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稳定吗？——基于两份追踪调查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目前关于社会政治态度稳定性的研究较多使用大规模民意调查的面板数据，少数研究在对受访者施加了信息干预刺激的数天至几周内进行了追踪调查，以探究信息刺激的持续性。为了更好地了解态度类问卷调查本身在测量方面的有效性，我们不对受访者进行信息刺激。调查对象为北京和天津两所名牌大学本、硕、博在校生。一般而言，高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比普通民众更高，因此，以他们为对象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受访者因不理解题目产生的测量误差。为了增加受访者的答题动机，调查采用校内公开有偿招聘、自愿报名的方式，每位答题者完成问卷后即刻获得30—50ī元补偿，两次问卷分别发放。为了减少受访者可能因自身专业知识而导致的代表性偏误，本调查排除了政治学大类专业学生的报名。受访者被统一安排在会议室或教室等规定场所和时间内集中就座，单独答题。现场有工作人员对任务进行说明指导并随时对学生的问题予以解答。调查采用线上答题。为了保证受访者认真作答，问卷根据题目内容设置了页面最短停留时间。线上问卷排除了漏答的可能性，所有问卷不存在无应答的情况。第一次调查于2020年11月中旬进行，共收集到有效样本354份。第二次追踪调查于2021年5月下旬展开，样本数量为246份，剔除3份首次调查未参加者的样本，总体有效样本数量为243份。

（二）测量指标及变量

为了获取到更综合、有层次的态度及社会政治态度，本研究的调查问题采用直接询问和间接询问相结合的方式——直接询问受访者关于某些具体议题的态度，部分与性格特质、价值观相关内容则采用多个问题间接测量的方式，以避免因概念争议、受访者自我定位模糊或社会期望偏差等原因产生的测量偏误。如前文所述，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可能存在层次差异，更为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往往是更为具体的特定议题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基础。因此，我们主要从人格—认知层面、政治价值观层面和具体议题层面对受访者的社会政治态度稳定性进行考察。在本轮调查中，研究者设计的问卷中主要包括如下几类态度测量指标：人格—认知类指标；基础政治价值观指标；国际政治价值观指标；具体议题类指标。限于篇幅，这里对这些指标仅作简要介绍，详细测量指标可向研究者索取。 

 1.人格—认知层面的变量

权威人格特质。德国学者阿多诺（Adorno）等人最早提出权威人格的概念，指一种崇尚权威、依附群体、刻板守旧的心理特征。马得勇等人在权威人格的定义、测量和政治态度等方面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我们在此沿用这些测量指标进行测量，具体问题包括“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等7个问题。认知闭合。认知闭合也是一种根植于个体深层次的价值观，它反映了一种追求确定性，偏好秩序和结构以及排斥模糊的心理特质。认知闭合被认为和人们的信息获取、认知能力、意识形态立场、人格特质等方面息息相关。本研究根据中国的情境从已有的测量指标中选择了6个问题，具体包括“我不喜欢复杂和不确定的状态”等。

2.政治价值观

基础政治价值观。基础政治价值观体现个体如何在一般意义上看待政府等实体政治机构及政治相关理念、规则等抽象政治概念。我们选取了13个问题进行考察，其中5题测量中央政府、公安局等五个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余下具体问题的表述如“祖国就是母亲，不管她是否犯过错，我们永远都要对她忠诚”。国际政治价值观。在各类社会政治态度中，国际政治的相关价值观及议题对民众来说应该最为遥远和陌生，不少经典研究都选择以该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对此，我们设计了5个问题进行考察，具体表述如“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3.具体议题

对于具体议题的选取，我们纳入了包括国内议题和国际议题在内的13个问题，具体表述如“如果爱国的话就必须抵制日货、美货”。其中还包括公众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及朝鲜的好感度测量。在第一次调查时，该问题测了两次，分别被编排在国际外交议题前后，以对比其短期和长期的稳定性差异。

（三）结果与讨论

1.集合层次态度的变化分析

首先，我们将受访大学生作为整体，对调查题目中的态度类问项的前后均值依次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按不同类别统计汇总情况如表1所示。

