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视域下的历史政治学：贡献、局限与调适

随着交通、通信技术发展，资源要素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以往独居一隅的国家开始相互交往，形态和性质各异的政权不断互动，在同与异的比较中政治认同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重大的现实政治挑战，被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六大危机之首”。具体到中国，现代化无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腐败频发、贫富差距、发展降速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发展成就的归因和未来方向的认知形成不同的解释路径，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政治话语体系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话语体系都是“舶来品”，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力有限，解释困境造成人们对于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奇迹来自哪里、中国问题根源何在、中国未来走向何方存在明显政治认同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⑥政治学是解释政治规律的科学。对一国政治现象的评价，既需要切身感知，也需要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标尺。中国的政治学对当前中国政治的解释力不足，造成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的双重认同危机。“政治学知识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能够塑造一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影响其对特定政治现实的分析判断，进而关乎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解释力困境的根源都在于以他者否定自我、以理论裁剪现实，将地方性知识特征显著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否定中国的政治实践。

有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已经不能解释、不能回答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难题，当然更不能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⑧以他者为中心，认定外来政治学理论是科学的并将其作为“圣经”衡量和评判中国政治实践必然导致政治认同危机，而认定我国政治实践是合理的并将其作为“本真”反思和批判现有政治学理论必然导致政治学的认同危机。政治学经世致用的属性，决定了理论与实践一致性需求倾向更加突出，而理论与实践脱节则加剧了双重认同困境。长期认同危机既威胁政治安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也不利于创新政治学知识和推动政治学发展。

为了解决双重认同困境，必须追求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一致性。而实现一致性比较科学、稳妥、务实的路径是根据政治实践提出本土的政治学理论。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后提出坚定“四个自信”，以党中央的政治权威肯定中国政治实践，必然要求中国政治学提出契合政治现实的理论。在此背景下，政治学回归中国，找到了中国的主体性。一方面是空间回归，回到中国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产生田野政治学；另一方面是时间回归，回到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出现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通过强调历史和现实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找回中国的主体性和“主位感”，一致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化解现实中的政治认知分歧，从而增加对于当前中国政治的认同。同时，历史政治学主张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经验中提炼理论，提出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总之，历史政治学的出场试图化解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学的双重认同困境，为中国政治找到科学合理的阐释路径，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找到出路。

二、历史政治学的政治认同功能

历史政治学出场，赢得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充分认同，相关学术探讨蔚然成风。同时，在中国政界也获得重大肯定。其根源在于历史政治学找回中国的主位性，以基于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标准评判现实政治并形成肯定性评价，具有重要的政治认同功能，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突出认同求异性

认同包括求同和存异两个面向，面对异质的他者，自我的求异倾向会增进认同。因此，将中国历史引入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满足了面对完全不同的西方政治文明的求异倾向，比如有学者提出：“西方的政治科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而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而其他古文明要么中断、要么消亡了。”同时，面对相对同质的“小我”，求同会形成“大我”认同。因此，回到传统历史也满足了国内民众在面对当前中国政治的认知分歧时找到共同性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市场经济带来的职业和行业分化加剧，不同圈层的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出现区隔，个体的政治认知差异明显，认知差异进而导致政治认同危机。面对无法调和的政治认知和复杂的政治现实，找回历史是一剂良药。从现实跳回历史，引入历史时间也就意味着将认知原点从个体转换为整体，因为历史属于全体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而不只属于某一个体。历史唤醒的是集体记忆而不是个体记忆，在整体性中找到共识和共同性。同时，历史时间是一种时间坐标，每个国家都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和历史时间。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改革开放40年都是属于中国的历史时间。这种历史时间独特性论证了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甚至唯一性。自我认同的实质就是自我肯定，而我们的历史只属于我们，是一种独特存在，此即“古事所以知今”的认同价值所在。

