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星楼主人李靖臣及其弟子李馥生
陈杨桂
《望星楼通书》(俗称“星书”)是晚清至民国年间，由湖南邵阳、隆回、武冈等地印制，在省内外，特别在两湖、两广、云贵、四川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旧农家历。新中国成立后此书基本绝迹。到八十年代初以来，此书又通过地下印刷、黑市交易而大量流行。它虽然托名“楚宝庆周旺铺李馥生氏”，但绝大部分却出自邵东县的官桥铺。由于书里充斥封建迷信内容，故受到人民政府的查禁。
因《望星楼通书》而遐迩闻名的望星楼，原址在隆回县周旺铺以东一公里处、三二0国道旁的车塘铺东水塘。如今楼塌人亡，其地已被当地群众另修房屋。
望星楼主人叫李靖臣(1845--1921)，原名渤，又名良沅,字人霖，以号行世。生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农历九月初八日，卒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享年76岁。
靖臣公出身于读书世家，祖父乃乡间秀才。叔父李宏榘，邑庠生,38岁那年因率众保卫家园殉难,被朝廷封世袭云骑尉。宏榘年少志高，读书终日不闲，作文盈箱累箧，对侄儿影响颇大。靖臣自小聪明伶俐，才思过人，跟随叔父诵读诗书，常常过目不忘;吟诗作对，往往出口成章。因而深为叔父钟爱，并袭封云骑尉。稍长，性格倜傥不羁，做事不拘小节，读书不避雅俗，为文汪洋恣肆，很得先生的赏识。应童子试，名列诸生前茅。但是，在复试时却因偶然写错一字而名落孙山。从此以后，他对功名利禄日渐淡薄，最后放弃了科举仕途，在自家的土砖小楼上苦心攻读诸子百家之书,尤其潜心研习医理、天文、历法、舆地，亦学阴阳八卦之术。
用心愈到,兴趣愈浓。靖臣公渐渐迷上了天文、星相之学。每逢繁星满天的夜晚，别人在屋外纳凉，他则爬上自己的小楼数星星，观天象,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并称其楼曰“望星楼”。经过多年的仰观俯察、研究推算，心得日丰。以后著作出《望星楼通书》，印行于世，从而名声大噪，上自云贵，下达闽江，无不把此书“奉为圭臬”,争相购藏,一时洛阳纸贵。当时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隆回金潭石山湾人)曾慕名请靖臣公给他相过风水宝地，十分赏识、推崇靖臣公的人品才华，多次派人上门拜访，并意欲招他做幕僚。靖臣公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安贫乐道，托辞不去。魏总督于是对他更加敬重，并亲自为靖臣公的《望星楼通书》挥毫作序，大加鼓吹，从而使“望星楼”身价倍增，名声更响。
靖臣公平生仗义疏财，“视阿堵略不经意”，自家虽然度日艰难，常因刻印《望星楼通书》缺少资金所困。但是，对于缺衣少食的左邻右舍，远亲近友，常常解衣衣之，分粥粥之，其善行懿德，至今为乡人所口碑。
为了使自己的学业后继有人，晚年，他在“望星楼”上招徒授艺，弟子中成名者有李馥生、范奎峰、刘觉民、胡气壮等人，其中尤以李馥生为最。
李馥生(1893-1976)，名芳萼，又名佑琦，号尚文，以字行世，生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农历六月十八日,卒于公元1976年农历7月29日，享年83岁。
馥生出身比较穷，八岁启蒙念私塾，一边读书，一边还要帮家里放牛、砍柴。尽管他天资一般，但由于学习用功，成绩很好，颇受私塾先生喜爱，并经常把他写的诗文念给其他学生听，这对他鼓舞很大，学习也就更加刻苦。15岁起,他弃学到城步、新宁等地学徒、帮工达四年之久。1913年，邵阳办速成师范，同族义学会集资保送他去临津门报考师范学校，好为族人争光。果然，他不负众望，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了一名师范生。一年后，他从速成师范毕业，但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便回家跟随族叔李靖臣学习天文、星相、舆地，兼学医理、易理等术，且一学就是三年。24岁那年,李馥生在自家开办私塾，招收弟子识文断字，并兼任储才小学名誉校长。可是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觉得教书不合自己的兴趣，又来到靖臣公家学徒，并协助他编写历书、看地。馥生为人忠厚老实，文化基础好，兼之着迷星相学，学习尤为发奋，长进比其他师兄弟都快。靖臣公十分喜爱他，再加上馥生又是自己的房侄，便尽其所知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他也把靖臣公视为恩师，并对天发誓，要为恩师养老送终。
1921年,靖臣公死后,由李馥生主持编著《望星楼通书》。从那时起至1950年，他连续编了三十年“星书”，就连1925年在桃花坪西胜乡任职和1943年代任桃洪镇镇长期间也没有间断。每年先是自己把下一年的“星书”稿子写好，然后请来工匠刻板印刷，多者请到二三十人，少的也要请十四五人，前前后后要花费六七个月时间。他自己算过一笔帐，每年出书五万本左右，除去成本、工钱，每本可得纯利0.025块银洋,一年编印“星书”的收入不少于1200块光洋。
为了准确地测算出星宿间的距离以及日月出没的时刻，每到农历八月上旬，碰上天空晴朗、星光满天的夜晚，他总是彻夜不眠，在乡间的田埂上，在村前的马路上，独自走来走去，时而抬头观天,时而俯首看地,别人弄不清他在搞什么名堂，而他仰观星相，俯察地貌，其乐自得，连续熬四五个通宵也不知疲倦。他有时也上白马山观日出，但更多的时间是呆在自己家里，朝看日出，暮看日落，夜看天相，昼推时辰，然后伏案编著“星书”，有时也应邀给别人看病、合婚、选屋场等。
