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初进法院工作的日子
黄镇
在我整个革命生涯中，觉得最惬意、最受磨炼和启发教育的要数在隆回县人民法院工作的这段日子。我在这个单位成长，在这个单位入团入党，开始只是一名普通的法警(勤杂)后来担任办事员、书记员、审判员，逐步提拔为庭长、副院长，直至院长。如今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半床棉絮进“衙门”
1950年6月1日，隆回县人民法院正式批准成立。由高俊峰出任院长，成员有从资江公学分配来的郑威华、王玫、禹洲莲、陈显仁、刘惠民等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五名学生干部，从区、乡土改工作队选调来的欧阳光宗、何定仁、伍先海等三名地方干部，还有从全省统一留用的旧司法人员中选派来两名曾任过县级法院推事(审判员)的刘锐敏、邹九峰。以及四名法警。四名法警中，肖许生、彭秀中和胡登轩三人先我到位，我是最后报到的一个。
记得1951年2月，春节刚过，寒意尚浓。我把乡政府文书一职的移交手续办完后，准备携带被褥行李前往县法院报到上班。可是临到离家启程时，碰到一个大难题一一家中没有被褥。亲朋戚友凑在一起嘀咕来嘀咕去，谁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真是“好人一家，烂草一堆”。在同一个院子里居住的邻居也都是些穷光蛋,哪一家也没有一床象样的被子，无奈只好把父母早逝时留下的一件遗物一一半边棉絮用条棕绳捆好，背在肩上，手里提两件用树叶煮染过的名叫“冻叶布”缝制的衣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进了庄严神圣的县“衙门”。
时任县人民法院秘书的郑威华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又是让坐又是递茶，几句寒喧之后，把我介绍给高院长。这位和霭可亲的长者(当时看上去象是近四十的人了)对我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番审视后，又笑眯眯地进行了一番询问，从年 龄、籍贯、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到父母兄弟以及姑舅姨表等社会关系，问得一清二楚。他看到我这个黝黑清瘦的乡里伢子回答问题干净利落，脸上显出几分高兴:“好嘛，小黄，你就先当个法警吧。今天先把生活住宿安排一下，明天正式上班。工作任务由郑秘书向你具体交待。”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法警是干什么的，只晓得从乡政府调进县衙门肯定是个好差使，于是一个立正，大声说道:“感谢首长安排!”
郑威华同志把我带回办公室，问我的行李放在哪里，我指着地下的一捆棉絮和一个瘪扁扁的航空袋子说:“在这儿。”他吓了一跳，惊奇地望着我。“小黄，就这些东西?”我有点羞涩地“嗯”了一句。他满腹同情地自言自语道:“这么一把烂棉絮，怎么睡觉御寒啊?”我抢着回答:“郑秘书,冒关系，我习惯了，不怕冷。”他思考了一阵，对我说:“小黄，反正目前机关里房子也很紧,同肖长子搭铺就解决了。”话刚落音，一个牛高马大的汉子摇摇晃晃地进了门。郑秘书高兴地说道:“说曹操，曹操就到。长子呃，向你介绍一下，这是刚调来的小黄，高院长安排他也搞法警，你们又增加了一个新伙伴。目前小黄的被褥蚊帐还冒带来，先与你住一个房间，同床睡搭个铺吧。”我在一旁不便插话，只是胆怯地望着他。这位长子大哥把我打量一番后，乐呵呵地说:“行!我肖许生正好少个伴。”说完伸手将我那捆棉絮提在手里，领着我就往他的住房走。
我俩很快把房间清扫了一遍，就开始摊床铺。这是一张医院用的住院病床，钢丝铁架，只有五尺长，二尺八寸宽。当我把半边棉絮一打开，长子大哥却犯起难来，用这半边棉絮做盖被嘛，有点太不体面;用作垫底吧，又怕被钢丝划烂，引我心痛。我觉察到他的难言之状，立即说道:“肖同志，就把这半边棉絮作垫被吧。”并一边说一边把它摊开，“你看，这半边棉絮正好与这张床一样宽哩，真是天生成的。”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一高一矮象对亲兄弟同房共铺睡了半年之久。晚上睡觉我总是把脚架在他的肚腹上，常常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而长子大哥那双又长又臭的脚也常伸出被外，并紧紧贴近我的嘴巴，使我叫苦不迭。
初出茅庐当“司令”
正式上班后，郑秘书根据高院长的意见，对我的工作任务做了具体交待:一、每天按照《作息时间安排表》及时敲钟摇铃，司号传令，督促大家按时作息，二、清扫庭院，招呼好高院长的洗漱，三、去监狱里提送犯人到审判庭审讯:四、分送县城信件。这些工作任务，看起来都是些平凡小事，但要做好也很不容易。每天清晨，我总比别人提前半小时起床，自己洗漱之后，就清扫庭院，整理公共场地。起床时间一到，即准时敲钟司号。之后，就守候在高院长的住房门口，乘他开门去厕所方便之机,则马上把洗脸水端进房间;在他洗漱时,再将他的办公室兼卧房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熨熨贴贴、恰到好处，以保证他每天早晨有一个小时的学习。由于我敲钟司号天天都是准时正点，故大家的时间观念树立得很牢，都是准时上下班，从来没有人迟到早退。钟声准了，灵了，我这个敲钟人的身份也似乎提高了当时机关里就给我取了个“黄司令”的绰号，大家戏称:“高院长的指示，黄司令的钟声，同样都是命令，哪个敢不听。”
八张传票跑七天