（二）找回中国主体性

认同源于自我的觉醒，以自我为主体和尺度衡量和评判现实，故认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觉醒是在1840年以来列强的枪炮声中萌发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国家裹挟下启动的。近代以后，中国进入丧权辱国时代，为了救国救民，中国人彻底丢掉了过去的自信，抛弃了君主专制、传统思想和儒家文化，开始了艰难的真理找寻过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一直走在学习的路上，学习的对象也经历过欧洲、日本、美国、苏联等，尝试过几乎所有的政体，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开始了第二波学习浪潮。学习固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以他者为中心和标杆不断改变自我，肯定他者而否定自我，必然出现认同危机尤其是政治认同危机。为了巩固政治认同，中共十八大之后调整认知焦点，提出“四个自信”，找回中国的主体性。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而历史政治学体现的就是学术的历史自信，从中国历史发展中评判现实，从历史上丰富的政治实践中抽象政治学理论。找回中国的主体性和“主位感”符合认同的生成逻辑，有利于增强自我认同。

（三）强调历史连续性

历史政治学将历史引入政治学研究，以时间的连续性论证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论作为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历史政治学都强调政治的连续性，比如提出“政治演化具有强大的内在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历史对于政治的影响，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其中首要因素就是历史传承。连续性既指时间也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时间连续性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的时间轴，廓清了迷雾并指明了认知方向。时间的不可跨越性意味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对稳定性。两者的相对稳定性意味着现实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印迹。连续性揭示了过去和现在的确定性关联和发展规律，为我们认同现实找到合理的参照物和生长逻辑。连续性蕴含的认同原理是由于历史的确定性、沉没性决定了现实的必然性、肯定性，因此，我们必然会认同政治现实。而且，路径依赖特性决定了变革现实的成本高昂，既得利益者拼命阻挠而使改革面临不确定性，降低人们推动改革的积极性，进一步强化了现实政治认同。

（四）校准认同坐标系

人是时空中的存在，认同是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中展开的，同样的存在因时间和空间差异产生不同的认同，因此形成认同必须借助一定的时空坐标系。当国家地理空间无法变更时，时间是认识社会存在的基本坐标，没有时间就无所谓存在。常见的时间有：标准时间，如公历纪年和格林尼治时间等；政治时间，如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历史时间，如中华五千年、新中国成立75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不同的时间坐标系形成的认知迥异。诺斯指出：“不深入理解时间，你将会是糟糕的政治科学家，因为时间是观念、制度和信念演变的界限。”⑩为了形成有利于认同的存在，我们可以改变时间观。标准时间的共时性比较遮蔽了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不公平比较，发展中国家容易因比较产生劣势和自卑，削弱自我认同。历史时间带来的历时性比较会聚焦自身发展和进步，产生自豪感和自信心。由于历时性比较将长时段累积的发展成就纳入现存政权的政绩，大大扩充了认同资源，有利于增加自我政治认同。历史政治学将历史带入我们政治认知的基本场域，引入历史时间，多种时间并用，校准我们评判和衡量现实的时间坐标系，有利于对中国政治得出更客观、公正、科学的认知。

三、历史政治学之政治认同功能的限度

历史政治学在空间上聚焦中国，以自我为中心衡量评判现实；同时，在时间维度上引入历史时间，有利于以历史的连续性、共同性、沉没性阐释现在的必然性和肯定性。总之，时空坐标迁移可以改变认知，增加自我认同。认同是现代性问题，在现代化中生成。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中国的政治认同指向，即认同须在现代化中形成，同时现代化沿着中国道路前进。中国式现代化受自身历史影响，但并不是历史决定的。历史既需要继承，也需要超越。历史是认同的天然但非唯一资源。因此，目前一些学者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片面裁剪中国历史和中国式现代化，其政治认同功能具有限度，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一）重发展的内生性轻外生性

政治认同是人民基于政治认知对现实政治体系产生的赞同性态度、支持性行为与心理归属感。古今中外各种要素共同影响人们的政治认知。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毫无疑问，内在要素对于事物发展变化产生根本性影响。历史政治学也试图将中国政治学知识来源立足中国历史，提出一系列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概念以论证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如“大一统”“贤能政体”“文明国家”“治理型国家”“政党中心主义”“家户制”“祖赋人权”等。有学者认为：“政治是从历史中生长出来并且处于不断的生成状态。”但是，当前中国处于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这意味着当今中国政治是古今中外各种政治思潮、政治力量互动形成合力的结果。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国外现代化都存在关联但是又都有差异，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华儿女在救国救民、西学东渐中推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有历史的因子但并不全部能够从本国历史中找到依据。比如民主集中制、政党、社会主义、行政、人民代表大会、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共和、中华民族等诸多被视为当前中国政治常识的政治概念、政治理论都有外来元素。“今日在中国居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外生性思想观念。”对于中国这种被迫卷入全球化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外部力量既是我们跨越式发展的动力和刺激，同时又容易造成我们的认同困境。国家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为了巩固政治认同，我们找回中国、找回历史，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是必要的，但是目前一些历史政治学成果过分强调内生要素而忽视外在力量的影响，试图从中国历史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中挖掘资源，塑造民众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认同。事实上，世界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是对当今中国产生更加重要影响的历史。过度裁剪历史本身就是反历史，也不够实事求是和科学，反过来会损害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

