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不惜笔墨
注释王孟英医案
王东海
很多读者不明白笔者为什么要反复解说王孟英先生的医案，滋养肝肾阴分、疏解肝经湿热真的就那么正确那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不单是王孟英先生如此，还有历史上的许多名医都持有近似的观点。接下来笔者做一些节录例析：
《格致余论》是朱丹溪先生的代表之作，成书于公元1347年。他在书中写道“学医多年，阅读很多医著之后，才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肝藏相火，朱丹溪先生的“始悟”所得与王孟英先生的用药经验几乎是完全一样。
张璐(1617~约1699年)，清初医学家，大致与傅青主同时代。他在《诊宗三昧》中说道“世上医者常犯有三种弊病，有一种弃儒业医，徒务博览，不卒师传，专事温补，极诋苦寒，斯皆不达权变之故。” 这个“专事温补，极诋苦寒”的状况，现在差不多成了中医主流。很多人盲目跟风，受尽误导而不知道回头。
清末民初临床大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的第六期第四卷中说道：“尝实验天地之气化，恒数十年而一变，医者临证用药，即宜随气化而转移。因病者所得之病已先随气转移也。愚未习医时，见医者治伤寒温病，皆喜用下药，见热已传里其大便稍实者，用承气汤下之则愈，如此者约二十年。及愚习医学时，其如此治法者则恒多偾事……乃自民纪十稔（1922年左右）以来，病多亢阳，宜用大剂凉润之药济阴以配其阳……天地之气化又有转移，人所生之病即随之转移，而医者之用药自不得不随之转移也。由此悟自古名医所著之书，多有所偏者非偏也，其所逢之时气化不同也。愚为滥竽医界者已五十年，故能举生平之所经历而细细陈之也。” 在这里，临床大家用丰富的经验剖析了名医们各自用药特点的根源，且不曾用一语说到要温补扶阳去湿。初习中医者，不明白此理或还可以原谅，业医者不明白此理必将误人多多！
王秉衡曰∶“风寒暑湿，悉能化火，血气郁蒸，无不生火，所以人之火症独多焉。” 刘河间也说过类似的话——“六气皆从火化”
朱心农曰∶“东南方天气多热，地气多湿，最多湿温、湿热之症，正伤寒症极少，即云冬月多正伤寒症，亦不尽然。历症以来，恒见大江以南，每逢冬令太温，一遇感冒，表分虽有外寒，内则竟多伏火，悉以伏火治之，丝毫不爽。”
魏柳州曰∶“壮火为万病之贼。”
嘉约翰曰∶“炎症为百病之源。” 要知道“炎”字是两个“火”字的重叠。
以上这些医家临床治病，都强调要“清火”、“泻火”、“滋阴配阳”。
当代皮肤病专家朱仁康先生的学生说“朱老师在1990年后治皮肤病，每张处方都用生地、赤芍、丹皮”。
类似的名医经验，笔者还可以举出多例：冯楚瞻、叶天士、顾松园、陈歧、凌晓五、马培之、费伯雄等等。大抵学医之人，多从伤寒入手，研读《伤寒论》及其各家注解，没有良师引路就几十年在这里面转圈圈。传统中医近百年来逐渐没落，虽说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了王孟英、张锡纯、叶天士等这样的顶尖好手。传统中医缺少能扛大旗的人，以致于让谬误理论横行，造成了“谁嗓门大谁弟子的嗓门大谁就说得对”这样的局面。
王孟英与朱丹溪医法相同，实际上是王孟英与朱丹溪的老师罗太无先生的医法相同，朱丹溪中年时求学于罗太无。王孟英生活年代1808-1868年，上推540年，也就是九个甲子，刚好是罗太无(约1243-1327年)、朱丹溪（1281~1358）二位先生的中晚年时代；与王孟英同时代有位名家王旭高，两人治病理法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同样时代的名医心法应该是相同的，而不应该众说纷纭！而王孟英刚好大我们180岁，所以我们当前的医者应该学习王孟英先生用药经验和秉持王孟英先生类似心法的前贤经验！
傅青主（1607-1684年）的行医时代刚好大王孟英180年，二位先生一个在华夏大地的西北，一个在华夏大地的东南，其用药大方向大致相同，只是细节上有些差别而已。
注：180年是三个甲子，是一个时间周期，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在180年里轮流值班了一遍；也可以结合三元九运理解。
编者：由于有不少人反映王孟英医案里的文言文读不懂，故与王东海老师商量，春节后将有所调整，也就是先概述医案或把医案译成白话文再行注释。这样一来，大家就不存在阅读上的障碍了，只是要更辛苦王老师。声明：本公众号不推荐任何医生，所有调病方法、方子和观点仅供有缘者参考，如果调治过程中出现偏差，概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