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散文｜周荣池：东流之水

我第一次通过翻译与一位外国人对话是在泰州的一个茶社。那次见面距今虽然时间不长，茶社的样子却已毫无印象，但时至今日那些滚烫的语句犹在耳畔。这就像是喝茶时，你被汤色和温度所感染，至于杯具好像只是某种虚无的形式。居间翻译的季拜华先生是位热心的本地学者。彼时我们与美国人史蒂夫谈论的，是九十年前的一场水患。灾难的发生地在里运河南下左岸东首的里下河平原上。一些人名不断地出现：何伯葵、王叔相、哈奇、王龙、华振……何伯葵是史蒂夫的祖父，这位外国传教士的中文名字，像一位地方士绅般优雅。我热切地从高邮赶去见史蒂夫，就像当年何伯葵迫切奔赴里下河水患的现场。史蒂夫的脸上满是赤诚，好像继承了某种古意。如果没有家族血脉里流淌的执着基因，当年的何伯葵可能也难划着船，用三个月时间抵达被水围困的高邮古城。

我们的词语像河水一样汩汩而出。九十年后，安静的里下河平原没有忘记当年的细枝末节，且全部转交给日后奔波在尘世的子孙。南上北下的运河，现实里本也有闸口引水东去。东去，是盼望或者哺育，也会是摧毁或者重生。——这些都是西语或者土话、往日以及今时无法一言概括的，水土一样顽固坚守的事实。

一

我得先说明白总被提起的里下河。她并不是一条河流，而是由无数条河流界隔与牵扯而成的大平原。东去的江河是她的来源和背书。平原好像没有界址。至少生长在土地上的子孙是这么想的。没有山丘的平原坦荡得令人吃惊。河流成为大平原的某种局部界限。平原西起江淮间的里运河东堤，北及苏北灌溉总渠，南到通扬运河，东至串场河。三千里大运河流回原点城市扬州，江淮间一段称为里运河。它与又名下河的串场河一起，冠名这片被东去之水浇灌的土地，便成了坦率浩荡的里下河平原。

这些事情如果不仔细去琢磨，就连生于一九二五年的戴仁英也是搞不明白的。她自己的一辈子，也好像只有两件事被记得清楚：抽烟和咳嗽。她生有七个儿女。我是她的长子所出，但非长孙。奶奶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借着我们家屋子西山墙搭的“坯子”里。这在当年也不是特别荒唐的事。那时候大家都一样困难。她坐在门口，不断地抽一种叫“大前门”的劣质烟，同时不断地讲起过去的故事。这些故事当中关于民国二十年的大水被说得最多。人们最愿意听到一种确切的悲苦消息。那年她才是个六岁的女孩，但她在七十岁时讲起这些事情，仍然那么清晰而深刻。一切就像水患退去后墙上留下的水印无法抹去，也像她去世之后拆去房子时，山墙上接口处留下的石灰印，都是顽固而无法清除的时光痕迹。她除了恐惧和悲伤，还会反复地对着下雨的天空说三个字：天漏了。

其年十岁的汪曾祺，日后在散文《我的家乡》中记道：“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高及屋檐。很奇怪，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九十年后，人们大抵也不能再看到当初那些留下水印的房子。对于平原而言，许多羸弱的屋舍，也不过是一种临时印迹而已。至于人们说的“擦不掉的印痕”，可能也就只是一个人关于光阴和记忆的抒情而已。哪里会有比水更坚硬而不可摧的事物。“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还有更多没有留下水印的墙壁，是被滚滚的洪水席卷而去了。一些最柔软的事物反而会被记得。记忆的闸口可能更为在意流水的悲伤。所以，一个当年的大少爷，能够留给后世的记忆，不是那些高楼大屋或者锦衣玉食，却可能更是被水吞没为虚无的一瞬光阴。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翻译汪曾祺的文字时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

