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洲 | 关于技术“先验主体”问题的一些思考

文摘   2024-05-13 22:07   甘肃  

本文载于《科学·经济·社会》2024年第42卷第1期第7-10页

作者简介



谢亚洲,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E-mail:xieyzh@lzu.edu.cn




关于技术“先验主体”问题的一些思考







摘   要:技术本身是否已经成了一个筹划和设定人类世界的先验主体?这是接续索恩-雷特尔的先验主体之思所看到的一个当代社会知识问题。如果技术通过其社会综合抽象功能把自身呈现为一种先验主体,那它的主体性显然不同于人类意识的主体性,因为前者是通过引发现实社会活动(运动),并借助于现实社会活动所固有的抽象综合功能(即技术的“一般智力”)而创造社会形式来实现的。技术的这种社会建构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活力与再造,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危机,正如海德格尔所看到的,当自然在技术的先验框架内沦为支配对象的时候,技术就会切断人和世界的存在论关系,破坏人的生存结构。而要回应这一危机,就必须回到谢林对康德的追问,即多于物质的先验主体性是如何产生的。因此,对当代社会知识理论而言,一种关于技术的先验原理和先验体系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成为勘破技术之谜的“对起源的回忆”。






关键词:技术;先验主体;历史唯物主义



刚才的交流对我的启发很大,收获很多,我注意到有两处与我的思考相关,蓝江老师讲的人和物的交流与交往,吴冠军讲的能动者,他们都涉及技术所向我们表明的先验主体问题,即技术的社会抽象综合及其社会形式创造。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都知道技术在改变世界,那么它到底改变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能够改变?那么我再追问一个问题,技术通过其社会综合抽象功能有没有把自身呈现为一种先验主体的可能性?很显然,如果我们说技术改变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对技术而言,存在着一种关于对世界的筹划、建构与设定,而这种筹划与设定正是通过其社会抽象综合功能实现的。这里我是受到了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的启发,他在商品形式当中发现了先验主体问题,并由此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性原理,即以社会综合为标志的现实抽象。这个原理使我们对“世界的起源与其中的事件的发生”有所了解。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st Anamnesis der Genese)”【1】。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此,唯心主义认为,我们所创造的关系是由我自己创造的,我的先验主体的可能性是基于我自身的思维的活动而提供出来,而唯物主义要证明的是,世界的起源其实是来自事物自身的链接和创造,只不过思想家把它发现出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技术而言,如果不存在先验主体问题,如果它没有先验主体的可能性,那么技术对人类完全是偶然的,不可把握的,或者说是外在于人类的一种东西,那么一种无命运的“奇点”的到来是完全有可能的。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技术把一切都硬化为无命运无历史性的东西,人在此意义上会完成历史性的退场;如果技术具有先验主体的可能性,那么意味着它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筹划和设定。当然,技术的筹划和设定不同于人关于这个世界的筹划和设定,它是通过引发现实社会活动(运动),并借助现实社会活动所固有的抽象综合功能,创造出社会形式来实现的。


图源网络


事实上,生活中到处存在着这种技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抽象与综合。我注意到就技术和商品的关系而言,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形式,没有技术含量的商品就不是商品,而且技术在创造一种商品的体系,一种商品的不平等体系,这也是一种社会形式。包括现在的小孩玩游戏、玩漫展,这一类行为完全就是一个具有社会群体标志意义的社会性行为,它恰好是通过技术作用于社会现实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式。通过很多现实的例子都可以发现技术的社会建构,我们发现了技术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活力与再造,也感受到技术带给人们的危险。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海德格尔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海氏认为技术是现实(reality)向我们解蔽自己的现代方式(现身方式),当自然在技术框架内向我们呈现的时候,自然就沦为一个持存(Bestand),沦为技术框架之下的支配对象,这直接切断了人和世界的存在论关系,也破坏了人的生存结构【2】


先验主体是一种“一旦产生就会对它所中介的现实形态(shaping)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性”【3】,那么技术是否事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一个统一性、一个界面,而现实在其中演绎和发生?当然这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是谢林对康德提出的问题,即多于物质(more-than-material)的先验主体性是如何产生的?下面我引用谢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来说明这一问题:“安德鲁·鲍伊(Andrew Bowie)恰如其分地看到,谢林指出了一个‘直指康德计划核心的根本问题:如何解释先验主体性本身的起源?’一般而言,谢林试图描述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多于物质的主体性(作为一种精神的先验性或先验的观念性)从实体性的物质基础(作为‘生产性’自然的真正根据)中内在地产生出来”【4】


但是关于刚才诸位所陈述的,物在人之外的相互交流以及能动者的问题,在我看来,这说明物本身就是一个能动者,而且说明技术所创造的物具有能动的特性。在能动的过程当中,它存在着它自身的抽象、演绎和综合,只是我们没有在思维中把它们的关系表现出来。当然这种技术物的能动性不是物所固有的,其背后是社会智力的支持,这种物的能动性只是技术先验特征的一个具体体现。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调查社会的智力状况和智力结构,我们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所讲的“一般智力”【5】,因为很明显,在今天机器并不能完全标识这个社会的一般智力状况。今天,社会智力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分化和重构,技术中所体现的这种谋划和设定已经越来越远离我们。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技术的先验主体性来自知识精英的知识创造,而是说,只要技术发展或存在,技术本身就会通过现实的抽象和综合活动创造出一个事先的视域或统一性筹划,不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它事实上正在发生着。


海德格尔说技术是一个框架(Gestell),在这个框架当中我们可以显现自己。但是这过于笼统,框架作为框架首先肯定是个先验的框架。同时,就我的判断来说,技术的先验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技术首先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体系性的综合性的作用场域,这和在意识(统觉)中发生的故事一样,这意味着一种主体自身的超越和转化(从个体向社会性技术主体的转化)。虽然在此作用场中所发生的各种运动对个体是无意识的,但恰好是这种无意识才使得技术中的综合抽象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过程(这好像是对黑格尔客观精神得以可能的生成路线的反叛),无意识恰好是技术之先验主体性的最大特征,其实意识(统觉)本身之先验主体性的最大特征也是无意识(意识的无意识性)。这种先验绝对不是来自我,它肯定是来自一种现实社会活动的综合与抽象,而不是来自人的思维抽象。技术带来的复杂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创造,以及在这种关系和活动的基础上无意识地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现实和社会形式,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我注意到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技术,但很多思想家谈到这里就停下了,不再去做先验演绎的研究,也没有提供出一个关于技术的先验原理与先验体系。今天,技术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界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心理的内在结构、我们的交往方式、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变了之后,我们的思想应该做什么?不管存不存在先验主体的问题,技术都表明了某种先验的征兆。刚才吴冠军讲到的让AI自己玩,我认为很有意义,AI之间自己交流,最后发现这一部分之间竟然变成了朋友,另一部分成为了敌人。这说明技术物本身有可能具有自我意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当然技术的整体性无意识的先验筹划不同于技术物本身的自我意识,但都表达了一种先验主体的可能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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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

【2】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40页。

【3】Adrian Johnston, Žiž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ic Theory of Subjectivit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8,p.108.

【4】Adrian Johnston, Žiž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ic Theory of Subjectivit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8,pp.70-7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编辑 | 田苗

审核 | 刘今、李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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