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合法性、执政精英与危机管控

一、问题的提出

自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地区国家常常面临因国内民众对其政府不满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会直接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稳定。进入21世纪以来，欧亚地区国家经常爆发社会危机，突显了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一国能否有效应对国内社会危机不仅关系该国的国家安全，也会直接影响该国的发展前景。欧亚地区各国虽然具有相似的历史遗产与地缘政治环境，但各国处理危机的结果大相径庭：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化解了危机；吉尔吉斯斯坦虽然综合运用了多种方式，但仍然难以有效应对内部发生的多次危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欧亚地区国家能够有效管控社会危机，而有些国家无力应对？基于对国家能力、合法性和执政精英合作情况三项核心要素的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物质能力基础、文化心理认同和非制度性因素的分析框架，旨在探讨欧亚地区国家在应对社会危机时为什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本文运用过程追踪法分析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的六个案例。此外，本文还引入欧亚地区发生的其他危机样本，并将其作为补充案例，尝试通过总结案例关键要素的方式来加强本文理论框架的说服力。

本文讨论的社会危机主要涉及两个主体：一个是挑战现状并具有政治诉求的危机方，另一个是代表国家应对危机的政府。危机可能导致执政精英内部发生分歧，从而产生第三方主体即分裂的精英。一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可能会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使国际方成为影响危机的重要主体。本文仅将那些未受国际主体直接军事干预的危机案例纳入分析的范围，原因在于外国直接军事干预会使国内危机演变为国内—国际类复合危机，但这种危机已超出单一国家自主应对的能力范畴。以纳卡地区归属问题为例，纳卡地区发生的冲突不仅牵涉多国，且各方背后均有外部军事力量的支持，这些因素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性与复杂性，使危机的性质转化为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单一国家对此采取的措施都会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单独有效地解决危机。

本文从国家应对危机的视角(尤其是从欧亚地区中小国家的视角)对危机管控议题展开分析，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在研究社会危机时，国家的主体地位不容忽视。既有研究从危机方的角度探讨了影响危机方形成和发展的多种因素，但这些研究并未充分关注国家的作用，难以精准捕捉国内社会危机的核心本质。因此，本文着重分析的问题是国家以何种策略应对社会危机。其二，在探讨欧亚地区国家的社会危机时，中小国家的自主性其实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分析变量。既有文献往往关注国际干预，但忽略了中小国家自主应对危机的能力，这可能会低估中小国家的应对能力，也可能会忽视这些国家在危机管理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 聚焦中小国家应对危机的策略与路径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欧亚地区国家发生的社会危机。其三，欧亚地区的中小国家由于抗风险能力弱，往往难以应对其内部发生的社会危机，使危机更具负面性与破坏性。社会危机一旦爆发，该危机就可能迅速恶化并陷入失控的状态。同时，该社会危机的影响可能会溢出国界，给地区稳定带来威胁。

二、社会危机的既有解释及其应对

国家安全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一国能够连续且稳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保障。一国若要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就必须“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意味着国家不仅要重视外部安全，还要关注内部安全，更要统筹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以及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等多组安全关系。没有安全作为基础，发展就无从谈起。一国没有出现危机以及危机被有效化解的情况都属于一国成功维护其国家安全的范畴。政局动荡和政府更迭则是国家出现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

本文将社会危机是否得到有效化解作为结果变量，并以此分析危机管控的效果。结果变量分为危机得到管控与危机失控两种：如果一国采取多种措施有力地平息了社会危机，该国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秩序开始恢复，那么这种情况被视为危机得到有效管控，国家安全也得到保障；如果危机方的政治目标通过暴力冲突等非制度化的手段得以实现，一国秩序被破坏并导致政府出现非正常更迭，那么这种情况则被视为危机失控，国家安全失去保障。