她一定是没有来过里下河平原，没有见过运河水东去的壮阔。——无论产生诗意还是险情，流水总有一种辽远而深沉的心性。民国二十年，也就是一九三一年，那场大水不过是运河众多恼怒时刻中的一次。据本地《高邮县志》载：自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至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的三百五十七年间，高邮共计发生一百二十七次较大水灾，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数字有时候也会表现出某种辽阔，但对于灾难和悲伤而言，繁复的数字更多显示出的是冷漠和悲情。本地的志书就像个木讷的本地人，对于东流之水的暴行历历在目，却又不见一滴动情的眼泪。远行游子深情如汪曾祺，却能在多少年后在他乡回忆说：“湖是悬湖，河是悬河，我的家乡随时处在大水的威胁之中，翻看县志，水灾接连不断。我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水灾，是民国二十年。”

汪曾祺所生活的高邮县城，县长叫作王龙。其时东首邻县兴化的县长叫作华振。人们为什么会记得一个外县县长的名字？这是因为长年水患形成的某种传统。高邮是里下河平原西缘引首的城市，紧卧在运河东堤之下。高邮湖以及大运河，都是高悬在上游的，听说河床的高度与下游兴化县城里的宝塔尖齐平。兴化县在里下河平原的腹地，也是最低洼的地方，人们称之为“锅底洼”。水流东去入海之前，最先淤积在兴化及周诸县。就像在一个贫困的家里，糟糕的情绪往往总是落脚于懦弱的人。但兴化县的人可不懦弱。他们是靠水吃水的渔民，骁勇好斗得很。渔民和农民一样都会暴躁。渔民是对浑浊而无望的河水暴躁，农民则对阴晴不定的天时生怨。人们都因为一种不确认感而愤怒。兴化人种的早稻在夏汛时节收割。天时不好一年的口粮就遭难。天上的雨不可控，但运河的东流之水是人力可控的。运河边的人称大河为上河，对下游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一众的节制闸，就像情绪一样可以反复无常。下河的人也朴素，称上河边的地为高田，以示羡慕与尊重。但他们蛮狠起来也要命得很。上河人若在收早稻的时节放水，下河人就聚众撑船到运河边上来驻扎着。只要上河的归海坝放水，他们就往河里跳誓死相抗争。

兴化人往水里跳，就像是下汤圆一样，有悲情的喜感。

这可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办法，乃饱读诗书的老县令魏源先生想出的主意。当年魏源在兴化做县令，一到雨季涨水成患便带着兴化子民来高邮保堤。大堤守住了，收成也就保住了。这是“青蛙要命蛇要饱”的无奈对抗。魏源因为这一善行，得了“魏公稻”的美名，兴化人还将这位邵阳人请进当代先贤祠。后来魏源升迁高邮作知州，恐怕也遇见过兴化人汛期来保堤的情形，不知道其时这位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代表又是什么心态。

对于汛期涨水成患时开不开坝放水，高田人与下河人的争执由来已久。一九三一年的大雨，从端午节就开始下，梅雨和夏汛连成一线，就像高邮湖与运河连成一片。高邮城的形势非常特别：地身在里下河平原上游，但所倚靠的运河连着西堤外的高邮湖，河湖的水域又兼作长江与淮河之间的行洪通道。即便天上不下雨，东岸下的诸多城池也常岌岌可危，一旦出险高邮城自然首当其冲。下游的县城听说高邮人去省府报告请求开坝放水，便一面忙着去省里周旋保坝，一面带着父老乡亲住到运河堤上保堤。他们想让自己变成一条条木桩，嵌在古运河苍老的堤岸上。

其时风雨飘摇在镇江的江苏省府，面对开坝与保堤的争议，做出了一个无比诡异的决定：开一半坝放水。省建设厅厅长孙鸿哲在省府会议上陈述：开坝是人工的决口，溃堤是天然的决口。两者相比，当然人工的决口要好一点，因为人工的决口，有一种规则限制，同时堤底有大石砌筑之基础，可免冲坏。当年省府第四百二十次会议做出这样的决定：“水位涨至一丈七尺三寸时车逻坝启土，分两次开放，先开一半，如水仍涨，再开一半。”此说从省府转到县里，立即成为一种笑谈——归海坝是旧式的埽工分洪坝，是无法保一半又一半开启的。时国民党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严正指出：“开半坝，实为事实所不许。”

