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动员的党派逻辑：基于州游说披露的证据 | APSR顶刊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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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关于利益集团动员的理论都集中在以成员为基础的团体和商业利益集团上，这并不足以解释跨政府间背景下的变化。尽管现有的文献经常承认政府会相互游说，但对政府间游说的研究通常强调游说过程的机制，而不是动员的初始决策。基于现有的关于利益集团、游说和代表性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地方政府动员的理论，强调政治地理学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其他各级政府中享有一定程度的事实上的代表权，因为它们嵌套在为同一选民服务的州和联邦立法区内。因此，动员的动机取决于这些立法者如何在各自的议会有效地代表地方利益。具体来说，当地方官员的资金和政策偏好与高一级别的当选官员不一致时，他们特别可能雇用游说者，这种逻辑与经典游说信号模型相一致。

当地方官员在资金和政策偏好方面与他们当选的代表存在分歧时，他们会雇佣游说者来传达有关地方优先事项的信息。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Grossman–Helpman）指出，利益集团和立法者有一定程度的政策一致性，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当一个团体与立法者有不同的优先政策结果时，在某些条件下就可以进行互利的交流。选择在游说上投入资金，向政策制定者发出昂贵信号，这有时会使政策更接近利益集团所偏好的结果。

许多由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框架生成的预测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在跨政府背景下，该模型表明，当官员与城市保持一致的政策目标时，城市几乎没有动机雇用游说者。但当立法者的优先事项与地方偏好分歧时，立法者可能仍愿意考虑地方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毕竟，代表们的任务是服务其选区内的城市，即使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通过采取雇用游说者的昂贵步骤，城市可以表明哪些问题对他们特别重要，这可以帮助时间紧迫的立法者决定优先采取哪些行动。

以下分析中使用的州级游说数据是多年数据收集工作的成果，这项工作包括收集、清理和汇总来自50个州的游说披露数据。数据涵盖2006年至2014年的数据，共计近50万条观测记录。通过将披露数据中的城市名称与美国人口普查局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政府普查所列出的城市进行匹配，可以识别出哪些城市雇用了游说者。将这些数据与来自多个来源的财务、人口和政治数据进行合并，本文最终的数据集包含了人口数不少于2万的近1,200个美国城市。

当城市雇用游说者时，其目标通常十分明确，主要包括获得更多资金和有利政策以增强其权力、自主性和灵活性。具体而言，城市的游说活动通常集中在预算和拨款法案、对地方有影响的政策以及行政补助上。使用披露文件来衡量动员情况时，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尽管州游说法律要求城市披露内部成员和外部集团的游说活动，但大多数州无法区分游说是由内部代表还是外部代理进行的。研究发现，数据中的主要变化来源于城市每年雇用和终止外部游说者合同的情况。由于市政联盟成员资格和跨政府办公室的存在在短期内基本不变，因此这些地方特征可以通过城市固定效应进行建模。然而，数据中未观察到地方官员与立法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需要将结果解读为有偿游说的效果，而非总游说效果。

为了研究州代表与其所在城市之间的政策分歧如何影响地方动员，作者使用了Tausanovitch和Warshaw（2014）提供的意识形态和党派性衡量标准。这些衡量标准基于2008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和大量的公共意见调查数据，捕捉了城市居民的平均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尽管这些估算反映的是城市居民的整体倾向，而非市议会或市长的党派性，但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政策通常反映选民的偏好。作者将城市根据2008年总统选举中的民主党投票比例划分为民主党城市和共和党城市，并使用地理数据将城市映射到其州立法区，以确定其立法者的党派性和意识形态。

首先作者给城市贴上了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标签，并将党派不匹配定义为民主党城市由共和党州议员代表，或共和党城市由民主党州议员代表，在多代表城市中（城市可能跨越多个选区，因此会有不止一位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该城市的不同部分）当超过50%的代表来自对立党派时，该城市也被视为党派不匹配。

作者使用双差法来研究城市与其州代表之间的党派不匹配对城市雇佣游说者的概率的影响。方程中，Lobbyit表示城市i在年份t是否雇佣了游说者，关键系数β1表示城市与州代表之间的党派不匹配的影响。Xit包含了在线附录中更详细地描述的一系列城市层面的协变量，γ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ηt表示年份或州别年份的固定效应。这种设计使作者能够比较城市在选举出不同党派代表前后的游说概率变化，同时控制地方特征、年度固定效应以及州别年份的固定效应。通过以上控制变量可以更准确地估计党派不匹配对城市游说行为的影响。