（二）重中国的传统性轻现代性

中国既是传统的中国，也是现代的中国。毫无疑问，传统是重要的。国家、民族都是历史传统存在。但是，传统作为条件，既可能是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也可能是障碍和羁绊。如果传统成为进步的包袱，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丢弃传统才能前进。1840年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就是在废除科举、抛弃君主制、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放弃古代人治思想等各种传统桎梏，崇尚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科学等人类现代价值，经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革命与传统决裂后不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建立民主与法治，保障人权等。古代传统确实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完全规定了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学的指向。中国古代历史传统固然是“中国式”的一部分，但是现代化则是“中国式”的根本和方向。现代化指明了中国政治必须走向现代政治，没有现代政治就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现代化也规定了中国政治学须研究现代政治现象，崇尚现代政治价值。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就是“成为最新的东西”，是不断批判和超越的过程。尽管现代化走向何处是一个谜，但经过近代以来不断的思想观念传播，中国人普遍接受的现代政治价值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平、发展，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尽管对于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界定存在争论，但并不是毫无标准。或者说，完全定义民主困难，但是定义不民主则易。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治形态属于君主专制，经济形态属于小农经济，社会形态属于熟人社会，缺乏现代政治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观念都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因此，一些历史政治学成果主要关注古代传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政治学须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创造政治学知识，否则会犯南辕北辙的错误。

（三）重社会的结构性轻能动性

社会稳定与变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稳定源于结构对于人的约束，变动源于人改变结构。结构与能动是描述人类行为的一对概念。“‘结构’通常指独立于个体并能够影响或制约个体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能动性’一般指个体所拥有的独立自主选择和展开行动的能力。”⑯结构论注重唯实、有机、整体和客观，代表性人物有斯宾塞、涂尔干、列维－斯特劳斯等。能动论注重唯名、机械、个体和主观，代表性人物有培根、康德、马克斯·韦伯等，强调观念、思考、目标和价值的重要性。显然，历史政治学强调的历史属于结构范畴。历史作为前提条件，固然影响人的行为和能动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条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井冈山精神、南泥湾精神、塞罕坝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都是改造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典型。事实上，结构与能动相互依存，结构不仅制约能动，而且是能动得以展开的媒介。结构的存在依赖于能动者本身，并且通过能动者的行动而得到绵延和再生产。对于中国政治而言，固然要看到历史传统的约束，但是更要重视人的能动作用，尤其是精神、观念、理想推动政治发展的功能。比如，共产党人就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激励下突破历史束缚、追求理想，才有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惊天动地的伟大变革。观念的作用包括：第一，作为精神路线图指导行动；第二，作为黏合剂和润滑剂消除行动者的分歧；第三，经过普及内化为制度规范影响人的行为。所以，人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人民群众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布罗代尔指出：“让我们再一次赞颂‘人为’。”⑱因此，历史既是自变量，更是因变量；既是条件，更是结果。

（四）重认同的差异性轻相同性

同与异构成认同的两面，认同在求同与存异的辨识中形成，存异解决自我认同的问题，求同解决他者认同的问题。两者相互影响、辩证统一、无我无他、无他无我。有学者指出：“历史政治学称得上是为中国政治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如果把中西之间、中外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作为一种基本目标，就会形成全方位的甚至是无条件的中国例外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理，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也没有政治史完全相同的国家。因此，中国政治史的唯一性决定了历史政治学的独特性，以至于有可能变成一种自说自话的游戏，为了自我认同放弃他者认同或者为了存异抛弃求同，断送了理论和思想交流对话的空间，失去了政治学话语该有的他者认同功能，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最终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地方性色彩，但是产生于某地并不等于终身属于某地，民主、平等、法治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佐证。政治学是对政治规律的总结，中国是全球国家中的成员，中国政治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既要有一般性也要有特殊性，否则就没有全人类共同价值可言。特别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加深，完全缺乏他者认同的政治学和政治实践都没有长久生命力。

