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A general framework of digitization risk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作者：Yadong Luo
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推送：闫百萱 审核：杜诗琰 校对：何倩
研究领域：数字经济 国际商务
仅用作学术交流，原文版权归原期刊和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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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要
Digital global connectivity offer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new opportunities, but it also brings unique risks, an area not yet well examin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framework, which elucidates what (risk types and sources), how (risk assessing and managing), and whom (vulnerable firms) these risks relate to, in a dialectical manner that seeks to combin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managerial actions. We focus on three types of risks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regulatory complexity) that MNEs uniquely face, and explain within-country and cross-country risk drivers. We document variances among MNEs in exposure to these risks, proposing that information flow intensity, geographic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global platform participation carry strong implications on the firm’s risk exposure and response. Finally, this framework offers actions essential for MNEs,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o manage digital risks, emphasizing processes of building and deploy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pursuit of transnational resilience for crossborder activities that become increasingly digitally 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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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入
伴随着全球数字化水平日益精进，国际商务领域在信息传输速度、国际贸易形式等方面受数字化的影响程度也愈加深刻。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高的跨国公司相比于传统跨国公司而言，前者会因为其低交易成本、低信息壁垒等优势，拥有更高的跨国运营效率，得到更多的机会，例如：获取全球资源、接触外国客户等。但同时，数字化的不断推进也必然给跨国公司带来了相应的数字化风险。而目前有关国际商务的研究只关注了其政治、金融和交易的风险，针对数字化风险还鲜有学者研究。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国际商务中的数字风险，研究当下数字环境中会诞生出哪些风险？这些风险的来源于何处？以及如何管理风险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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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中的数字风险
（一）数字风险类型与来源
本文将国际商务（IB）中数字风险定义为：由于数字化力量在跨国公司运营或竞争的国家中引起的不确定性或干扰而可能对公司运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本文根据跨国公司在当前全球竞争的环境中面临的由于数字化导致的各种不确定性，将数字风险分为三类：（1）数字相互依存风险。是指核心跨国公司与其全球范围内的商业伙伴、供应商等因数字互联互通而可能引发的意外故障、传染和中断；（2）全球信息与网络安全风险。是指由于跨国公司在其信息和通信系统中的脆弱性而导致的潜在损失或损害，这可能导致网络攻击或数据泄露；（3）数字监管复杂性风险。由于跨国公司在各个国家运营时所面临的多种数字化相关法规、规则和标准所引起的，这些规定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导致监管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兼容性，加剧了跨境活动的干扰。
进一步，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风险的来源有两种：（1）国内（目标国）来源。涉及政府或监管政策对数字连接和数字商业的限制，以及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政策和壁垒。其他重要的监管项目包括对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以及在执行经济和监管政策方面的透明度不足；（2）跨国来源。主要是处理双边或国际因素，如母国与东道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因素。
本文根据数字风险的不同类型以及产生数字风险的来源，在信息处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信息处理系统。信息处理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认为，组织是协调并促进信息的有效收集、处理和分发的信息处理系统。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极大地增加了信息的数量和处理速度，同时也提高了对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因此，作为信息处理系统的组织同时也需要适应这一变化，确保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来维持竞争优势。基于此，本文所构建的信息处理系统展示了跨国公司如何管理不同类型的数字风险，面对不同的风险及其来源，跨国公司如何将自身信息处理需求和其信息处理能力进行匹配。具体细节如下图所示：
结合图片进行以下解释：首先，由于国内（目标国）的监管制度的差异、数字基础设施欠发达等原因，连同跨国风险所包含的各类因素，本文所构建的信息处理系统纳入了三种国际商务中的数字化风险。其次，对于跨国公司进入全球数字化以扩展业务这一进程而言，数字化联系越紧密、子公司地理分布越广泛、国际化战略种类越多以及全球平台参与度越高，其面临的信息处理需求越大；对于跨国公司所具备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为了处理上述行为所带来的数字化风险所必需的，二者需要相互契合。高信息处理需求要求高信息处理能力，才能有效应对或防范数字风险，提高跨国企业在战略韧性、交易成本节约和内部化效益方面的绩效。最后，信息处理需求与信息处理能力与三种数字风险类型都要契合，才能更具针对性地降低数字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1）跨国公司数字化带来了其运营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会使得公司对信息处理的需求增加；（2）不同跨国公司因其特点而在数字风险的暴露程度具有差异性，因此信息处理要求也不同，那些信息和数据强度、地理多样性和全球平台参与度较高的公司尤其脆弱；（3）跨国公司将通过建立和强调信息处理能力或机制（如风险分析、数字智能、风险控制和集体行动）来管理信息处理需求；（4）成功管理数字风险不仅需要信息处理需求与信息处理能力之间的契合，还需要数字风险类型与相应的信息处理需求和能力之间的契合。
进一步，本文将对企业数字风险暴露具有差异性的原因进行归纳分析，并针对企业如何进行数字风险管理进行分类讨论。
（三）数字风险暴露存在差异性的原因
