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竖都要挨打？国际胁迫中的保证困境 | IS顶刊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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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胁迫要求会成功，而另一些却会失败？一种主流范式通过威胁的可信度和严厉程度来解释胁迫结果。在有关胁迫的文献中，胁迫保证（coercive assurance）这一概念是一种未被充分研究的承诺问题类型。它表明，胁迫者必须向被胁迫者保证，其威胁取决于被胁迫者的行为。许多学者忽视了胁迫保证，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保证是任何胁迫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果胁迫者的保证缺乏可信度，即使是高度可信且严厉的威胁也会失败。保证困境（assurance dilemma）这一新颖理论有助于回答下述问题：为什么被胁迫者会害怕无条件的痛苦？为什么胁迫者会在得到服从后进行惩罚？在胁迫中，威胁和保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胁迫者为提高威胁的可信度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削弱其不会惩罚被胁迫者这一保证的可信度。被胁迫者担心惩罚可能无法避免，因此他们会在屈从于胁迫者的要求前寻求保证信号。围绕伊朗核计划进行的胁迫性谈判案例证明了运用保证的逻辑性和有效性。

胁迫是利用威胁来说服某一目标屈从于自己意志的做法。威胁在何时有效？一种主流范式认为，当胁迫者发出可信且严厉的威胁时，被胁迫者就会让步。如果被胁迫者认为胁迫只是虚张声势，那他们就会违抗胁迫要求。同时，即使被胁迫者认为威胁是可信的，只要他们觉得预期的痛苦是可以承受的，就可能选择反抗。

本文则提出了另一种范式，将隐含的相机行事（contingent action）逻辑提升为所有胁迫的核心：胁迫保证。胁迫者必须向被胁迫者保证，其威胁取决于被胁迫者的行为。如果被胁迫者认为威胁并不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即使是高度可信且严厉的威胁也会失败。

胁迫保证的必要性在关于胁迫的研究和实践中长期被低估了。在有关胁迫的文献中，它是一种未被充分研究的承诺问题类型，部分原因是人们假定保证是必然的。依据这种逻辑，实施惩罚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被胁迫者已经退缩而胁迫者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么胁迫者就不应该付出这些代价。但在现实中，被胁迫者可能会违抗可信的威胁，因为他们认为惩罚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旨在回答有关胁迫保证的三个问题。首先，在胁迫中，威胁和保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次，为什么胁迫者会在得到服从后进行惩罚？最后，为什么被胁迫者认为某些威胁是无条件的？

胁迫者面临着“保证困境”：胁迫者为提高威胁的可信度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削弱其不惩罚被胁迫者这一保证的可信度。这是胁迫者为了使被胁迫者让步而必须做出的权衡。此外，保证也是困难的，因为被胁迫者担心即使自己遵守了胁迫者的要求，胁迫者也会出于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理由惩罚他们。本文强调了被胁迫者无论如何都可能害怕惩罚的三个原因。第一，被胁迫者往往同时面临多种胁迫要求。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在其他问题上并未妥协的被胁迫者会害怕胁迫者的持续威胁。第二，被胁迫者往往要面对多个胁迫者。因此，被胁迫者会担心，如果他们对一个胁迫者的要求做出让步，那么他们仍然可能会受到另一胁迫者的惩罚。第三，在考虑是否对胁迫让步时，被胁迫者会担心让步会向胁迫者透露新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会招致进一步的掠夺。

本文展示了三种发出有效胁迫保证信号的策略。第一，分解要求（disentangling demands），胁迫者可以从同一惩罚中分解出多个要求，这种部分的让步可以避免一些痛苦。第二，管理搅局者（managing spoilers），胁迫者可以表现出对潜在搅局者的控制，以此表明他们将独自决定是否实施或不实施惩罚。第三，分享知识（sharing knowledge），胁迫者可以与被胁迫者分享自己对其不法行为的了解，以此表明被胁迫者的让步不会向自己透露新的信息。

