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旷野里 | 马兵：《在旷野里》与《柳青随笔录》的对读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柳青曾写过三本随笔录，其中大部分是个人创作的心得体会。这些随笔经柳青长女刘可风整理，于二〇一七年年底发表，对推动和深化柳青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当前文学创作也有积极影响。虽然随笔录主要写于《创业史》创作前后，但其所体现的柳青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广理解，自觉的人民性理念，面对政治、生活与艺术的敏锐问题意识，则贯穿在柳青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在他的佚作《在旷野里》中也有鲜明体现。本文从《柳青随笔录》中拣选数条，试分析这些真知灼见是如何在《在旷野里》中熔铸实践的。

《柳青随笔录》第九条：“没有矛盾是不行的。没有矛盾，既不能表现人物，也不能表现生活。因为生活里充满矛盾，所谓矛盾是绝对的，协调是暂时的。协调仅仅作为前进的阶梯罢了。误会的矛盾和性格的矛盾，不是本质的矛盾，本质的矛盾是思想意识的矛盾。不敢触动本质的矛盾，怎么能成为真正的作家呢？”

第十条：“不触及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玩弄性格的矛盾，就是古人所说的‘雕虫小技’。性格矛盾只有在本质矛盾的基础上才有力量，才有意义。”

以上两条谈的是小说创作中的“矛盾冲突”问题，柳青指出矛盾在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协调是暂时的”，作家要敢于直面时代的“本质矛盾”，不能仅围绕性格矛盾这些外围打转。《在旷野里》是柳青定居长安县后收获的第一枚硕果，其创作初衷是“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为了塑造主人公朱明山，小说始终将他置于一个个大小矛盾的旋涡中：他作为部队出身的老区农民干部与县长梁斌代表的知识分子干部工作思路的分歧，他与同为老区干部的赵振国、白生玉、冯光祥等关于老干部如何适应新形势理解的差异，还有他同妻子的家庭问题，等等。朱明山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总能透过表面的冲突看出“本质矛盾”的根苗。比如白生玉因为不满梁斌的领导风格，向朱明山请辞，要求回陕北老家种地。朱明山告诫他：“我觉得你应该把对领导的意见，就是说把一般的干部关系问题和个人的革命前途问题分开来对待。纠缠在一块儿，你自己越想越苦恼，终究还是不好解决。”组织部部长冯光祥反映梁斌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朱明山提醒他切勿“离开工作上的实际问题，互相揭发缺点”，“因为离开了具体工作，当然说不上提克服缺点的意见，于是乎大家都当面嘻嘻哈哈，背地里唧唧喳喳”。朱明山敏锐地发现，白生玉和冯光祥对于梁斌的不满看起来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梁斌这个有官僚作风又讲形式主义的县长，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战争的胜利把他们带到一个对他们生疏的、复杂的新区，一点社会改革的经验很快用完了”，他们想跟上形势，可又缺乏自我改造的勇气，看不惯错误的做法，又找不到得体的应对之道。可见，上下级的矛盾本质上乃是各自“思想问题”的反映。朱明山对妻子高生兰的失望也在这里，这个经历过战火淬炼的女性为什么在革命胜利后变得养尊处优？为什么把家庭作为人生意义的全部，甚至要求离开党校到保育院去照顾孩子？是因为她的思想“在大的方面空虚了，失掉了理想，模糊了生活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柳青透过现象看本质，多次谈到“思想问题”，可是《在旷野里》却丝毫不给读者僵硬图解政策的印象，那是由于柳青自觉注重艺术的转化。《柳青随笔录》第四十九条谈道：“政治思想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是通过个性化的人物来进行的。如果作品没有写出个性化的人物，那么，政治思想的冲突，无论如何尖锐，都不能算是描写了冲突，只能说是说明了冲突。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的政治思想冲突只能通过性格冲突来表现。”这条笔记与前引两条看似背离，实则指出文学处理“本质矛盾”需经过必要的艺术转换，即以典型人物塑造为抓手，以性格冲突为引子，抽丝剥茧地引领读者认识到性情背后乃有本质性的“思想意识”的差异。因此，柳青强调：“在小说里，把人物当作说明某种事物、某一段历史、某一运动的工具都是不行的。”（第七十二条）像白生玉，他每次出场都将“人物的社会意识的阶级特征、社会生活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如第一次与朱明山详谈时，他的直爽、委屈和无奈，以及听到梁斌动静后立即告辞的倔强，已经让这个人物充分立住了，因此他的“作难”才令朱明山心痛也令读者心动。又如梁斌，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他从副县长升为县长不久，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俨然“真理的化身”，处处颐指气使，小说抓住他视察“繁殖农场”、在滨渭区做动员群众报告等几个场景，便将他鄙视农民和农村干部、惯于纸上谈兵的做派细细点染出来。其轻浮又好大喜功的性情引发了他与下属的巨大冲突，也让朱明山得以更深入地思考基层的政治和思想生态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异动，进而点出中央“整党”的迫切。质言之，在柳青这里，呈现“本质矛盾”是小说的关键所在，“本质矛盾”的避免说教和有效传达则依赖作家通过个性化的人物塑造和性格冲突造成的情节来折射、推动和贯彻，所以“仅仅以一些性格不冲突的人物来演义社会冲突，那就是概念化的作品”（第八十九条）。

