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精选】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跨国企业作为“双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在助力国内生产,对外投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不仅面临内部治理、产业政策等母国环境因素的影响,还要直面地缘政治风险、制度文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更为复杂的东道国环境的影响。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投资合法性风险与外来者劣势等问题更为严重,导致其跨国企业常常出现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现象,海外投资效率有待提升。数字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之一，其广泛应用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在数字化背景下,本研究聚焦的问题是：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若存在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数字化技术的全面应用重塑了企业的资源禀赋和生产能力,降低了跨国企业的代理成本和信息搜索成本,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海外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论述:（1）海外投资依赖于管理层的认知和决策视野，管理层短视行为导致海外投资实际额度严重偏离最优投资水平。数字化转型可以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进而提高海外投资决策的准确性。（2）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跨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海外投资效率。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能够有效防止管理层为个人利益而放弃高收益的风险投资项目，进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3）数字化技术应用为跨国企业提供了更高效的合作环境，提高了全球供应链管理网络稳定性。数字化转型降低了跨国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而提升海外投资效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1：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

      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时,考虑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背景多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董事会专业背景多样化说明决策层拥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资本支持，不同专业特长的董事会成员可以从技术、市场、财务、法律等多个角度评估数字化转型和海外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机会，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其次，董事会成员专业背景多样性有利于塑造具有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组织文化，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要面临不同国家的文化、制度和营商环境，企业的环境适应性和动态能力至关重要。最后，董事会专业背景多样化强化了管理层的风险管理和监督能力，能够动态调整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尽管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能有效提高海外投资决策的准确性,但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仍然不可忽视,若海外投资决策完全取决于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海外投资项目仍面临潜在的失败风险。然而,董事会专业背景多样性可以为海外投资决策提供更加人性化以及专业化的知识和投资经验,帮助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更好地识别、评估和管理海外投资风险,进而提高海外投资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2：董事会专业背景多样性能够增强数字化转型对海外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

本文使用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来源于四套数据库:fDiMarkets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其中,iiMarkets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主要包含了全球企业层面的绿地投资数据;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由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该数据库是唯一一套涵盖中国全球投资的综合数据集;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包含了详细的全球企业层面并购案例数据;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海外投资数据库包含了跨国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该数据库是国内学术界使用最为广泛的经济金融数据库。本文基于以上数据库手工整理得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具体处理过程如下:①对fDiMarkets数据库、Zephyr并购数据库以及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进行分类整理,得到企业一东道国一年份三个维度的样本:②将三套数据库进行匹配整合,得到2008-2021年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观测数据;③为了满足测算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需要,在企业一东道国一年份维度数据的基础上,将上市公司名称(代码)与国泰安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包含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海外投资数据:④将第三步的数据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东道国层面的宏观变量进行匹配,整理得到完整的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⑤删除缺失值以及投资地为百慕大、英属维京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样本,同时删除投资地为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数据。依次按照以上步骤整理,最终得到2008-2021年跨国企业的2008条海外投资观测数据。

为考察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董事会专业背景多样性的调节作用，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下标i、j、t分别表示企业、东道国、年份。被解释变量Investi,j,t表示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采用拓展后Richardson模型计算出的残差取绝对值衡量。其数值越小,表明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越高。Digitali,t-1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采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的关键词词频指标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稳健性检验部分,使用无形资产中具有数字化特征的投资占比重新测量。Diversityi,t-1是本文的调节变量，代表企业董事会专业背景多样性, 采用 Blau指数来衡量。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团队背景多样性程度越高。Controlsi,j,t-1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独立董事比例(Indep)、股权集中度(Top1)、企业所有权性质(SOE)、公司上市年龄(Age)、东道国人均GDP(PGDP)、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CD)、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ID)等。∑Country和∑Year分别表示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j,t表示随机误差项。

      回归结果支持假说1与假说2。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检验内生性：

      1.工具变量法。选取上市公司所在地与沿海港口的距离构造工具变量。经检验得，结合弱工具检验和可识别性检验得结果看，工具变量的选取是符合标准的。同时，在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数字化转型依然能提升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的研究结论。

      2. 双重差分法。使用“宽带中国”城市试点政策进行稳健性检验。经检验得，考虑“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外生冲击影响后，该文章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验证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3. 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经Heckman两阶段回归的回归检验得，在考虑了样本自选择问题后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依然显著，结果稳健。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检验假设2实证结果的稳健性：（1）替换变量的测算方式。使用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DT)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2）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1.将样本区间缩减为2009-2019年重新进行检验;2.剔除了中国跨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相关数据重新检验。经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无显著性变化。

       助力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效率、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是当前阶段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进行以下作用机制的检验：

      （1）抑制管理层短视。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年报MD&A中的文本进行分析，根据管理层特质词得到管理层短视指标。经回归得，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短视行为，进而提升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

      （2）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使用三年期间内经行业调整后盈利波动率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经回归得，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升海外投资效率。

      （3）降低代理成本。本文采用资产周转率衡量企业代理效率。经回归得，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了海外投资效率。

经检验，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提高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代理水平这三条机制提升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

      本文通过以下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

      （1）考虑数字化转型维度。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化战略引领、数字化技术驱动以及数字化组织赋能三个维度进行分组讨论。

      （2）考虑企业所有权性质。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

      （3）考虑行业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组进行讨论。

      （4）考虑非效率投资维度。为了进一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非效率投资划分为海外投资过度和海外投资不足两个维度。

      （5）考虑海外投资模式。本文将样本划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两种投资模式进行分组检验。

      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海外投资效率,海外非效率投资问题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而得到改善。

      第二，董事会专业背景多样性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海外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

      第三，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降低代理成本三个方面来影响海外投资效率。

      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化赋能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以及制造业行业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

      围绕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

      在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屠西伟和张平淡（2024）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自身碳排放,且具有前向溢出的降碳效应；陶锋等（2023）的研究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戴翔和马皓巍（2023）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

      在关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中，赵振洋等（2022）研究发现，相比于未收到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收到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更低，且收到问询函的次数越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法律风险和问询函问题分类会影响问询函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基于中介效应检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问询函能够加剧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现金持有水平，从而导致企业投资不足，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王化成等（2023）利用数字专利刻画企业数字创新水平，实证检验了数字创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