总体而言，在所有题目中，受访者对将近一半（47.73%）的题目前后两次回答存在显著的差异，表现出受访者整体的政治相关态度具有较大的历时不稳定性。这样的历时不稳定性是否可以反映态度类问卷调查存在严重的信度问题？根据康弗斯等学者的看法，问卷调查是创造态度而不是揭示态度，且创造的依据为受访者当下最为凸显的想法，那么本调查中的受访者半年后脑海中最为凸显的想法应该早已变化。如此，受访大学生社会政治相关态度的不稳定性应该呈现出随机分布的特征。然而，我们发现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变化具有较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具体而言，涉及深层次的人格—认知及价值观的相关问题较为稳定，测量权威人格、认知闭合的13个人格—认知问题中有5个变化显著（38.46%），测量基础政治价值观及国际政治价值观的变化比分别为38.46%及20%，低于总体变化幅度（47.73%）。这样的稳定性在政治信任的相关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对中央政府等机构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但受访者对它们的总体信任程度都十分稳定地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与之相反，在13个具体议题中，受访者在10个题目上出现显著变化，变化幅度约为77%，远高于总体水平。如此看来，若仍把这样的不稳定性归结为测量误差，未免有些不符合实际。一般而言，人们对那些与他们有最大的个人相关性的问题持有稳定的意见，这和我们的分析结果相符。人格—认知及深层价值观等通常也被人们应用于指导日常生活的实践，和个人日常经历相关，因而较为稳定。相反，许多具体政治议题对受访者而言，并非常见、常思的内容，他们回答此类问题很可能如扎勒所言，采取了“一边回答，一边编造”的策略，因此，态度容易发生历时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能排除他们回答某些问题时采取了“编造”策略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其面对问卷调查都在纯粹地“编造”。如图1所示，T0和T1是同一问卷中前后两次询问受访者对几个国家的好感度，间隔时间几分钟。T1和T2间隔时间半年左右。在对他国的好感度这个议题上，两次调查（T1-T2）显示受访者对美国、日本、朝鲜的好感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样的差异在第一次调查的前后两次测验（T0-T1）中并不明显，进一步排除了他们在回答过程中只是纯粹地根据当下情境即时建构的可能性，因为调查题目中关于权威人格、认知闭合乃至国际与国内议题中带有丛林法则、民族主义倾向的叙述并没有显著降低他们对他国的好感度。

按照祝阿克曼所总结的，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很可能具有在集体层面稳定、在个人层面不稳定的特点。我们推测，人们回答某些调查问题时可能存在“编造”的心理过程，但并非完全随机。下面，我们将对个人层面的态度变化做进一步的分析。

2.个体层面态度变化分析

态度变化有强弱变化和实质性变化之分。强弱变化可能属于正常现象，对其进行分析稍显冗余，暂时不做分析。这里主要分析实质性态度改变。除了对他国好感度这一问题使用了“0-10”的整数表示从“没有好感”到“非常有好感”的程度，其余问题我们基本用“1-5”的整数表示“很不赞同”“不太赞同”“不知道”“比较赞同”及“非常赞同”的选项。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不知道”“不赞同”之间的转换，既意味着态度程度的改变，也意味着三种态度的实质转换。具体测算方法从略。考虑到权威人格、认知闭合相关题目不直接与社会政治相关，我们将所有题目分为“人格—认知态度”（共13题）与“社会政治态度”（权威人格、认知闭合外的所有题目均可归为此类，共27题）两大类。

（1）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对于所有考察的40个问题而言，受访者产生态度实质变化的数量分布具有较大的差异，从6到30道题目不等，集中在9至16道，以12、13道最多。图2展示了受访者态度发生实质变化的数量占总题目数量比例的直方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学科专业、政治面貌的受访者之间不存在实质变化的差别；17至19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回答问题的变化率高于20至25岁，但与26至35岁年龄段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注：题目数量：40；人均变化率：32.8%

可见，不同受访者历时约半年后在对相同题目的回答中体现出了差异化的质变程度，这样的差异显然不能仅用测量误差来解释。下面，我们将尝试性地探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个体差异。

（2）态度改变原因分析

态度改变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同学科对该问题的分析和解释存在很大差别，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制度、文化因素到微观的人格、认知因素不一而足。心理学、传播学领域对人们普遍意义上发生态度改变的研究多重在社会影响的过程，亦即，因他人行为导致的态度变化。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等学者将其分为“人际之间，说服以及大众媒体”三种情境。换言之，人们的态度变化需要受到外界信息的刺激，影响态度改变的因素可以大致被归纳为信息源、信息本身及信息接收者的特质三大类。不同信息源具有不同的说服力，而被框架化的信息本身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然而，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并不能解释诸如为什么即使接受同样的信息刺激或信念灌输，人们的态度改变程度仍然不同等问题。因此，信息接收者个人特征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包括基因、智力等在内的先天生理因素会通过影响人们的性格特征、认知能力、认知需求等对其态度改变产生影响。其中，性格特征包括权威人格、教条主义，以及大五人格等多种类型。由于调查问卷本身的局限性，我们无法更为全面地分析两次问卷调查中大学生的态度改变原因。在此，我们仅根据问卷调查中已有变量尝试进行分析。运行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影响“人格—认知态度”质变与“社会政治态度”质变的因素。“人格—认知态度”模型将权威人格、认知闭合变量纳入其中，控制受访者的性别、政治面貌、学科专业、家庭年收入及年龄。“社会政治态度”模型在此基础上将受访者的政治知识、政治兴趣及意识形态也纳入其中。分析结果如图3-1及图3-2。