尽管李馥生当时没有什么先进设备与科学仪器，但是他对星相变化的观察，对日食月食的预报，对农时季节的推算都很准确。他所著的《望星楼通书》，在当时政府部门尚无农家历书发行的年代，对于农业生产和农事活动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从1924年起，李靖臣的弟子们纷纷自立门户。为了区别于其他师兄弟，李馥生将自己的“星书”取名为《望星楼正宗通书》并在封面上加印“李馥生氏”四字，在封面的右下端署名“业授叔祖、靖臣公秘传、李尚文馥生氏详选”。如此一来，李馥生的“星书”比他的师兄弟胡气壮等人的“星书”销路更畅，影响更广。其他各家为了打开销路，只得冒名“李馥生”了。为了保住“星书”的正宗地位和他本人的利益，李馥生经常与其他各家打官司，最后不得不以其父的名义在1935年的“星书”末页附一则《明辨野子启》，针对“近年宝庆、武冈竟多无耻之徒，假冒吾儿之名牌”印造“星书”的事实，严正指出“野子还是野子，安能假充我子”(原文)。这以后，其他各家“星书”逐渐衰落下去，“李馥生氏”的“版权”得到了巩固，“星书”流传更广。在宝庆的经裕书局，还专门开设了《望星楼正宗通书》发行业务。随着其“星书”的广泛流传，李馥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越传越远，到解放前夕，其名声几乎响遍南半个中国，远远超过了他的恩师靖臣公。南京、上海、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大官僚、大资本家也不断有人寄信联系;贵州达官冯天柱曾专程来湖南拜访他;武冈县县长曾打发人用轿子把他接去住了一个多月。在云贵、广西等地民间流传李馥生是一个半神仙,“望星楼”离天只有三尺三，“李半仙”一年只下楼吃三顿饭。直到前两年，外地还不断有人前来瞻仰望星楼，结果都失望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李馥生被划为地主成份。人民政府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并对他进行教育改造，先是要他到南山、小壶洲等地观察天相，预报天气，利用一技之长为农业生产服务。由于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加上他的物候知识确实没有全部掌握，结果常常“指阴为晴”，留下不少笑柄。于是政府对他失去了信心，让他回村接受劳动改造。
从小壶洲回来后，李馥生当上正儿八经的农民，家里喂了猪，还栽了烤烟。土改复查时，他因历史问题被判刑三年，1956年元月释放。次年九月，他去衡阳女儿家，回来途中，被广西三江县某人请去看风水，算时辰，又被当地公安部门抓获，在看守所关了四个月后，判刑一年，1959年释放回家给村里放牛。1962年七月，有人出价三千元人民币，要他重新编写1963年的“星书”。于是，他又冒着风险编了两年“星书”。查阅李馥生1935年和1949年的星书底稿发现，他当时的“星书”上并无“某日宜祭祀上坟”，“某日不宜动土”之类的迷信内容，而其中“凉风至”、“冰始解”、“元鸟归”以及南京、北平、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六地一年廿四节气来临以及太阳出入的时刻，对指导农业生产是不无裨益的。但到了六十年代，一来由于他被“神化”，故弄玄虚，二来掺进了约稿者的意旨，书中出现“宜不宜”之语，使“星书”蒙上一层神秘的迷信色彩，其不良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正因此，1965年春，他被隆回县公安局再次收审。
到了6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步步升级，生性胆小的李馥生几次被“湘江风雷”深夜揪走，受了几场惊吓后，神智有些错乱。从此以后，他只知干一些诸如打草鞋，拾牛粪的粗活了。除了看风水，算时辰有继承外，如何观察星相，推算农时，预报日食、月食时刻，则已失传。
李馥生虽给人看过风水，算过时辰，但他自己也承认有些是不足为信。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1931年，他给周旺铺肖庚尧看了下基脚的时辰，结果由于基脚下得不牢，园垛那天晚上，无风无雨，墙垛倒塌，压死两人，压伤数人。二是1937年，他的二儿子李步象结婚，是他选的“黄道吉日”，而结婚不久，李步象就被雷电打死。
李馥生不关心政事，尽管自己名气大了，各种事情都寻到他身上来，但是他都设法避开。师范毕业后，他被储才小学聘为名誉校长，可他一直没履行校务。1925年，他被推选为乡民代表，直到1944年才开了一次代表会。1943年，他代理桃洪镇镇长，仅一天半时间便溜之大吉。他先后又被人拉入反动会道门组织--同善社和三青团，也没有参加活动。
总之，李馥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仔细研究他的《望星楼正宗通书》，既有科学知识性，亦有题材简短性及应用的广泛性。其为人在世，既有过慷慨助人的善举，亦有不尽人意的人性与本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内，李馥生这类人亦并不少见，他不过是，当时时代背景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而已。
※作者陈杨桂原系隆回县政协干部、李家外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