如果被胁迫者断定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惩罚，他们就不会对胁迫做出让步。然而，被胁迫者不可能真正确定胁迫者是真诚的，但他们会接受更大的无条件伤害的风险以避免更严厉的惩罚。在动态的胁迫性谈判过程中，被胁迫者会向胁迫者寻求保证信号，即如果被胁迫者顺从，胁迫者就不会对其施加痛苦的威胁。

在国家间胁迫中，有至少一个胁迫国威胁至少一个被胁迫国以影响其行为。胁迫互动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1）威胁性惩罚，（2）至少一个要求，传达出胁迫者希望被胁迫者做什么，（3）一个保证，传达出如果要求得到满足胁迫者就不会实施惩罚。

胁迫保证描述了一国在胁迫性谈判过程中向另一国传达的条件意图——“如果你屈从，我将不执行我的威胁”。它有别于国际政治中的另外两种保证，但有时也会与之混淆：盟友保证（向盟友提供援助的承诺）和非盟友保证（表达“我对你没有恶意”的尝试）。胁迫保证也有别于制造威胁（通过造成损失来实施惩罚的承诺）和诱导（通过提供利益来实施奖励的承诺），它既非大棒也非胡萝卜，而是运用大棒的条件性。

一些学者认为，狭义上的保证是指领导提供的明确沟通。但胁迫保证并不必须是明确的，事实上，所有类型的胁迫性威胁（威慑或威逼，惩罚或拒绝）都暗含保证，因为它们都传达了一种有条件的前景并提供了一种选择。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认为，一个人在表达“再走一步我就开枪”时就必然会暗示“如果你停下我就不开枪”。本文将重点讨论威逼（compellence），但研究结果也可能超越威逼情境并推广到许多类型的互动中。

（一）威胁可信度

威胁的可信度或严厉程度不足在所有原因中最受关注。图1是一个简单的胁迫互动模型。学者基于此构想出了提高威胁可信度的方法：胁迫者必须首先具备造成痛苦的能力，其次必须表明自己的外交政策利益以传达造成伤害的意愿。此外，威胁性惩罚必须对被胁迫者足够严厉，使其认识到惩罚的代价大于违抗的好处。

图1 胁迫的威胁模型

（二）传统承诺问题

第二类解释将失败归咎于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对协议条款做出承诺。承诺问题的存在可能出于几种原因：第一，当被胁迫者向胁迫者屈服后，胁迫者还可以重新回到图1中决策树的起点并提出新的威胁和要求；第二，被胁迫者对胁迫者的依赖增加；第三，被胁迫者担心自己在让步后会被认为“好欺负”。

（三）要求程度

一些人将失败归咎于胁迫者要求的程度。例如，政权更迭的要求对被胁迫者来说就过于苛刻。这并不是承诺问题——被胁迫者之所以拒绝胁迫者的要求，是因为缺乏讨价还价的空间而不是缺乏对未来的确定性。

（四）胁迫保证

最后，在简单的胁迫模型中加入胁迫保证就能明确让步的隐含后果，从而明确无条件惩罚的前景（见图2）。如果被胁迫者让步，胁迫者同样可以选择实施或不实施威胁。被胁迫者在决定是否让步时，首先会考虑他们对胁迫者选择的预期。

胁迫理论原则接受了胁迫保证的逻辑，但它往往假定具有稳定偏好的单一行为者不会在目标服从后对其进行惩罚。这种逻辑是有缺陷的，胁迫者并不能完全控制胁迫性谈判的动态过程，而胁迫者对实施惩罚控制权的不确定性会使被胁迫者犹豫是否要让步。因此，学者们不能简单地将威胁的可信度与威胁的成败联系起来。

图2 胁迫的保证模型

在胁迫过程中，保证总是难以传达，这主要是因为威胁可信度与胁迫保证可信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胁迫者发出保证信号，反而可能被解读为优柔寡断或能够容忍失败。这种权衡就是胁迫中的保证困境。这种关系可能是线性的：胁迫者越强大，其威胁的可信度就越高；这种权衡也可能发生在拐点上，比如在国家采取行动提高威胁的可信度但却失去对实施惩罚的控制权。