社会危机会破坏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并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多方面挑战。首先，在政治层面，社会危机会直接冲击政府的管理并破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性。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与危机烈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超限度的强力措施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当代社会运动还能通过互联网平台等新型组织动员方式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其次，在社会层面，社会危机往往具有溢出效应与扩散效应。社会运动通过组织间合作等方式扩散，势必波及全国甚至实现跨越国界传播。同时，偏好伪装现象存在于社会各类群体中，这一隐蔽性特征会导致国家不能充分预防潜在性社会危机。再次，在经济层面，社会危机往往会严重影响和冲击一国的经济发展。例如，2011年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扎瑙津骚乱对该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1300万美元。最后，在文化心理层面，社会危机常常能够塑造参与者的认同，进而挑战一国政府的合法性。例如，对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发生前后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抗议者参与抗议的原因是国内的文化分裂等心理因素，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竞争。

学界对国家安全与社会危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社会运动为中心的研究，另一类是以国家回应为中心的研究。以社会运动为中心的研究一般从危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角度来探讨社会运动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类研究往往通过考察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结构性因素分析政策失误和突发事件的触发性动因，或者通过梳理组织网络和资源利用等动员策略探讨社会危机爆发和社会运动成败的原因。以国家回应为中心的研究则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分析的问题是国家回应与危机应对。在探讨国家应对策略和应对效果的研究中，有学者聚焦于政权的稳定性和韧性，探讨国家如何通过政府绩效、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来维系社会稳定。还有学者聚焦于国家的应对策略，关注的是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是采取强制性策略还是采取妥协性策略等问题。关注国家威慑等强制性策略的研究大多强调军警强制机关的作用、国家强制能力的效果以及危机方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试图从合法性、危机方的激进程度和政府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度等多个角度分析政府强制性措施的成效以及社会运动的成败原因。关注妥协性策略的研究则聚焦于社会冲突中的谈判策略，探讨让步、谈判和妥协的条件和机制等内容。也有一些研究侧重讨论社会危机之后的重建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国际行为体、国内政府与个人三者在重建过程中的互动议题，如国际组织的维和作用、国际援助和国际制裁对危机发生国的帮助与震慑作用以及非政府组织在提供个人心理支持方面所做的贡献等。

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既有研究对一国政府的形象往往进行负面刻画和描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危机的行为也通常被负面报道。这表明既有研究可能存在漠视危机性质、国家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问题。这类研究难以客观看待一国国内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危机属性。还有一些研究预设了不同政体间的制度优劣，但这并不利于研究者客观看待非西方国家间的国际合作。另外，有关政权韧性的一些研究过于强调非西方政府的特殊性、例外性和非制度化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相关国家的现实情况。其二，既有研究过于强调经济条件、政治机会结构和国家强制力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对符号、身份乃至情绪等合法性认同因素关注不够。社会危机能够运用文化情绪因素动员参与者，执政当局也可以通过政治仪式与政治符号应对危机。其三，大多数探讨危机管理与冲突重建的研究文献一般会涉及国际干涉问题，具有较多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此，关于国家安全与社会危机的研究除了要关注一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外，还应重视文化、认同和合法性等能够促进国家稳定的深层次因素，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总体来看，以社会运动为中心的研究和以国家回应为中心的研究均未能充分阐释一国国内社会危机发展的差异性与规律性。

为避免危机研究仅关注物质化因素的局限性，本文引入作为制度化因素的国家能力、作为文化心理因素的合法性与认同以及作为非制度性因素的执政精英合作程度三项要素，旨在从多个维度对社会危机的管控效果进行分析。下文将深入探讨国家能力、合法性和执政精英合作程度三项要素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机制，希冀以此管窥中小国家应对社会危机的差异化走势。

三、国家能力、合法性、执政精英与危机管控

国家能力、合法性与执政精英三项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三者只有在共同作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整体效应并助力危机发生国应对危机。