（五）重历史的连续性轻断裂性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是缓慢的，具有强大的连续性。以制度为线索考察，道格拉斯·诺斯提出著名的制度变迁理论，林德布洛姆提出著名的渐进决策模型，两者都强调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根源在于报酬递增、不完全市场下的利益集团、权力不对等、破坏和建立新制度产生的交易费用等。历史政治学极力主张连续性地看待中国政治。“历史连续性就是作为方法论的历史政治学的要义。”在制度变迁的常规时期连续性确实强，体现了制度对人的行为的羁束作用。但是，不同于其他动物，人具有思想、观念和意志带来的能动性，也会改变制度，否则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废除一些制度而建立新制度，前后制度完全不同，如中国废除帝制建立共和，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等。在现代化史上，“除了英国模式具有连续性以外，实行其他模式的国家都经历了曲折、起伏甚至失败，也就是非连续性的剧烈变迁”。常见的推动力是革命、起义和政变。社会发展的断裂一方面源于观念和态度。“虽然‘态度’并不决定一切，但作为思想观念的‘态度’对于制度变迁的价值却是显然的，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靠着坚定信仰和顽强意志不断取得革命胜利。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断裂源于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意外。连续和断裂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历史。

四、历史政治学历史视野的圈层序列调适

历史政治学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中抽象中国政治学理论，将认识中国政治的时空坐标拉回中国，找回中国的主位性并引入历史时间，突出认同求异性、找回中国主体性、强调历史连续性和校准认同坐标系，有利于自我政治认同。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以政治认同理论审视，为了生成可持续、现代的政治认同，解决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学的双重认同困境，历史政治学须进行历史视野调适，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建构历史政治学的实践规定性。

（一）历史政治学历史视野的局限

当前，一些历史政治学研究将历史重心放在中国古代史上，譬如强调民本与社会主义民主的一脉相承、古代大一统的现代性，四以及郡县制与官僚制的类似，⑩再比如“祖赋人权”和“东方自由主义”等概念，试图从古代历史中找到现实政治的依据，依靠古今一致性带来自我认同。

在中国君主专制时代，民本是维持君主专制统治的技艺。尤其是王朝初创时统治者因对农民起义的恐惧，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故而强调惠民、利民、安民、恤民、爱民的民本思想。而民主是“民有”“民治”与“民享”的序列化和一体化，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没有“民有”的理念支撑和“民治”的程序保障，“民享”就会成为“民想”和“施舍”，没有任何保障和持续性，故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悲剧。因此，民本与民主尤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相距甚远。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在鲁隐公元年记载政治事件：“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指“以……为大、遵从……”。“一统”指一种统治秩序、政治秩序，即中央集权的统治和权威。近代以来，作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由认同政治的高级形态退居为低级形态并最终被抛弃。“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必须遵循的政治秩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共识性内涵，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市场经济，与古代“大一统”没有必然联系。

至于郡县制的现代性及其与官僚制的类似，有学者引用福山的话“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据此断言“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就已建立现代国家”。这是典型的他者认同稀缺导致的思维幻觉。作为化学常识，元素与物质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氧是构成水的元素，但氧气与水完全是两种物质。现代国家需要N种现代国家元素聚合，但某种现代国家元素并不等同于现代国家。不可否认，传统社会有现代性因子，现代社会有传统因子，但是没有足够的各种因子量的积累就不会有质的飞跃。众所周知，韦伯所谓的官僚制是德国统一过程中和欧美国家实现民主、法治过程中，为了避免政党轮替领导人更换影响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而建立的理想组织形态。韦伯所言官僚制中的“官”是民之“仆”，而郡县制下的“官”乃民之“主”。因此，比较官僚制和郡县制，不能仅仅看表面形态、组织形式，更要看实质内容、核心理念。