本文针对差异化数字风险暴露的原因进行了归类，主要总结为以下四点：（1）信息和数据强度差异。跨国公司在其信息和数据强度方面存在差异，即更依赖于连接内部成员或外部参与者的信息和数据流的公司，其信息处理需求越大；（2）地理多样性差异。地理多样性较高的跨国公司在地理上拥有广泛的业务分布和深入的全球化业务，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应对更多国家的数字威胁，并且在不同国家中与外国资源、监管机构、竞争对手等其他数字生态系统参与者的相互依赖性增强；（3）国际战略差异。偏好多国本土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其子公司面临更多的国内风险、采用全球化战略的公司，面临更多的跨国风险，将更加注重子公司之间的整合、注重制定跨国战略的公司，旨在实现全球效率和本地适应性的双重目标，既面临国内风险也面临跨国风险；（4）纳入数字生态的程度。更多依赖全球平台和数字生态的跨国公司预计将面临更大的信息处理需求，从而面临更大的数字风险。
（四）数字风险管理
面对不同程度的风险暴露，跨国公司需要对风险进行管理。虽然不同的跨国公司进行的业务不尽相同，但都要面对数字化所带来的信息处理需求。为了实现子公司之间运营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公司必须提升其信息处理能力并优化信息处理机制，使之与信息处理需求相匹配，最终提高公司的数字风险管理能力。本文指出，风险分析、数字智能、风险控制和集体行动是管理数字风险所需的关键信息处理能力。
（1）风险分析，包括定性和定量技术，用于识别和评估可能危及数字活动的来源或因素。定性分析需要大量的专家考察、判断和分析。总部的高管可能会派遣一个专家团队与外国子公司的专家合作，识别和分析数字化风险环境，并提供潜在的解决方案。定量分析通过集成的计算机模拟、建模、机器学习、数据自动化等方式对数字威胁进行量化分析。在这种方法下，管理层将使用或创建复杂的工具来实时监控和分析公司内外全球分散活动。定性分析在解决数字监管风险时更加重要，而定量分析更多在于评估网络安全和相互依赖风险。
（2）数字智能，是指通过数字工具捕捉商业机会、可能的边际价值以及减轻风险的能力。这种智能不仅仅是使用数字技术和前文风险分析的能力，其超越了连接技术，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实时预测和公司间及公司内共享改进，这反过来又显著帮助管理者做出关键的商业决策。
（3）风险控制，为公司领导者采取行动以维持对第三方的控制，以减少或消除潜在数字风险的一套方法。第三方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全球供应商、分销商、开源平台、技术供应商等。重要的是，公司必须在安全、业务连续性和数据等领域实现适当的治理水平。
（4）集体行动，指跨国企业和其他组织采取行动，共同应对面临的威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行动：①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共同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政府还要为企业提供一个有利于竞争和透明的政策环境，促进企业间的伙伴关系共同投资；②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合作，以更有效地在其全球协调的网络内流动生产要素，从而更好地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③跨国企业间进行合作，满足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
04
总结与贡献
第一，本文展示了国际商务中的数字化风险，丰富了对国际商务风险的研究。本文揭示了数字风险以多种形式出现，包括相互依赖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和监管复杂性风险。在这些挑战背后是地缘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法律力量等，这些力量不仅在单个目标国家起作用，而且在跨国层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本文提供了一个针对数字风险的信息处理框架，用于强调从数字风险暴露中产生的信息处理需求与通过提升信息处理能力来管理风险之间的匹配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数字风险类型与信息处理需求之间应当契合，以及数字风险类型与信息处理机制之间也要相互契合。在数字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上述各关系的匹配优化可以提高企业战略韧性、降低交易成本和建立国际化优势。
第三，文章指出，针对不同情况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暴露也不同。例如信息强度越高的公司、子公司地理分布越广泛的公司等，面临的数字风险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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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要注重研究数字化机会与风险的关系。一般来说，如果高管们预见到更多的数字化全球化追求的机会或收益，他们可能愿意承担更多的数字风险。因此未来的研究要具体说明机会与风险如何匹配，需要考虑这种匹配关系以及公司特定的数字智能、经验和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特定于国家的数字风险和干扰。
第二，文章指出，多国企业的数字风险管理系统不仅包括负责执行数字战略的公司或区域总部，还包括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外国子公司。这些子公司是真正面临上述国内外风险的主要实体，需要关注它们在共同设计、执行和改进多国企业数字架构中的角色。
第三，应探讨跨国公司如何改进其组织设计以满足信息处理需求与信息处理能力之间的匹配。这种匹配需要结构或行为上的支持或调整，以允许相应的需求和能力为公司创造更持久的价值。
第四，跨国公司内部构建的数字化架构增强了公司的双能性，并通过生态系统共享赋予了内部和外部资源更多的互补性。未来应该探讨数字化架构如何促进跨国公司的跨境、跨组织边界的活动，并增强其战略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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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追踪
围绕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学者们展开了一些研究。
在关于跨国投资的研究中，黄远浙等（2021）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杨连星和铁瑛（2023）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对外投资之间的逻辑耦合，全面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缔结深化对跨国并购的差异性影响。
在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中，沈玉良等（2022）基于全球国际贸易规则正在向以数字促进贸易的第三代贸易规则推进这一背景，对新一代贸易规则下的中国取向进行了研究；陈雨露（2023）主要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等方面解构数字经济，辨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Meyer（2023）等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企业在国际上的战略规划和组织结构，强调跨国企业需要发展与国际化战略相互依赖的数字商业战略，并考虑包括非正式机构、正式机构和资源禀赋在内的各国差异，并提供了一个概念性框架，将外部和内部先决条件与数字商业和国际化战略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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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黄远浙,钟昌标,叶劲松,等.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J].经济研究,2021,56(01):138-154.
[2]杨连星,铁瑛.区域贸易协定、投资条款差异性深化与跨国并购意愿[J].管理世界,2023,39(09):36-59.
[3]沈玉良,彭羽,高疆,等.是数字贸易规则，还是数字经济规则？——新一代贸易规则的中国取向[J].管理世界,2022,38(08):67-83.
[4]陈雨露.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J].经济研究,2023,58(09):22-30.
[5]Meyer, K.E., Li, J., Brouthers, K.D. et 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the digital age: Global strategies in a world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J Int Bus Stud 54, 577–59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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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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