（一）国家的汲取能力、强制能力、信息能力与危机应对

一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首要物质基础是国家能力。国家能力有多种内涵和分类。国家能力可分为专断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国家能力还与对外战争和税收能力息息相关。国家能力往往体现在强制、汲取、濡化、认证、规管、统领、再分配、吸纳和整合等方面，这也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多元功能及其扮演的复杂角色。在探讨国家建设、内部冲突和政权韧性等问题时，既有文献一般将国家能力视为核心因素。本文也延续这一做法，将国家能力视为应对社会危机的一个关键要素。

国家能力主要以汲取能力、强制能力与信息能力来影响一国的危机应对策略。汲取能力是指国家调用各类社会资源实施国家政策和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也是国家能力的基础和核心。强制能力是指国家合法运用暴力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信息能力是指国家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如果国家在信息获取、传播与拦截等方面的能力较弱，危机方或外国媒体就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动员并煽动公众进行游行抗议来恶化局势，从而致使危机加剧。

本文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或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测量和评估一国汲取能力的指标，以世界银行发展指数中的军费开支、武装力量指标以及全球火力指数来综合衡量一国的强制能力，以危机方媒体数量和国家管理媒介平台的效果来衡量一国的信息能力。当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标较低时，即判断该国的国家能力为弱；当强制能力指标较低时，则判断该国的国家能力为弱。

（二）政府合法性、国家认同与危机应对

社会危机的爆发常常会冲击一国的政治体制，暴露该国的经济问题并体现各阶层的社会矛盾，也会极大地降低该国政府的合法性与国家认同，甚至导致民意分裂和族群出走等严重后果。合法性在概念上有传统合法性、魅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之分，也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国际合法性和国家认同等类别差异。合法性要求政府能够获得治下群体的认可与承认。欧亚地区国家最大的合法性(或合法性危机)主要来自民众对国家/政府合法性的支持与认同。

合法性主要通过政府合法性以及国家认同来影响一国的危机应对策略。政府合法性是欧亚地区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政府合法性包括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国际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等。其中，绩效合法性是指国家能够提供公共产品并使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是指国家治理行为、投票等政治流程在程序上具备正当性，即这些行为或流程能够严格遵循并符合该国的法律法规要求。国际合法性是指一国政府的合法性得到了国际行为体的认可和支持，在特定情况下能帮助一国政府应对发生的社会危机。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指一国的政体选择能够符合公民的期待。在社会危机中，政府合法性可能会遭受多重冲击，如危机方可能会提出具有进攻性的文化、话语或意识形态口号来抨击现有政府的合法性。如果一国政府的合法性建设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社会危机一旦出现就可能使该国政府陷入合法性危机，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国家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归属感，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谁”？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一国需要关注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同时需要优先建构国民身份而非其他族群身份。国家在建构认同时需要强调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并对国民、公民和族群身份加以区分。族群认同通常根植于血缘和语言等深层的族群特性中，这种认同与国家致力于构建的超越单一族群界限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存在一定的矛盾。为维护多民族和多族群间的稳定与和谐，多民族国家需要着力处理好国家认同、公民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在多族群的社会中，社会危机有时会被不同族群裹挟，因为这些族群可能会转而追求族群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对于合法性的测量标准，本文根据社会危机的口号、民众对危机持有的态度以及世界价值观调查等指标来综合判断一国合法性的强弱。当一国缺乏政府合法性或国家认同中的某一项时，即判断该国合法性为低。

（三）执政精英的合作情况与危机应对

社会危机发生与否常常与一国政府的执政精英存在紧密联系，因为执政精英的分裂往往会导致社会危机失控。执政精英是指在一国体制内拥有政治资本并担任一定职务的个体，通常是指在政府部门和政党中担任职务的个人。社会危机中的危机方有可能会获得执政精英的支持。如果执政精英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这意味着执政精英内部发生了分裂，一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将遭到削弱；同时，出现分裂的执政精英可能会运用危机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危机因此将愈演愈烈。