河湖里滔滔大水，和苦守在大堤上的王龙、华振两位县长开了玩笑。本来已经放晴的天空，突然就变了脸。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陡起西风，乌云滚滚。傍晚时分，河工人员均已不知去向，高邮县党政商各界人士雇带民夫分段抢险，以蒲包、麻袋装土，抛入危险地段。至夜晚十一时左右，风势更大，风力达5.5级，继而骤雨肆虐，一日雨量竟达102.3毫米。运河水势陡涨，日间所加子埝，完全被风浪卷走。二十六日，忽又转西北风，风势更狂，雨势更骤，风力达6.3级，高邮湖发生湖啸，茫茫波涛由西向运堤直冲过来。至晨五时，城北挡军楼、庙巷口、御码头、七公殿等处运堤先后溃决，尤以挡军楼决口最巨，竟达166丈，顿时波涛澎湃，声似山崩地裂。

听奶奶说，当时他们全家就困守在一条鸭漂子上。我们家祖上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历史。稍有些奇怪的就是从扬州邗江沿河放鸭而来的过往。放鸭用一条鸭漂子——树叶般的小船，另有一把鸭锹子铲土，一条好嗓子叫唤，一根“舞把”驱赶。这些都并不能成为什么宝贵的遗传。不过那条鸭漂子倒是救了家人的命，否则那段悲情的记忆，还无从被在村里一次又一次地谈起。他们还记得，灾后县里派人送来救济面粉，还见到天上掠过轰鸣的飞机。

是年，林德伯格和妻子安妮驾驶的天狼星水上飞机，曾盘旋在里下河平原上空。他们听说了苏北水灾的消息，改变原来的考察计划，向当时的救灾委员会请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灾情调查。在悲情的平原上空，水几乎成为唯一可见的主题。这片因水而生的土地，又用被淹没的时光见证了巨大的劫难。安妮女士的著作《从北美到东方》中写道：“飞行的第一天，我们早上从莲花湖的停泊处起飞，有一段时间，沿着长江向东飞行，直到大运河，随后转向北方。最初，我们只注意到一些湖泊，它们的数量不断地增加，直到最后扩展成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巨大的湖泊。我们吃惊地发现，这并非湖泊，而是洪水，简直是一片汪洋。由于洪水覆盖，已经看不到田地了。水很深，水面广阔，一片死寂，静得令人恐怖。它似乎一直就在这里，而且要一直逗留下去。”实际上，明年春天之前也绝无退水的希望，而此时刚刚进入秋季。

外面同样风雨飘摇的世界，也听到了这片土地的哀鸣。九月四日，上海《新闻报》刊登高邮县灾民致国民政府及民众团体的《通电》全文，向全国发出了呼吁：

溯自改革以后，运堤失修，每遇盛涨，坝水不能畅泄……

加以水利避，以自便私图，提取新、旧案亩捐，以任意挪用……

春修更吝费失时，夏防则土实不备……

逮至湖河泛滥，建设厅长孙鸿哲过邮，地方团体方欲面陈一切，乃竟拒而不见。驻防工员……盲人瞎马平日夜郎自大，一味肯勒金钱、防护因无常识，抢险不知重轻。其最可痛者，就老堤后身，挖土用加子埝，挖实补虚，修防大忌。

林德伯格夫妇本计划要在原定考察中，于泰州地区见一位故人，乃是其美国同乡托马斯·汉斯伯格。因为水灾，此行取消，他们未能谋面。可这位取名何伯葵的外国人，又注定要与高邮城牵连起来；兴化县县长华振为修复运河大堤往泰州求救拜见了他。高邮城边的运河，实在是牵涉东去里下河平原十数个县城的命运之河。运河大堤既决，如果不修复而致断航或再遇洪水，遭殃的仍是下河的土地与子民。这位县长所为可不是“种别人的地，荒自己的田”，或者是下河人说的“家作懒，外作勤”。可救灾仅仅靠着民间脚步奔忙自然十分艰难。百姓自救的办法虽然令人动容，但也无比悲情和无奈。灾后见到报上的讯息，沪上一位林隐士毁家纾难变卖财产义捐，并给托马斯·汉斯伯格的朋友威廉姆·绍特所在的上海华洋义赈会写了这样一封信：

