清晰可见“未完”字样。这是未竟之作，可以笼统地说是“半部书”。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赏鉴，有个主张是慎读全集。比如，启功写有一首论太白诗的绝句：“千载诗人首谪仙，来从白帝彩云边。江河水挟泥沙下，太白遗章读莫全。” 但是几乎没有听人说过读某一部具体的作品，读半部就足矣。为何实质上是“半部书”的《在旷野里》甫一面世，就赢得可谓是满堂的真诚喝彩？

或许是因为“柳青”二字本身就自带光环，跟他个人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献新鲜亮相，对于文学中人而言都是一件大事，何况这是一部具有相当体量的“作品”。但一部作品真正能受到关注和垂青，最为关键的还是自身的实力。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如大浪淘沙，曾经热闹、喧嚣的，很可能经不住时间无情的施压而沉寂到谷底，无影无踪。有的原本就没有激起什么浪花，觅知音而不得，作家只好带着愤懑，赌气说是写给未来读者或下一代读者看的。但新的读者在新媒介提供的海量信息面前已然六神无主、手足无措，基本上没有回眸的雅兴了。写于一九五三年的半部《在旷野里》，长期隐于山林，像是“入定”一样，直至二〇二四年正式“初见天日”，立即引来热切而惊羡的目光，此中缘由到底何在？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一个典型的说法，意思是《论语》蕴含丰盈而深刻的政治智慧，以及原初性、根源性的道德规范，是“治天下”的一门有效而管用的教程。《在旷野里》是真正的“半部书”，所谓“半部书上见乾坤”，见的是作家的格局、性情、智慧和生命的追求，以及艺术上的韧性。

“繁殖农场”与“王家花园”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的一天，午后三点钟，一列普通客车从渭河边上的一个中等车站开车了。”小说的开篇，就锚定了故事的时间、地点，干脆，利索，为清爽的叙事定下一个明确的基调，不留下模糊不清的缝隙。小说写作的时间是一九五三年，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五一年，这基本上是对同时代、身边人的一次“文学发现”。柳青是一个处在生活现场和时代浪潮之中的作家，他乐于和勇于拥抱时代、记录时代、反映时代、参与时代，甚至是创造时代，而不是对现实一味地旁观、无端地揶揄与选择性逃避。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是一个时间的“当口”，属于两个历史“段落”面临彻底转换的关键时期。时代已经开启新篇章，时序已经进入新纪元，但面对具体事务和具体情境，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尚未真正得以构建，旧的观念与意识没有自愿撤场，也没有被充分清理。这是以县委书记朱明山为代表的“实践派”与以县长梁斌为代表的“会议派”在工作方法、领导方式等方面出现诸多差异的社会背景。

与路遥念念不忘的“城乡交叉地带”的空间意义不同，《在旷野里》基于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生成了一个叙事地带，筑起一个广阔的叙事空间，为新与旧、科学与迷信、先进与落后、脚踏实地与凌空蹈虚提供一个舞台，任凭它们互相碰撞、缠斗，相互激荡、咬合，相互交织、贯通，以致交融与自洽。

在作品中，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不同地名并存颇有寓意。梁斌喜欢到县农场现场办公，农场的正名叫“繁殖农场”，用于繁殖作物优良品种，具有实验性质。但是如果向附近的农民问路，不一定都能问着，“因为它的旧主人虽然早已远逃到隔着海洋的台湾去了，可是田野里和道路上的农民抬头望着那长长的土围墙和沿着围墙高高耸立的如同扫帚一样的白杨，听见从那里的树丛中传来的各种悦耳的鸟叫，‘王家花园’仍旧很自然地从他们嘴里奔出”。既是“繁殖农场”，也是“王家花园”，或者说，“繁殖农场”即“王家花园”，前者是公共的社会性服务机构，是“人民当家作主”豪迈话语真正实践并且切实落地的象征；后者是私人领地，家族化的命名方式传递出个体强烈的欲望。二者相互拒斥，是替代关系，又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达成一定的统一性，是共存关系。这是具有显在的隐喻意义的，是对当时时代环境、社会氛围的一次形象化把脉。作家进而写道：“哪怕提起这个旧名称就引起许多农民的厌恶，它要以新名称为人所共知，还有待于它名副其实。”朱明山的努力目标就是追求这个“名副其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新局面里发生了许多问题，慢慢都要解决的；咱们的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二年。”此时，“新国家”在法理意义上已经毫无疑义、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了，而“新局面”又在呼唤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作风与新的作为，从而真正抵达“名副其实”。