政治结构的变化、国际行为体的影响力和执政精英间关系的改变都会促使执政精英发生分裂。分裂的执政精英为社会危机提供了非制度化的政治“机遇”,推动危机方的力量在危机过程中发展壮大。分裂的执政精英可以通过信息提供、物质援助、资料宣传和战略咨询等方式间接参与社会危机，为国内的危机提供合法性支撑与物质支持，帮助危机方适时改变策略。分裂的执政精英还可能直接参与社会危机，采取非正式手段进一步恶化危机(如派遣武装力量支持危机方),并运用危机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执政精英(尤其是强力部门的精英)对国家的忠诚度直接关系国家意志贯彻执行的情况。如果这些执政精英缺乏忠诚或者发生内部分裂，必将严重削弱国家的强制能力，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加剧。此外，分裂的执政精英还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和影响力为危机方提供各种支持，进而间接降低危机方组织集体反抗行动的成本，继而引发更广泛和更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执政精英合作与否不仅会严重影响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还可能成为决定危机走向的关键因素。

如果执政精英能够实现合作，他们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危机。此时，危机方集体行动的成本将上升，其采取行动的能力与效果就会受限。执政精英还可以构建对话平台，利用自己的优势吸引或中和危机方的力量，将不同群体的危机方转化为促进国家稳定的积极力量。执政精英间的关系存在合作和分裂两种取值。由于执政精英合作程度的相关信息并不透明，本文通过分析社会危机爆发后政府发布的新闻和相关表态等文本资料来判断执政精英是否存在分裂的情况。

（四）欧亚地区国家应对危机的情景及其结果

在综合国家能力、合法性与执政精英三项要素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欧亚地区国家应对社会危机的各类情景和危机处理结果(见表1)。

国家能力、合法性和执政精英三项要素间存在彼此互动的关系，且三要素都可以独立于其他要素而自行变化。国家能力涉及的汲取能力、强制能力和信息能力与该国的历史、战争、殖民遗产、军警素质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合法性和国家认同主要来源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他国的认可等因素。执政精英的合作情况既与官僚晋升制度有关，也受精英个体因素的影响。可见，国家能力、合法性和执政精英三项要素并不总是能够保持同方向的正向联系。

当一国处于国家能力弱、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的条件下，该国可能会因缺乏物质应对能力而无法管控危机，导致出现表1情景1的情形，危机失控的风险较大。有且仅当该国缺失的国家能力在危机期间得到及时弥补时，危机才能实现转化并得以管控。社会危机爆发后，如果一国汲取能力低，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资源，该国将无法保证公共服务的供给，也无法为政府从业人员发放薪资，更无法满足危机方的经济诉求。该国较高的合法性与执政精英的通力合作有利于其获取税收所得、调取特别资源或从域外行为体中获得援助，进而帮助一国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提高其汲取能力。如果一国强制能力较低，该国将无力阻止危机方的暴力行为，也无力保护各级政府。同时，因为国家的高合法性与执政精英的合作均无法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其强制能力，所以在没有域外行为体直接参与军事攻防的前提下，该国较弱的强制能力将导致危机失控。如果一国信息能力较低，该国可能无力引导舆论的走向，也无法阻止危机方通过媒介动员社会反对力量，但该国政府的高合法性有利于其团结民众，减少危机方在各类媒介上的动员。合作的执政精英还可以创造对话平台，吸纳或中和危机方的力量。域外行为体的援助也能帮助该国政府提高其信息能力。在表1情景1中，一国会因国家能力缺乏而导致危机失控；高合法性、合作的执政精英以及其他措施能够帮助该国提升汲取能力和信息能力，让危机情景从表1情景1转化为表1情景8,使危机得到管控。因此，如果一国缺乏强制能力，即便该国拥有高合法性与合作的精英两项有利要素，该国政府仍将无力应对危机。