面对威胁和保证困境，被胁迫者必须就是否让步做出选择。因此，他们至少要评估四个变量：（1）风险的价值和自己在其中的利益；（2）“胡萝卜”的可信度和价值；（3）威胁采取的惩罚的可信度和严厉程度；（4）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

保证困境认为，胁迫者有可能在被胁迫者遵守规定后食言并施加代价，但这种可能性必须低到足以让被胁迫者认为值得冒风险去遵守规定。随着威胁的严厉程度增加，被胁迫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来避免威胁；但如果被胁迫者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惩罚，他们就不会做出让步。同时，被胁迫者对胁迫保证在时间跨度上的计算也有所不同。胁迫者立即反悔的可能性（胁迫者在被胁迫者让步后是否仍会实施惩罚）会影响到被胁迫者的痛苦是否可以避免，胁迫者未来反悔的可能性（胁迫者日后改变主意的可能性）则关系到胁迫性协议的持久性。两种情况都很重要，但前者才是首要问题。如果短期的担忧得不到缓解，被胁迫者就没有动力做出让步。下文将对保证困境的理性和非理性来源进行解读。

（一）不真诚或纠缠不清会导致无条件惩罚

1.不真诚的好处

首先，被胁迫者可能担心威胁制造者是在以胁迫的外衣掩盖战争的前奏。例如，很难确定一国向另一国边境调动军事力量是在展示决心还是准备入侵。胁迫性外交还可以使随后发生的暴力事件合理化，因为这是给予被胁迫者屈服机会的最后手段。其次，被胁迫者可能担心胁迫者会设法实施他们的威胁。攻击已经做出让步的被胁迫者将进一步削弱其实力，或者能够向正在观察今天互动的未来对手传达这样的信息：敌人不会逍遥法外。

2.多重要求与议题纠缠

围绕多个议题展开谈判的复杂性也是被胁迫者害怕无条件惩罚的原因之一。胁迫者可能会对被胁迫者提出多重要求，如果被胁迫者考虑对其中一项要求让步，它可能会担心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未让步的另一问题上吃亏。除非多个要求是明确且保持分离的，每个要求都有自己独立的惩罚，否则被胁迫者就缺乏做出让步的胁迫保证（图3）。

图3 纠缠式与分解式胁迫

（二）失去胁迫控制会导致无条件惩罚

1.失去对联盟的控制

建立国内或国际联盟可以增强威胁的可信度和严厉程度，但胁迫者也可能因此失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实施惩罚的能力。

一个国家内的多个行为体可能都有能力实施惩罚。既有研究揭示了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国际信号传递：双层博弈、公众对使用武力的认可度或伤亡敏感度及民主国家的政党间辩论都能传递有关决心的信息。在国际上，联盟中的行为体有自己的能力和利益。有些行为体可能有更高的要求，他们是潜在的搅局者，其保证度也较低——尽管被胁迫者遵守了其他胁迫者的要求，他们仍可能实施惩罚。国际联盟胁迫理论倾向于描述多个胁迫者如何增强或削弱威胁可信度。被胁迫者更愿意知道他们是在与正确的胁迫者谈判。因此，想做出有效保证的胁迫者应采取行动，将自己与潜在的搅局者区分开来。

2.失去对自我的控制

失去控制的另一个途径在于单个行为者的内部。如果胁迫者从被胁迫者的让步中了解到新的信息，它就可能会改变不惩罚被胁迫者的想法。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如果只有一个胁迫者能使被胁迫者相信它打算坚持自己的保证，那么被胁迫者就会让步。然而，胁迫者可能从被胁迫者的让步中了解到它的身份和能力，由此认为此前自己并未适当校准要求。这促使胁迫者提出更多要求，或增强胁迫者联盟中搅局者的能力。被胁迫者让步所揭示的信息还会挫败或激怒胁迫者，使其判断风险已经超出了谈判的范围。因此，被胁迫者可能希望确保其让步不会向胁迫者透露新的重要信息。胁迫保证的可信度会受到胁迫者和被胁迫者间共享知识程度的影响——谁已经知道谁的哪些情况。