《在旷野里》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书的扉页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表述：“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可以视为小说的“纲”，是总揽性的意义框架与价值设定，给小说划定一片既有的、规范的“天空”。“你就在这个空间伸胳膊伸腿，活动筋骨吧！”小说也是这段论述的故事化和具体化，是对这则“指示”的文学化诠释和呈现。于是，政治话语时时大段地出现在人物对话之中，还有人物的内心活动之中。这是时代的印记，也可以说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特别是人们政治生活镜像式的真实记录。作家有正面强攻的勇气，也是获得“政治正确”的一种保守性策略。如果到此止步不前，《在旷野里》恐怕也不过尔尔，在“政治宣教”和“文学创作”之间摇晃不定，沦为尴尬的“两不像”。柳青的高明之处和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甘于做一道“证明题”，而是希望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所发现，甚至有所发明。他竭力避免以高举高打的方式“正面强攻”，尽量摒弃生硬、图解、口号化的套路，而是同时运用好“迂回包抄”的智慧和策略，力求以审美性来实现和抵达“政治正确”，坚持格调品位，展开艺术想象，守护文学的初心。

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在旷野里》是被热情紧紧包裹着的。这种热情，自然而灵动，温馨而富有光泽，使得作品的字里行间构建起一个“有情”的场域。时代的新生，带来的是宏大的热情，是总体性的、具有覆盖性意义的热情。第一节的场景设置在列车上，旅客在车厢里就着头天的报纸，围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大家的内心是滚烫的，言与行都饱含向上的力量。“一个学者一样的老年旅客”“一个显然是不识字的老眉皱脸的铁路工人”“拿着长烟袋的农民旅客”“一个年轻轻的干部”“短头发梳得光光盖着洁白毛巾的农村妇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老人、青年，男性与女性，都在这个空间里不期而遇。作为“新国家”建设力量的代表，他们激情澎湃、面目一新，给人以精神鼓舞和生命激励，“一九五一年爱国主义的高潮在这节车厢里泛滥起来了”。

真实、诚恳的热情，从来都是动人的。柳青将自己的情感熔铸在人物身上，如梁启超所言，“笔锋常带感情”。在作品里，主要人物由于“新国家”的建立而生发、洋溢出的个体性热情，可以说是微观式热情，由于接上了地气，散发出烟火气，也就有了亲切而丰满的质感。比如，作者这么写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内心翻涌的浪涛：“拿这短短两年中祖国所起的几次惊心动魄的巨大变化看来，她承认她的想象力是可怜的。祖国的未来将会比她任何一次重新涂色过的理想更加美好，这就使她更加珍惜她的宝贵青春。好比一朵含苞待放的蓓蕾，她要努力使自己在百花齐放的时候不会辜负雨、露、太阳和栽培自己的园丁。”人物被外在的强大力量所刺激和牵引，内心的力量也被唤醒，激荡开来，外化于行。《在旷野里》写出了一种久违的热爱、深爱和挚爱。

重申小说中“可贵的热情”，有一个现成的参照物和对应物，即当下的部分创作惯于制造“零度情感”，痴迷于冷酷甚至冷淡，陷入“情义危机”。作家和人物刻意保持可怕的距离，人物和现实生活之间也是不相洽的，人物没有现实生活基础的支撑，现实生活空间也难以为人物提供立足之地，二者无法顺畅往返，于是就产生了鸿沟，只能“隔岸观火”。文学终究是以形象思维，以情绪和情感，以作家和笔下人物内心的悸动，来呈现思想和传达理念的。有热情在，有好像一把火的热情在，是可以燃烧整个沙漠的。

在作品中，李瑛受到新生活美好前景的指引，内心快活、充实，走起路来经常哼着流行的爱国歌曲。柳青不禁感慨道：“当一个人不存在个人烦恼和社会忧虑的时候，幸福的感觉竟没有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了。”借用这个句式，也可以这么说：“当一个作家不存在投机取巧和无病呻吟的时候，作品的魅力竟没有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了。”

与如火般热情构成内在张力的，是《在旷野里》对现实问题的揭示，以及深刻的批判意识，即“冷”思考。“热”与“冷”相互纠缠在一起，合理布局，有机编织，从而让作品摇曳生姿。但《在旷野里》并没有设置所谓对立面，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对峙，没有“敌我双方”的惊心动魄，没有“选边站队”的剑拔弩张，而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大框架之下挖掘和展现当时政治生态中存在的作风问题、态度问题、观念问题、思想问题等。以县长梁斌为代表的干部群体，在做派上有严重错误倾向，“从他们身上却只感觉到把权力误解成特权的表现——工作上的专横和生活上的优越感，以至于说话的声调和走路的姿态都好像有意识地同一般人区别开来了”。这是七十年前，人们还普遍处在胜利喜悦之中而一步一步走向精神亢奋极值之时，一位作家基于自身的观察和思考，以描摹的笔触进行人物与场景的速写，以生动的画面发出富有针对性的警醒，至今依然是活态的，当然亦是深刻的。