当一国处于国家能力强、合法性低和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的情况下，该国会因缺乏文化心理认同而无力应对危机，危机失控的风险较大，出现表1情景2的情况。有且仅当该国能够在危机期间及时提高合法性时，危机才能转化并得到管控。当一国政府合法性较低时，危机方提出的诉求可能会获得更多群体的支持。当一国的国家认同较低时，不同族群间的矛盾则难以弥合。低国家认同还会进一步破坏政府的合法性，进而导致国家分裂或崩溃。但是，如果强汲取能力与合作的执政精英两者同时发挥作用，这将有助于一国征取或调动财政资源来满足危机方的经济诉求，进而在短期内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如果一国的强制能力与执政精英两者能共同发力，这将有助于该国政府阻止暴力进一步激化，从而恢复社会秩序与国家权威。一国的强信息能力还能够帮助其实施话语策略，降低危机方的合法性。合作的执政精英也能够帮助政府塑造团结一致的形象，并吸纳多元族群的精英，推进族群间的政治平衡与认同。此外，运用政治仪式构建国家认同以及获得域外行为体认可的外部合法性等途径也能帮助一国政府在危机中提高其合法性。因此，在表1情景2中，一国会因为缺乏合法性而导致危机失控。强国家能力、合作的执政精英以及采取的其他有效措施能够帮助一国提高合法性，让危机情景转化为表1情景8的情况，使危机得到管控。

在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但执政精英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一国可能会出现表1情景3的情况。有且仅当一国能够重新团结执政精英或挫败精英分裂的企图时，危机才能得到管控。倘若一国执政精英处于分裂状态，分裂的精英可能会利用危机局势来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分裂的精英可能裹挟危机，通过接管危机方以及参与对抗等直接方式，或者通过幕后操纵、提供信息和提供援助等间接方式威胁国家安全，导致危机失控。此时，该国则可以发挥其强大的汲取能力和高合法性的优势来应对挑战。具体而言，国家可以动用特定的资源与持不同立场的精英群体进行谈判，努力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或妥协；也可依靠其强制能力和高合法性，运用强力部门挫败分裂精英的企图；该国具备的强信息能力也能阻止分裂精英与更广泛的群体接触，且高政府合法性与高国家认同也能减小分裂精英获得危机方与观望群体支持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一国强力部门的精英如果发生分裂，其安全部门可能会出现群龙无首甚至倒向危机方的情况，使该国丧失强制能力，危机情景将可能转化为表1情景5的情况，从而导致危机失控。在表1情景3中，一国会因执政精英分裂而导致危机进入失控状态，而强国家能力和高合法性能够帮助该国重新团结执政精英或挫败分裂企图，让危机情景转化为表1情景8的情况，使危机转危为安。然而，强力部门执政精英的分裂将导致一国强制能力下降，使危机情景恶化，危机失控的情况会持续发酵。

本文根据表1情景1、情景2和情景3的危机类型提出假说1。

假说1:当欧亚地区国家不具备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或执政精英合作三项因素中的某一项因素时，一国内部发生的社会危机将会失控；欧亚地区国家只有在危机过程中及时提高国家能力、提升合法性或重新团结执政精英，危机才能得到转化和管理，进而实现转危为安的目标。

当一国处于国家能力弱、合法性低、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的情况下，该国将面临既缺乏物质应对能力又缺乏文化心理层面认同等问题，即便执政精英彼此合作，也难以提高国家能力和政府合法性，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失控，出现表1情景4的情况。当一国处于国家能力弱且合法性不足的条件下，该国无法通过高合法性来暂时提高本国的汲取能力或帮助民众应对媒介平台的负面信息，也无法运用强大的国家能力应对危机方诉求并直接降低危机方的合法性。合作的执政精英可能会有限缓解汲取能力、政府合法性和国家认同的问题，但不足以在整体上提高该国国家能力和政府的合法性，也不能保证危机处于可控状态。此外，执政精英也可能因本国政府应对不力而萌发异心，继而导致精英分裂。此时危机情景将恶化为表1情景7的情况。因此，在表1情景4中，当一国面临国家能力弱且合法性低的情况时，即使执政精英保持合作，也难以完全扭转危机的局面。合作的执政精英无法充分抵消国家能力的不足以及合法性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危机将继续处于失控状态。

