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精选】税收预算增长压力下的财富转移与税负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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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本文利用独特的政府税收预算及企业集团数据,考察了地方税收预算增长压力对企业间税负公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预算压力的空间失衡会导致企业集团利用内部网络策略性利润转移,从而与无法释放压力的独立企业相比,存在税负不公平的问题。然而,随着新《预算法》出台对地方政府预算目标的制定实施约束,这种转移动机受到了明显抑制,有效降低了企业间的税负不平等倾向。在宏观层面还发现,在利润转移条件下,预算目标设定与地方财政收入存在“拉弗曲线”现象,这意味着对于税收预算制定的效率损失问题应格外谨慎。本文研究对于加强地方税收预算管理、营造企业公平税负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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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是财税体制的核心，其中税收预算更是直接关系着政府的收入保障，深刻影响政府征税行为。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时可能会导致企业面临税收压力进行避税行为，间接造成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税负不公。而随着中国税收预算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如何平衡税收增长目标与企业税负公平，避免因预算压力导致的税负不公，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针对税收预算的研究往往把企业视为整体，从而忽视了企业的网络关联，而针对企业集团的研究也尚未关注其避税行为机制及后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1、在税收预算增长压力下企业集团是否会利用内部网络进行利润转移以应对税收征管压力？如何转移？2、新《预算法》对企业避税行为是否产生规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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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有效保障了税收收入的稳定，推动了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一制度设计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由于企业是税负的主要承担者，税收的预算管理导致了部分地方税务部门为了完成预算目标，额外加重企业税收负担。已有研究发现税收目标会强化政府税收征管力度，提高企业实际税负。而面对税收压力时，相比于独立公司，集团公司因其经营范围更广、面临税收环境更复杂等原因具有更强的避税动机，并且会以内部利润转移来实现避税。当集团间各公司面临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本文将各地级市的税收预算剥离掉经济增长目标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后得到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存在差异时,集团公司内部就存在利润转移的动机。例如当集团母公司所在地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较高时,其会向面临较低目标的子公司转移利润,从而实现避税的目的,而同样面临较高目标的子公司则不会成为利润转移的对象。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1:集团网络内面临较高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的母公司会向面临较低目标的子公司进行利润转移。

更宏观地看,当地方政府提高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时,财政收入会相应增加,但同时集团利润转移行为也会不断增长,这将抑制财税收入的增长,因此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提升对财政收入的增加效应可能存在一个“临界值”。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2:地方政府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与财政税收收入之间存在“拉弗曲线”式关系,即一定范围内的目标提高会增加财税收入,但当超过临界值后,目标提高反而会对财税收入产生负向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原始数据

（1）税收预算收入数据。针对已主动公开年份的数据,我们对其进行手工整理;其次,针对缺失年份或缺失城市的数据,本文采用“依申请公开”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工作。面对不予以公开的情况,通过协商或复议的形式,最后获取了全国绝大部分地级市2007-2019年的税收预算数据。（2）企业集团数据。本文主要使用了四套数据:①上市公司母公司财务数据（来自CSMAR），具体包括母公司资产规模、资产利润率等关键信息；②上市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数据，根据上市企业集团公司年报，逐笔手工整理；③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根据企业名称和年份将集团子公司名单与税调数据进行模糊匹配；④企业集团内母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数据（来自CSMAR）。

根据基准回归的需要,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剔除了样本期间母公司被ST、PT的子公司;其次,本文基准回归使用的是母公司的异地子公司样本,因此将与母公司位于同一城市的子公司剔除;再次,剔除了关键变量缺失或存在明显错误的样本;最后,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从而排除可能存在的极端值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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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与检验

根据理论推导，本文认为集团母公司税收预算增长目标高于子公司所在地的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时，母公司会有强烈激励将自身利润转移至异地子公司来降低税收负担，且母子公司之间预算目标差距越大，利润转移规模将越大。为检验该动机，本文首先刻画母子公司所面临的地方政府税收压力差异指标Target：

其中,i代表集团子公司个体,c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ε_ict代表子公司i所在城市c在第t年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ε_i,mc,t代表子公司i对应集团母公司所在城市mc在第t年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因此，Target衡量了母公司所在城市与子公司所在城市在第t年的税收征管压力之差。为了更准确地识别城市层面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本文将税收预算增长目标对一系列可能影响正常税收增长水平的因素进行回归。回归残差项代表城市c第t年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本文基于此构造了母子公司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之差。最终，解释变量以企业集团母公司所在地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的差值代理二者所受到的差异化税收征管压力。

进一步，本文构建下示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Roa代表公司的资产利润率，衡量企业集团母子公司间的利润转移行为。核心解释变量为Target，Control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母公司与子公司的规模大小Size,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比率Capital等。本文引入企业固定效应δ与年份固定效应η,对个体与时间维度上的不可观测因素进行吸收,ε代表残差项。同时本文在企业层面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以上动机得以验证。