本节介绍了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胁迫性谈判的案例，以说明胁迫保证战略是如何运作的。2015年，伊朗与P5+1（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接受加强检查并限制其核计划的条件。本文认为，P5+1能成功与伊朗达成胁迫性协议是因为其采取胁迫保证策略，尤其是上文推导出的三种策略：分解要求、管理搅局者和分享知识。首先，奥巴马政府分解了自己的要求，澄清美国决策者是在就伊朗核计划而非其导弹、国内政策或外交政策进行谈判。其次，华盛顿控制了潜在的国际和国内搅局者（如以色列和美国国会）。德黑兰是在以色列空袭窗口关闭后才坐到谈判桌前做出让步的；为了能够通过行政命令放弃制裁，白宫还与国会谈判通过了新立法。最后，通过将伊朗“原子档案”（atomic archive）中的文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报告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伊朗与其胁迫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共享了有关伊朗过去核武器计划的知识。

然而，作为特朗普政府“最大限度压力”（maximum pressure）胁迫战略的一部分，华盛顿在JCPOA缔结三年后废除了该条约并重新实施制裁。由于缺乏克服保证困境的努力，该战略以失败告终。伊朗在这场胁迫中的行为表明，没有得到可靠保证的被胁迫者会违抗胁迫者的要求。

成功的胁迫需要确保痛苦取决于被胁迫者的行为而不会让被胁迫者觉得进退两难。因此，胁迫者必须面对保证困境：当他们提高威胁的可信度和严厉程度时，胁迫保证的可信度就会降低。胁迫者有可能将多种要求和惩罚纠缠在一起，从而导致被胁迫者对某一要求的让步并不能减轻痛苦；他们有可能失去对国际或国内联盟的控制，这些联盟会迫使他们施加痛苦；他们还有可能从被胁迫者的让步中了解到新的信息，从而扩大他们的胁迫要求。

本文提出了三种发出胁迫保证信号的策略。首先，胁迫者可以分离多种要求并将每种要求与独立惩罚联系起来。其次，胁迫者可以显示出对潜在搅局者的控制力。第三，胁迫者可以告知自己对被胁迫者的不法行为已经了解多少，从而向其保证让步不会泄露新的信息。

本文对JCPOA谈判的案例研究聚焦于确定胁迫性反扩散中可信的胁迫保证的来源。核问题风险极高且往往涉及机密，在广泛的胁迫性谈判中相对罕见。因此，本文是学者们探索胁迫保证动态的一个起点。

当前学界关于决心信号传递和声誉的研究主要关注威胁而忽略了保证，对胁迫的研究也更多研究强国的威胁缺乏可信度的原因。为了正确看待国际关系中的保证困境，学者们必须通过控制胁迫保证的可信度来解释胁迫成败的因变量。同时，保证困境及其机制可能会受到地缘政治或国内因素的影响，包括实力不对称性、政权类型和胁迫者的两面性声誉等，因此需要对保证困境严厉程度的变化进行更广泛研究。最后，特定胁迫工具的特点或谈判过程中的利害关系可以为被胁迫者评估保证可信度提供重要背景。如果威胁可以在被胁迫者顺从胁迫者的要求时自动解除，那么保证困境就会得到缓解。

保证困境对政策也有重要影响。胁迫的实践者有强烈的以威胁为中心的偏见。有时，领导人在实际上已经打算使用暴力时也会发出胁迫威胁。如果政策制定者想提高胁迫的成功率，就必须发出可信的有条件的威胁，并愿意让被胁迫者做出避免惩罚的选择。

美国之所以难以胁迫弱国，是因为它有实力而不是尽管它有实力。但当美国决策者解决保证难题时，其胁迫的目标也更有可能做出让步。胁迫保证的可信度对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至关重要，这些目标包括说服俄罗斯结束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限制朝鲜核武库以及避免中美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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