敬启者：

鄙人遁迹深山，与世隔别，已有年矣，而尚有一线之牵，未能尽绝者，乃儿女辈每将沪上日报，汇寄山间。儿辈孝思不匮，恐我深山寂寞，藉报纸以解烦闷，鄙人亦不忍拒却。惟寄来报纸，日积月累，从未拆阅，悉皆束之高阁。日来鄙人静坐不宁，心潮起伏，颇觉不安，自念心性不纯，渣滓不尽，擅作面壁妄想，引以自责。一面仍诚念镇静，多方自贬，依然不能自止。随手检取报纸一束，展开阅看，藉解繁念。讵料各报详载南省各地水灾，水深火热，灾情汹涌，并有胡文虎大善士捐助虎标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各种药品及巨额捐款，并由海外侨胞，国内善士，踊跃认捐，拯救浩劫。鄙人隐居幽谷，观此惨状，不禁触目惊心。窃以连日之心潮起伏，坐立不宁，实为我佛慈悲，默示救人救己之真谛。虽我辈以色空两字自守，然终不能见死不救，故毅然扶杖下山，与妻儿辈商毁家纾难之策。幸妻孥等乐而不拒，一致赞成，并促鄙人救灾如救火，速于进行，业将所有薄产全数变卖，得洋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余元，除提出洋二万九千八百余元，为山荆终老之资，及儿辈分润外，今将余剩洋二十万元恳托友人汇呈贵会，以充灾赈之需。素仰贵会历来办赈认真，款不虚糜，实惠灾黎，活人无算，全国有口皆碑，毫无宗教歧视，及政治作用。惟是自惭绵薄，明知杯水无补于车薪，尚望华洋善士，鉴我愚诚，闻风兴起。要知此次灾情，为千古罕有之浩劫，凡我国人，自应共同奋起维护，庶灾后余生，稍得保存元气。尚望贵会诸大善长，抱己饥己溺之怀，登高呼救，则聚沙不难成塔，集腋乃可成裘，俾数千万嗷嗷待毙之灾民，更生得庆。而鄙人在山，当为诸大善长朝夕馨香祷祝于无涯矣。鄙人俗事终了，即日重入道山，从此心地清凉，不与世事，不复再履层寰半步矣。此致

华洋义振会诸大善长先生慈鉴。

林隐居士合十

再启者，鄙人续见连日报载江北水灾异常严重，积水不退，惨象难详，可否将鄙人助款，移赈江北。现在亟宜宣泄积水，以工代赈，两受其益，使灾民有更生之望，则来岁春耕，不致颗粒无收，尚乞诸善长注意及之，倘鄙意与事实有不能进行之处，则请贵会择要支配可也，又及。

何伯葵所在的泰州也处河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公路很少又不通汽车，船是最为普遍适用的交通工具。何伯葵初到中国时就迷上了古老的木船。他觉得那些木质的船挂上了帆，就像人生了翅膀一样，可以随心从流漂荡。一开始同仁帮助他造了一艘小帆船。他结婚的时候就用这艘船从镇江接回了自己的新娘。后来他造了一条更大一点的船，全家人可以住在上面，称其为“住家船”。夫妇二人就坐着这条船在里下河地区来往漂荡。他的船上总是充满欢乐。新娘买来手风琴一路演奏，水上的世界充满欢声笑语。这位出生在上海成长于淮安的女士叫艾格里丝，她和她的好朋友赛珍珠一样，都是出生并成长在中国的美国人。