当时我刚参加革命工作，满腔热情，浑身是劲，不管份内份外的事，凡是力所能及的都争着去做。那时机关没有打字机，更没有复印机，许多判决书、调解书都要靠人工去一张张复写刻印。这本来是书记员、办事员的份内活，不关法警的事，但我觉得革命工作应以多做为荣，而且对锻炼自己也不无好处，因此，常常主动去找审判员拿些文书稿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缮写。再到后来，我又主动请缨，协助下乡法警去送传票。解放初期，全县仅有一条公路(即现在的320国道)，从周旺的崇福亭至横板桥的南岳庙，全长46公里。因此，信件文书基本上都依靠步行传递。当时，县委就专门设有一个由10多个人组成的通讯班，经常不断地往返于县区之间。县法院的传票，除了极个别时限较长的案件通过邮局发邮外，其余全部由我们几个法警步行传送。记得1951年6月中旬，法院分给我八张传票，我高高兴兴地把它接到手中，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分别写着:滩头的三溪、马头山;横板桥的石燕戴家、张公庙;苏家洞的石塘;荷香桥的黄司园;六都寨的西山腊树坳;荷田的汉江边。我的天哪，这些奇奇怪怪的地名，在县内哪个方向，该往那里走，路程有多远，，全然不知。我虽然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了，但从娘肚子里出生后最远只到过离家十多里的桃花坪同荷香桥。为此，我只好请老同志为我画了张简单的线路图，然后轻装简带，按照线路导向图独自启程。每到一处，先找到大地名,再打听小地名,几经周折才能把传票递给被传人。由于当时乡下人大部分没有读几句书，文盲甚多，除了把传票送到当事人手里外，还要照着传票内容一字一句的读给他听，边读边做解释。传票用的日期都是采用公历，因此有时还得把农家收藏的李馥生编的那本《望星楼》翻出来对照换算成农历。最后，要收传票人在登记簿上签字划押时又遇到难题，只好把印泥盒拿出来，要其按个手指印，这才算圆满完成了一张传票的传送任务。
解放初期的隆回北面几个区，山高林密，古木参天，羊肠小道九弯十拐，且经常有毒蛇横道，虎豹出没。曾记得在西山的腊树坳我就被横在山路上的一条碗口粗的大蛇吓得汗流浃背。还有一次在荷田的背溪大山上碰见一只老虎,尽管它没有发现我,只在对面山坳里悠闲地行走,我己被吓得双腿发软，不敢挪步，幸好旁边有座凉亭，我急忙躲了进去，一直等过路行人来了十几个，我才麻着胆子跟着大伙走过这段山路。
这次领了三个案子的八张传票，用了七天时间，步行三百余里，走了半个县，总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碗面条熬通宵
我进法院工作时，正值第一次“镇反”运动的高潮。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县是分两次展开，每次又分阶段进行。第一次是从1950年11月至1953年8月，打击的对象主要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1950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全县统一行动，共抓获了匪、特、警、宪、恶簕和保长以上的各类反革命人犯2000余名，除各分庭截留一小部分罪行较轻容易审理结案的案犯外，余皆一律解送县城。当时公安局与法院同住现在县公安局这个地方的一家姓范的印子屋内办公,紧挨办公室的北面(现公安局传达室右侧)有一栋全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西面临时围了两块菜地，建了两排平房(后来用作消防中队驻所)，加上现在县政府院内的洗澡堂地方有一栋土砖矮房，这三处地方就作为县里的临时监狱。当时1800余名人犯就挤在这不足2000平方米的监牢里，饮食起居极为不便，尤其那股汗水粪尿散发出来的臭气，令人作呕。
为了加快对案犯的审理结案工作，县里成立了清理积案委员会，县委书记方明同志担任主任，并从区乡临时抽调一批干部来县参与办案。我记得从公安局预审股抽来的周礼同志，就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干部，他一个晚上只要一杯开水一包烟，翻阅案卷，开列罪状，综合整理上报材料，一口气可以写上五 --七份判决书。
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卒子，没有直接参与办案，但是承担了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那就是白天携带各审讯室开具的需要提审的犯人名单，去牢房查阅人犯花名册，由看守人员按狱序开锁叫号，交由我提审到各审讯室就审，审讯完毕，又将人犯送回牢房。晚上有时问则主动帮助誊写综合材料和判决书，并负责夜班人员的登记造册事宜。当时的法律程序是很不完善的，就是判处一个死刑犯，只要下有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犯人负有血债，且本人供认不讳，就可以写个罗列罪状的综合材料和简单的判决书，再填张呈报审批表就行了。手续虽然简便，但在押案犯如此之多，又要在短期审判结案是不容易了。所以张野林(当时任公安局长)、高俊峰两位审判长接受了县委指令后，不得不组织干部加班加点，日夜奋战，突击提审人犯，综合罪状，整理材料，书写判决书，常常放“冲天炮”，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几夜没有时间睡觉，在运动开始的几个月里，晚上加班还要饿肚子，因为干部当时都是供给制，每月10多块钱，先扣除了7.2元作为统一伙食费，剩下几元钱只能办点日常生活用品或添置急需的件把衣服，根本谈不上零花。后来不知道是哪位老兄绞尽脑汁想了个好主意，建议把机关干部和在押犯人的粪便管起来,卖给城郊菜农、得来的收入用来改善生活和开支夜班津贴。这个主意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纷纷七嘴八舌向张、高二位领导提出来，二位领导自然满口承诺。从此以后，凡参加加夜班的同志就由我负责登记造册，再通知厨房按壹角贰分的标准，每人每夜一碗清水面条，加点忽蒜辣椒，午夜分送到各办公室。大家吃完面条，又来了精神，就是熬通宵也不知疲倦。我记得当时我还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寄到《资江日报》:“一匙盐巴一碗汤，一碗面条熬天光。吃夹面，喝口汤，肚皮饱了又上场;翻案卷、细思量，证据确凿定严宽，镇压了反革命，人民永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