柳青是当代文学史上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他的“三个学校”理论且把“生活的学校”排在第一的创作观念有口皆碑。更需注意的是，柳青很辩证，他多次强调，单单作家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让鲜活的生活充分对象化，也就是“生活深入作家”。《随笔录》第八十六条就集中谈这个问题：

生活深入作家没有，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深入了生活没有的客观标准。

第一是生活的意义深入了作家的思想感情，作家理解生活。

第二是生活的细节深入了作家的记忆，作家熟悉生活。

作家深入生活以生活深入作家为尺度，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理论。所谓思想改造也好，所谓熟悉生活也好，都需要生活深入作家。

生活深入作家对于创作来说，首先是作品的情节合乎生活的逻辑，经得起最熟悉生活的被描写的对象推敲，认为是无懈可击的。

其次是细节生动和丰富，丰富——就是说不是作家挖空心思找细节，而是细节排队给作家选择，然后加以安排、移植和改造。

生动——就是说细节本身，或活生生的真实生活，每个细节合乎人物性格或者合乎场景的内部特征。最后是人物行动和场景描写的合一，场合（空间和时间的特征，包括形态、音响、色彩和动态）反映在人的感觉和情绪上，而不是反映在作者的情绪上。

柳青一向认为作家如果只是采风式地观察生活，而没有真实的社会实践与历练，那就谈不上“生活深入作家”，也谈不上占有生活，他所提倡的乃是“作家生活社会化”，是“通过搞工作搞文学”。《创业史》和《在旷野里》的写作都导源于柳青的实际工作。再者，只有“生活深入作家”，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才能充分对象化，而脸谱化的弊病说白了就是因为生活经验匮乏，失掉了让艺术形象化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

《在旷野里》处处体现着紧贴生活来写的严谨，还有细节的“生动和丰富”。由于小说是未完稿，其结构尚无法完整呈现，就目前发表的部分而言，以棉蚜虫治理为中心的各项事件紧锣密鼓，干群之间矛盾丛生，可谓情节集中，人物辐辏，但柳青总能措置裕如。无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是中间人物，抑或寥寥几笔带过的小人物，都让人过目不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生动的“这一个”，每个人的举手投足、思想观念都立足于扎实的生活逻辑，也都有其必然如此的现实依据和心理动机，也即柳青自言的“渗透人物的思想和情绪”（第十六条）。比如那个柔媚的县妇联干事田凤英，小说中她只对小崔说了三句话，却已是形神毕现，足见柳青以细节写人的本领。又如梁斌第一次出场是在繁殖农场给场长等人训话，小说有一笔写道“梁斌照例站起来，胳膊一扬，场长就明白他要在天黑以前到各处去看看”，一个小动作就暴露他的官派积习。为突出赵振国的善良和真诚，小说写道：“他常嘲笑自己似的说他年轻时候当长工的那阵，哪怕在家里和地主吵上一顿，到地里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他那时心里也想捣点鬼，可是那些黄土和庄稼好像会说话：‘你就这么亏我们啦？’他心里就感到羞愧。”没有对农民的深切了解，恐怕是写不出这一笔的。再如，朱明山坐镇区委会指挥灭虫，井井有条地协调各方，“就是从张志谦那一大堆不正确的意见里，他都抽出一条正确的来，通知各区卫生所为供给治虫干部防暑的医药做准备”，这一笔既体现了作家具有深厚的生活经验储备，又额外刻画出朱明山工作的缜密和对同志的包容。

当然，要把主题、生活、细节和场景统合在一起，离不开作家的艺术匠心，柳青说：“作家在写作中最经常、最艰巨的是表现人的思想、言语和行动的细节描写。这是一种艺术创作工作。这部分工作最终地决定作品的质量，不仅因为它是最大量的工作，而且因为它是艺术的血肉，没有这部分工作，也就没有严格的艺术创作了。”（第九十六条）《在旷野里》即是一个明证，这部写于七十年前的小说，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潮起伏，它所体现的“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心理描写的深刻性”，它直面时代“本质矛盾”的庄肃，它对群众和新老干部遇到新问题的关切和哀矜，它对生活充分敞开、投入、汲取、提炼的真诚，它耐心和高明的艺术处理，对于今日的写作者而言都有莫大的启示，尤其是致力于“新时代山乡巨变”题材创作的作家，他们必须真正懂得柳青所言“人们尽可以计划写大作品，没有生活总是空的”（第七十三条）这沉甸甸的告诫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