书中还有更尖锐的一笔。梁斌在治虫的关键时刻，与朱明山唱“对台戏”，作了两个多钟头的报告，“是他头一天晚上带着一股强烈的对朱明山不服气的劲头，在带罩的煤油灯下仔细地重读《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结果”。会议休息的间隙，县委组织部长冯光祥到河边洗洗脸，宣传部长吴生亮焦急赶了过来，“带着一种发生了不幸事件而没有办法的神情盯着他”。冯光祥问：“你有法子说转他没？”吴生亮回话：“咳！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股劲头？引了多少毛主席的话？咱的还说过他？”梁斌也是策略性地做到或发自本心地追求“政治正确”，寻找到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护佑”，似乎有理有据、无可指摘，事实上却陷入“本本主义”的泥淖，对于推进实际工作、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并无多少益处，反而进入一种空耗，或者让真正的理念和目标被悬置。这就触及真问题了：以贯彻上级指示的名义玩花样，在落实行政要求上走了样，都不可取。这样的警醒，至今也是能听到回音的，也是及时的。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揭示，也是热情参与时代进程的一种表现，从而让作品的“格”在同类型表述矩阵里高出不少。

作品转动的轴承是人物

一九七三年，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发表过一个讲话。其中，他就如何塑造人物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机器转动靠轴，就是那个轴承，而作品转动的轴承是人物，“人物是你小说构思的中心，也是结构的轴承。……作品不是故事发展的过程，不是事件的发展过程，不是工作和生产过程，而是人物发展的过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是作品中要胜利的人物和要失败的人物他们的关系变化过程。写失败人物由有影响变成没有影响的人，退出这个位置，让成功的人物占据这个位置”。可以说，这段论述是理解《在旷野里》的一把钥匙。

“人物是轴承”的观念是创作经验的总结与分享，属于“理论”范畴，柳青在创作实践中将之落地，倚重的是精确而传神的细节。一个细节，是体量庞大叙事作品的一个组件，不可或缺，还务求结实，如一砖一瓦之于一幢高楼大厦。作家在捕捉和呈现细节时，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倘若一个细节不够准确，出现事实性的偏离，引发真实性的质疑，可能就搅乱了整部作品的布局；也应该坚持最优化选择，像是一位足球教练，要根据对阵双方特点和场上总体局势，选派最适合的运动员上场，“换人如换刀”，一招定输赢；还要坚持情境化生成，是基于具体的环境而进行的艺术发掘，而不是自动生成、拾人牙慧，没有在地性和创造性。

读《在旷野里》，绵密而灵巧、鲜活的细节，不时让人领略到作家高超的叙事能力和周全的照应能力。他写到新中国成立前夜，李瑛面临两条道路的抉择：一条是奔赴延安，那里是“一个光明的世界”；一条是按照身为教书先生的父亲的设计，结婚，生娃，“做一辈子生活的奴隶”。对于后者，李瑛有自己的深刻认知，“在那个世界里谁不作恶或不拥护作恶，谁就要像起了蚜虫的棉花，生活注定了没有收成”。单独抽离出来，“起了蚜虫的棉花”的比喻略显突兀，感觉是强行插入的。但柳青是安排李瑛在治虫途中上演“内心戏”，向读者袒露这段心声的。有了这个具体情境打底，“起了蚜虫的棉花”的细节不仅不突兀，而且显得真切、熨帖，是从人物所在环境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所谓“在商言商”，她这是“在治蚜虫而言蚜虫”，毫不违和，甚至可以说她在难得休息、稍加“分神”时也没有忘记工作的本分。一个细节，见出的是李瑛这个人物的性格，也是作家的匠心和用心。