上海华洋义赈会决定以林隐士所捐赠之资赈灾修堤，商请一名人称“王将军”的工程师负责工程技术，由何伯葵负责管理账目并对工程进行监督。当时江苏省政府也非毫无作为，鉴于灾情之奇重，召集各方人才，组织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共同挽救江北灾情危局。九月十日，第一次成立会议召开，宣布成立以省政府主席叶楚伧为主任委员的运河善后委员会。救灾修堤行动便从这个会议“开始”了。但一切似乎依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倒是任命了一批人的职务，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共有委员二十七人。会上审议通过善后委员会规程，呈奉行政院核准备案，并请行政院简派大员一人为督工委员，成立工程、工赈、工款、验料四处，又设江都、高邮宝应、高邮江都西堤、下河各港四工务所。

会上，推选王宝槐兼领工程处长。这位辞职好几年的“王委员”，坚决推辞不做。于是干脆不设处长，预备设工程处主任，推王宝槐兼任，王仍推辞不就任。王宝槐先生可是省政府请来的高人，他过去曾是国民水利委员会委员。王宝槐本姓冯，字叔相，以字行。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过继给其外祖父王瑞云为孙，故改姓王。王宝槐自幼进私塾，熟读四书五经，不久入县学，选为清政府贡生，后又进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王叔相一生追求进步，早年追随孙中山，在美国考察学习期间参加中国同盟会。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他曾任巡行督办，因其参加辛亥革命，拥护孙中山国策，中华民国七年被授予二等嘉禾奖章。袁世凯篡国后，妄图复辟帝制，王叔相因与其道不同愤然辞职，转赴欧美考察，后留学法国，专修水利工程，获法国马赛水利工程学院水利堤闸工程科博士学位，也因此企求走实业救国之路。北伐战争开始后回国，在谭延闿司令部任高级参议，少将军衔，所以大家又多称先生为“王将军”。一九二七年四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将军又愤然辞去公职，回家乡淮安继续走实业救国之路。

王将军既然人都来了，却不愿意担任职务，倒也令人觉得奇怪。他见大家仍在坚持，便坦陈：“叔相的脾气你们也知道，我若是喜欢做官，当初不会辞去职务。我此番之所以愿意参与堵决口工程，确实是感触里下河县市百姓生灵涂炭。有具体工程业务之事我愿意效劳，至于什么虚职头衔则一概免去！我也希望政府少要议论斟酌务虚，早日投入救灾堵口工作，以期早日见到实效……”

大堤修复后，里下河的这年秋天粮食大丰收。何伯葵、王叔相等人离开了运河工段，一度火热的现场后来也成为尘封的往事。何伯葵，最初为兴化人的深情打动，促发其循河而上来修堤的行程。王叔相是淮安清江浦人，与高邮百姓同是里运河流域的子孙。运河沿线也向来不缺少治水的能人。今淮安清江浦“陈潘二公祠”中，所供陈瑄便是里运河一带人景仰的名宦。大运河淮扬段称为里运河，流经高邮四十三公里。早在宋元时期，河湖未能完全分开，漕船在湖中行驶，常遇风浪之险。为解决这一问题，明宣德七年（一四三二年），平江伯陈瑄在高邮凿渠四十里，傍湖为渠，以避湖上风涛之险。史赞陈瑄“凡所规画，精密宏远，身理漕运三十年，举无遗策”。其后裔十一代世袭平江伯，六代任漕运总督总兵官职。三世孙陈谦，于明天顺二年（一四五八年）由淮安始迁高邮东乡居住，所居住地今仍称为陈总兵庄。

一九三一年发大水，汪曾祺才十一岁。五十年后的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他回到四十二年来一直魂牵梦绕而未归的故乡，到自灌地区东风公社参观补水站，又到圩区川青公社参观提灌。他在日后的散文《故乡水》中写道：“运河的改变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我住的招待所离运河不远，几分钟就走上河堤了。我每天起来，沿着河堤从南门走到北门，再折回来。运河拓宽了很多。我们小时候从运河东堤坐船到西堤去玩，两篙子就到了。现在坐轮渡，得一会子。河面宽处象一条江了。原来的土堤全部改为石工。堤面也很宽。堤边密密地种了两层树。在堤上走走，真是令人身心舒畅。”

此后的里下河平原，辽阔的河水依旧东流而去。因水患治而得利，人们编了歌谣唱道：“要水一声喊，不要关闸板，放水穿花鞋，看水打洋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