表1显示了研究结果。不同规格的结果表明，当一个城市选举出来自相反党派的代表时，游说的概率会增加4到7个百分点。由于平均游说概率是45%，增加4到7个百分点相当于游说概率增加了10%以上。加入更多的协变量和更严格的时间固定效应后，概率只会增大。当城市由多个议员代表时，使用不同阈值来定义党派不匹配的结果也同样稳健。表1也展示了共和党城市和民主党城市的综合分析结果。当单独对每种城市类型进行模型估计时，得出的系数几乎相同。这表明，无论是共和党城市还是民主党城市，当其选区选出异党派成员后，游说的概率都会显著增加。

（表1）

作者采用了一种叫做“双重固定效应设计”的方法来分析数据，这种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选出党派不一致的代表，那么无论城市党派是否一致，它们的游说行为应该会有相似的趋势。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成立，作者在分析中引入了一个额外的步骤，即在城市与其代表党派出现不一致之前，观察这些城市的游说行为是否存在不同的趋势，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图1则以图形形式展示了这些效果。通过这一步骤，作者可以更好地判断其方法的有效性。

（图1）

通过检验分析，作者发现那些后来变得党派不一致的城市，在游说方面的基础概率比其他城市更高。这意味着在选区代表不太关心地方利益的情况下，选举波动可能更容易发生，这些城市甚至在党派不一致之前就有理由去进行游说。然而在选举之前，这些城市的游说行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常趋势。为了更深入地验证结果，作者特别分析了样本中112个城市的游说行为，这些城市在选出党派不一致的代表之前，有两年的时间里党派是保持一致的。作者将这些城市的游说概率与一个匹配的对照样本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组城市在选举前的游说趋势非常相似。

当一个选区的党派发生更替时，市政领导人可能会因为多种原因选择进行游说，这些原因可能直接与这个党派更替有关，也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作者使用了一种叫做断点回归设计（RDD）的研究方法。作者发现，当比较那些以微弱优势选出党派一致或不一致候选人的城市时，党派更替的影响更大。这些城市在胜选的边界线上有相似的选举动态。需要明确的是，该理论预测地方政府在与选区官员的偏好不一致时会聘请游说者。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本文的理论预测是当地方政府与选区官员的偏好不一致时，地方政府更可能聘请游说者。但如果城市选出了一个与自己不属于同一党派的州立法者，而这个立法者的当选还伴随着其他让城市在州政府中难以获得有效代表的情况（比如政策立场不同、沟通不畅等），这种现象仍然符合本文的理论框架。因为该理论本身就预测，当城市与其代表的政治立场不一致时，城市更有可能采取行动来确保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比如通过游说。

几十年来，学者们观察到地方政府在动员游说方面与其他类型的组织有所不同。本文因果地识别出促使地方政府动员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与其选区立法者之间的党派关系。虽然利益群体会对政治家的需求作出反应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由于地方政府在联邦体系中的位置，他们对代表的行为特别敏感。研究结果表明，游说者在跨级政府中的一个被忽视的作用是，当政策偏好不一致时，他们能够促进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代表性。

尽管本研究推进了我们对城市何时进入游说领域的理解，但未来仍有许多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例如，在多层级政府中，除了党派不一致之外，还可能出现各种代表性挑战，如在分散的立法选区中出现的协调问题，以及由重叠的地方管辖区引发的公共资源问题。地方官员是否也会雇佣游说者来帮助他们应对这些挑战？此外，本文只研究了城市与其在州下议院的代表之间的关系。如果能纳入关于州上议院和国会代表的信息，将可以进行更多的实证测试，以帮助推广这一论点。

还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所覆盖的时期在历史上是一个党派极化非常严重的时期。当时，城市与其代表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可能构成了更大的挑战，而在以前党派之间政策重叠较大的时代，这种挑战可能较少。本文的论点是，当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与其选出的立法者不一致时，他们更可能雇佣游说者。如果有前几年的数据，作者预计党派与动员之间的关系会较弱。经典的利益群体研究经常强调，如果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动员，可能会引发公平问题。但本文发现了一些新证据，强调了在跨级政府中游说的潜在好处。如果地方政府无法通过其选出的立法者直接获得政策和资金利益，游说就提供了另一个途径，帮助城市争取本地需求。因此，跨级政府游说者在促进多层级政府中的纵向代表性方面，似乎发挥了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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