这并非孤例。且看朱明山这个人物是如何通过一个细节给“立”起来的。他在乡镇之间奔波，部署治虫事宜，遭遇“热、乏、困、渴”的多重考验，忍不住就和身边那个“不会抽烟的眉目清秀得像个可爱的孩子似的区委书记”，跑进一片西瓜地中间看瓜人住的茅庵子里休息一阵。作家写他们俩“霎眼工夫吃了一颗西瓜”，然后就围绕他们在工作、生活、爱情上的深入交流，包括朱明山的心理活动，写满了书中的第十二小节。其间，朱明山还说出了励志“金句”，即“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是想尽量把事情办好，得到胜利或者成功，就是说配得上‘光荣’两个字，没有不苦的”，堪比《创业史》中的那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他的循循善诱、温暖体贴，让这个区委书记“两条浓眉又像张开了的鸟翅膀”。在人物塑造上，这都是“大事”，也是“正事”。柳青之所以成为“柳青”，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没有忘记“小事”和“闲事”。俗话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作家柳青在叙事上“赶路”的途中，也给“小兔”投去关切的目光。这个小节临近结束时，他专门交代了一笔，“朱明山开了瓜钱，两个人就骑着自行车奔渭阳镇去了”。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瓜钱是要付的，要不然就是吃“霸王瓜”了；而且还是朱明山开的，没有让那个“孩子似的区委书记”掏腰包，以献殷勤。其实，这里的“小事”和“闲事”，岂不是“大事”与“正事”？

整部作品，核心是聚焦朱明山、梁斌两个主要人物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上的差异。具体而言，他们到底有何不同？柳青将这个艰巨的任务，部分交给了前后相互呼应的人称代词。

在列车上，有几个旅客凑在一起看报纸，不时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车上还有不识字的乡党，请求“念念咱听听”。朱明山把茶杯放到别人桌子上，痛快地说：“我给咱们念！”他说的不是“给你们念”，而是通过这个“咱们”，让自己跟大家站在了一起，传达出将自己置身人民群众之中的自觉意识。后文还提及，朱明山在跟大家交流时说：“只要我们接受教训，我们往后的工作就会做好的。”作家直接点出来，朱明山用“我们”两个字，是为了“避免把自己和大家分开来教训别人的印象”。作家笔下钟情的这个人物，心思缜密，平易近人，真诚可爱，讲究方式方法，习惯于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

而梁斌在作报告时，说辞是：“虫治不下去，就不要给我回县上来！”作家是通过监委会副主任白生玉来转述这句话的。这里隐含着“我”与“你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家随即亮出了白生玉的态度：“给‘你’回县上来？我们是来给你揽长工的？”

一个“咱们”，一个“我们”，一个“我”，堪当大任，将人物的性情与格局和盘托出，前后遥相呼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其实，白生玉的这句“我们是来给你揽长工的？”也是渊源有自，此前他登场时已经介绍他揽过十四年长工。这个原生性身份，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是一条“隐线”，不经意间被牵动，于是就在这里脱口而出。

朱明山在列车上一边读报，一边跟同行旅客交流。“戴眼镜的老人”有不同意见，朱明山坦言“不同意你老人家这号模棱两可的说法”，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认识，那是一大段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惹得旅客们“带劲地点着头”，而老先生却是“不声不响点起他早已灭了的卷烟抽起来”。作家写道，朱明山庆幸自己改掉了以往的讲话习惯，不然最后要问一声“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再一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对老先生的不礼貌行为，“因为看起来老先生也是相当爱国的”。朱明山有着现代文明意识，体恤人，尊重人，善待人，而且敢于向内用力，做到自我批评、自我修正，以求自我提高。

梁斌的态度，则是另一番风貌。他在农场跟“一个年老的管果树的雇工”交流，以看似高站位的“大话”、高段位的“行话”和高品位的“字面话”开路，在言辞上形成威压态势，以致“老雇工张口结舌没有话说”，他依然如故，冷嘲热讽，不断地对“已经很难堪的老汉”进行言语刺激和话语打击，“没有注意到他的语气把老汉和人民政府分开使老汉脸上浮起一层冤枉的表情”。同是对待普通老百姓，对待老人，他们俩的态度泾渭分明，这并非刻意为之、生拉硬扯，而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和实现的。

文事深如海，细处见真章。柳青注重炼字，尽力寻找最适宜的“这一个”。《在旷野里》有个例证。棉蚜虫泛滥，让农业生产遭受损失。虫害到底有多严重？具体是个什么情形？朱明山在棉花地边蹲下来，翻起棉叶下面看看，不禁发出一声“啊呀！”眼见一大片棉蚜虫。如何形容棉蚜虫侵害棉叶的阵势？一般而言，似乎可以找出“爬”，不然就是“铺”，或者是“布”，再生动一点的，要不用“卧”或“躺”？或者安排一个“垒”字？柳青用的则是“絮”，原话是“黑森森的棉蚜虫都絮满了一层”。这个“絮”字，是陌生化的，却可能也是最为精准的，值得细品、再品。

一字之魅，可谓关联起整篇作品的风格，映照出一部长篇佚作的风情。可见《在旷野里》，真的是“在旷野里”，在生活里，在文学的怀抱里，从而亦在读者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