笔者以为，辨别中国古代政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的异同，当以政治学三大核心概念为轴展开。第一，国家。古代政治理论认为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国者，君之车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也即二者国家性质完全不同。第二，政治。古代政治理论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即君主政治、少数人政治和道德政治。而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民心政治和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即二者政治性质完全不同。第三，权力合法性。古代政治理论认为，权力合法性来源于超然的“天”和现实中的“天子”，固有“天人合一”“奉天承运”之说。现代政治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认同，具体形式包括投票、选举、评价、同意等，认同依据包括历史记忆、现实利益、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也即二者合法性来源不同。总之，现代中国政治中或许有某些古代政治的影子，但是历史政治学应该避免捕风捉影。历史政治学诉诸古代政治史可能暂时能够激起一点政治认同的泡沫，但本质的差别决定了古代政治中的因子无法增加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甚至由于其反现代化的属性可能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动摇政治认同生成的根本土壤，使政治认同成为无源之水。

（二）认同视域下历史视野的圈层序列结构

认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成的。历史政治学要想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知识力量，必须将视野调适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规定性中。中国式现代化有三重规定性：一是现代化，故须关注世界现代化史；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即中国1840年以来被迫启动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三是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历史政治学的视野范围。目前历史政治学研究必须拓宽历史视野，观照全部现代化历史，兼顾世界和中国、现代和古代，才能够产生既有自我认同又有他者认同的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国历史、发掘中国经验，它更需要放开眼量，始终保持世界视野。”当然，视野开阔并不意味着一视同仁，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定性决定的轻重缓解和亲疏远近，笔者认为历史政治学的历史视野应该呈现核心—外围、由近及远的圈层序列结构（见图1）。

图1历史政治学历史视野的圈层序列结构

第一层次应该聚焦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代化史。历史政治学理论迫切需要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关乎政权存亡的重大理论命题，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理论思潮。以认同为切入点，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和拥护，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人类革命奇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史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带领人民群众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些论断丰富了人类社会对于政治的理解，历史政治学大有可为。

第二层次应该分析1840—1921年的中国现代化史。该时期现代化总体以失败告终，没有实现救国救民理想。可以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重大政治实践中抽象政治学理论，解释其他政治力量为什么无法挽救中国，以失败教训反证为何要坚定“四个自信”，从理论上证明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丰富和拓展西方的改革和革命理论、政党理论、现代化理论等。众所周知，这些失败的政治实践无不是以西方政治学知识为指导，学习对象包括日本、美国等国家。同时，也从另一侧面证明历史政治学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第三层次应该关注1500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史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史。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中的一种类型，通过比较现代化吸取教训并借鉴经验，概括出现代的政治学理论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参考，并力争促进他者认同。历史政治学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首要任务是解决由于知识体系错位导致的自我政治认同困境。同时，基于知识对普遍性和科学性的追求，历史政治学须关注1500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化，以比较政治的视野建构政治学知识，提出被他者认同的跨情境、更普遍的政治学知识，克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局限和偏见，比如丰富民主理论、人权理论、自由理论等，架起不同国家、不同文明政治学理论对话的桥梁。

第四层次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自我认同宣示。中国古代史自然是自我认同的资源。然而中国是变动的，当代中国政治固然有古代中国政治的印迹，但往往又与古代中国政治相去甚远。中国古代史或许可以增进自我认同，但自我认同具有保守性，过分追求古代自我认同会阻碍现代化甚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桎梏。历史政治学应仅关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契合，并能够提供理论支撑的古代政治实践和思想。事实上，往往是没有进入古代主流政治舞台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批判性观点，譬如“民主君客”论等更加具有现代性。

认同具有现代性和发展性，是演变与建构、权力与权利、存异与求同、理性与非理性、政治性与社会性、主动性与被动性、动态性与稳定性的对立统一。因此，历史政治学理论须顺应中国政治变化的现实，“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避免抱残守缺、刻舟求剑。为了可持续地生成政治认同，历史政治学必须将历史视野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现代化史，兼顾古今中外，平衡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明晰轻重缓急和亲疏远近，提出经得起历史和现实检验的历史政治学理论。（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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