进一步，本文从作为利润转出方的母公司视角出发，考察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对集团母公司资产利润率的影响。紧接着，排除子公司所在地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还高于母公司所在地的情况，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加权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综合以上实证结果，假说1成立。

二、进一步分析

（一）利润转移逻辑的验证。本文在此处对集团利润转移策略进行考察，设定虚拟变量Max表示是否为当年与母公司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差额最大的异地子公司,并与解释变量Target进行交互。结论支持基准回归。进一步地，当母公司面临的税收征管压力大于（小于）异地子公司利润会向外（内）转移的财富双向流动会更加巩固本文的基准结论，因此考虑进一步检验，结果符合预期。

（二）利润转移机制:关联交易视角。首先，文章对关联交易机制的存在性进行验证，在子公司层面考察Target对关联交易的影响，通过母子公司间的关联交易规模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Target显著提升了子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的结果；其次，进一步检验关联交易机制的内在特征，若是集团确实依托“低买高卖”的商品转让定价机制实施利润转移,那么受影响的将主要是商品类关联交易,而其他类型的关联交易不会受到影响。结果与预期一致，Target对商品类关联交易有正向影响,但对非商品类关联交易没有明显作用,意味着商品类关联交易是集团利润转移的关键渠道。

（三）规制效果：来自新《预算法》的证据。本文在考虑实施新《预算法》的情况下，以改革前母公司所在地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的均值为强度变量,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被解释变量为母公司或子公司个体的资产利润率，Treat表示强度变量，为母公司或子公司所在地2007—2014年的平均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Post为政策期虚拟变量，以2015年新《预算法》的实施时间为界。具体构造请参见原文）在母子公司层面分别考察了新《预算法》实施对集团利润转移的影响。最终结果表明，新《预算法》实施强化了目标规制,集团利润转移动机由此下降。

（四）利润转移的后果：宏观财税收入。以往文献表明，企业流动性可能是造成税收目标上升而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企业自身没有流动,通过集团内部的利润转移渠道也能导致这一后果。具体本文使用了从大到小的三个口径,分别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与企业所得税收入来考察在城市层面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对地方税收收入的影响。最终得到了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与地方政府税收之间的“倒U型”的关系，验证了本文的假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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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文发现当集团母公司所在地的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较高时，会通过内部网络策略性地将利润转移到税负较轻的子公司，导致税负在企业间分布不均。

第二，《新预算法》显著抑制了企业集团在面临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时的利润转移行为，有效降低了企业间的税负不平等倾向。

第三，在宏观层面，研究发现地区税收目标与税收及财政收入之间存在类似“拉弗曲线”的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税收预算增长目标可以增加财税收入，但当超过某一临界值后，过高的目标反而会减少财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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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补充了预算目标管理的研究。提出超额税收预算增长目标这一新的度量方法，着重探讨税收预算目标对利润转移行为的影响,对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第二，拓宽了对集团公司避税行为的研究。对集团企业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延伸至税负公平领域,做了一定的探索。

第三，为我国提高税收征管能力提供了理论支持。现有文献指出资本流动性限制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事实上对企业集团的研究发现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内的利润转移而非实体搬迁的方式对政府税收做出反应,这意味着政府的税收监管行为必须深入集团网络内部。本文的研究给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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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

在关于税收方面的研究中，储德银等（2024）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税竞争对地区间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逆公平分配效应，而且主要是通过资本不平等这一传导机制予以实现。游家兴等（2023）从政府与企业两个主体出发构建多周期博弈模型，所得到的均衡解表明：政府能够通过加大税收威慑力度减少税收稽查，从而有效实现以罚代管。万海远等（2024）关注企业预期转变的微观基础，研究税收政策对提升市场主体信心的作用机制，提出增强企业预期的针对性措施。郭婧与汪昊（2024）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基于所构建的2002—2018年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测算了我国城乡居民的税收负担，分析了城乡居民税负差距及其形成机制。赵仁杰等（2023）从征管激励与征管能力角度分析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对税收治理的双重影响，并利用手工整理的地级市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政策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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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德银,纪凡,刘俸奇.税收竞争、资本流动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24,59(06):88-106.

[2]游家兴,林慧,蓝永泉.税收稽查的震慑效应：一个多期博弈模型及其经验检验[J].经济研究,2023,58(12):59-76.

[3]万海远,张尉,陈基平,等.税收政策支持与企业预期转变[J].经济研究,2024,59(04):24-42.

[4]郭婧,汪昊.城乡居民的税收负担：财政归宿分析[J].经济研究,2024,59(05):77-96.

[5]赵仁杰,赵欣仪,钟世虎,等.征管模式、征管技术与税收治理——来自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3,58(09):13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