注：因变量为受访者在人格—认知态度指标上两次调查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比例。权威人格、认知闭合两个变量为对两次测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共因子值，可靠性分析显示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 0.795 和 0.746，表明测量指标信度高。

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权威人格、认知闭合对人格—认知相关态度的变化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权威人格特性越强的人及认知闭合特性越弱的人更容易在人格—认知相关调查题目中产生态度质变。至于社会政治态度的相关问题，我们发现只有意识形态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即在意识形态立场上越偏右的人越容易发生政治态度的历时性质变。受限于数据资料的采集，本研究只能呈现此探索性的发现，暂时无法为其中的作用机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研究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一）数据来源与测量指标

注：因变量为受访者在社会政治态度类指标中两次测量发生实质性态度变化的比例。由于中国人对自身意识形态立场并不熟悉，这里取用两次测量相关问题的均值作为衡量指标。

如前文所述，我们猜想大学生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对社会政治态度相关问题的回答应该更稳定。因此，我们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进行了第二项研究。该项目于2010年正式展开，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能够更好地代表普通中国人。我们选取了最近两年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2018年样本数为37354，2020年样本数为28590，两年均参与调查的追踪样本数为23414，对“主观态度”板块做出回答的样本数为20067。和大学生追踪调查的人口学特征相比，该数据样本整体教育水平较低、年龄较大、性别比较为均衡、党员占比较少。我们选取了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中关于“主观态度”的19道题目。这部分的问卷涉及受访者的幸福感、对社会各群体的信任度及一些社会基础价值观。

（二）结果与讨论

1.集合层次的态度变化分析

由于不同题目的缺失率在约1%至3%之间，占比不算太高，我们把部分题目里“不适用”“拒绝回答”“不知道”的选项作为缺失处理。将所有受访者作为整体，对相关题目问项的前后均值依次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可以发现，在包括理论上较为稳定的基础价值观相关问题在内的19道题目中，只有3道题不存在前后两次的显著差异。换言之，受访者对约79%的态度类题目的回答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均值变化。和研究一中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结果（47.74%）相比，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受访者在集合层次表现出了更大的不稳定性。

2.个体层次的态度变化分析

和研究一的思路类似，我们仍然选取态度有实质改变的11道题目进行重新编码，得到个人层次态度改变的情况。剔除缺失值后样本数为18587，缺失率约为7%。产生质变的题目占所有题目的百分比如图4所示。

注：题目数量：11；人均变化率：33.1%

可见本研究中个人层次产生实质态度改变的题目数量占比分布和研究一的分布较为类似，都集中在20%至40%区间。然而在本研究里，极值更为明显，有6人甚至在11道题上全部产生了实质变化。和研究一相比，研究二的样本在学历、年龄等分布上更为广泛，不局限于名牌高校大学生群体，且追踪调查跨度时间也更长。研究二的结果大致和我们的推测相符——普通中国民众比精英大学生在社会政治态度上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实质性的态度变化。由于数据存在局限，我们暂时不能对态度改变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京、津两地的两所名牌大学在校大学生的追踪调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发现中国大学生的社会政治态度并非无规律、无方向的随机变化而完全不可测量。大学生态度变化具有结构性特征——受访者在具体议题上比在人格—认知及价值观相关问题上更容易发生态度改变，这和既有关于人们社会政治态度存在层次的观点相符。但是，我们也发现，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更为广泛的中国民众，他们对问卷的回答确实都不稳定，而普通民众的态度改变比大学生更为明显。这一发现提醒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谨慎地看待问卷调查中的态度测量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调查结果，并思考改进问卷调查质量和态度测量可靠性的方案。对人们态度改变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发现，权威人格程度更高及认知闭合程度更低的人更容易在人格—认知相关问题上产生态度的实质变化，意识形态立场偏右的人更容易在社会政治态度上产生实质变化。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基于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政府政策对民意的有效回应。公民是否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首先基于其是否对公共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以及对一些公共问题的理性、合理的判断。如果公众本身的政治态度不稳定，或者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很难说其能够准确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诉求，而政府也就难以对其变化不定的诉求做出回应。西式民主试图通过选举政治精英来解决普通公众参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在公民素养欠缺的情况下，选举往往会被政党和政治精英操控，公民的利益和诉求未必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满足。如何使普通公众具备民主政治参政能力，以及如何提升这一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中国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稳定性及其变化原因的探究仍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如果普通公众的政治社会态度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真实存在，那么这些态度是否存在某种结构和体系？它们又是如何变化的？一个人的态度改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人格、认知等心理层面因素的影响？它们与文化、制度、信息等外界因素如何互动？由于个体态度改变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还相当肤浅。现有的观点是零散的，也远未获得实证研究的支持。对此，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责编 |  江章榕

一审 |  杨其洪

文章来源：马得勇，陆铭. 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稳定吗？——基于两份追踪调查的分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4 ,41 (03)：9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