当一国处于国家能力弱、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分裂的情况下，该国将既缺乏物质基础，又面临精英内部的分裂与对抗，该国难以通过其高合法性提高国家能力或重新团结执政精英，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失控，出现表1情景5的情况。当一国缺乏国家能力且执政精英出现分裂时，国家能力与执政精英间的互动机制就会失效，该国无法运用其汲取能力与分裂的执政精英达成和解，也无法运用其强制能力挫败精英的分裂意图，因此也无法借助执政精英的影响力吸纳和化解危机方的力量。一国的高合法性仅能改善其汲取能力和信息能力，却无力弥补该国缺失的强制能力，也无法阻止执政精英的分裂趋势，因而无法确保危机处于可控状态。此外，如果一国应对危机不力，还可能会引发国际行为体或国内某些群体的质疑，政府信任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将随之浮现。此时危机情景将恶化为表1情景7的情况。在表1情景5中，当一国面临国家能力弱且执政精英分裂的情况时，一国拥有的高合法性无法弥补该国缺失的强制能力，也无法阻止执政精英的分裂趋势，危机将继续处于失控状态。

当一国国家能力强、合法性低、执政精英分裂时，该国既缺乏统一的文化心理认同，又将面对精英内部分裂的问题，该国采取的措施难以提高其政府的合法性，也难以重新团结执政精英，必然会导致社会危机失控，出现表1情景6的情况。当一国政府合法性低且执政精英分裂时，合法性与执政精英间的互动机制将会失效。只有强国家能力与合作的执政精英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提高政府合法性并恢复政府的权威；此外，强国家能力需要与合法性形成合力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分裂。如果一国仅依靠其强制能力来处理危机，该危机则可能会继续失控；即便政府能暂时处理危机，但强力措施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反弹效应使危机加剧。因此，危机的暂时平息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得到了有效管控，也远未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当执政精英发生分裂但安全部门的精英尚未分裂时，一国仅依靠强制能力应对危机还可能进一步触发安全部门精英的分裂，进而导致军警不合作以及强制能力丧失的后果。此时危机情景将恶化为表1情景7的情况。因此，在表1情景6中，一国在合法性低以及执政精英分裂的情况下，仅运用强国家能力无法提高一国政府的合法性，也无法重新团结执政精英。如果仅运用强制能力来处理危机，则可能会导致危机处于失控状态。

当一国处于国家能力弱、合法性低和执政精英分裂的情况下，该国将缺乏处理危机的物质能力基础、文化心理认同等因素，无法采取措施提高国家能力、提升合法性以及重新团结执政精英，危机必然会失控且无法扭转，并引发表1情景7的后果。此时，三项要素间的互动机制均会失效。即便一国仍拥有国家能力中的一项(如强制能力),或执政精英中存在部分忠诚的群体，但该国仍不具备充分应对危机所需的能力与手段，也无法扭转危机局势。相较于其他情景，处于表1情景7中的国家由于缺乏所有应对危机的要素，因此无法采取措施应对或缓和危机，势必使危机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在表1情景4、情景5、情景6和情景7中，一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均不能保证危机处于可控状态。如果域外行为体能够提供资金援助、技术支持和国际合法性等支持，那么该国将拥有更多资源与手段应对危机。在本文的语境与定义下，域外行为体的援助并不包括它们直接参与的军事行动，因此域外行为体的援助仍然无法帮助一国在短期内提高国家能力，此时该国仍将难以应对危机。在表1情景4、情景5、情景6和情景7四种危机的情景下，只有当一国自身采取行动且获得域外行为体的帮助时，该危机才有可能转危为安，但仅有域外行为体的支持并不能确保危机处于可控状态。

本文根据前文表1情景4、情景5、情景6和情景7的分析结果提出假说2。

假说2:当欧亚地区国家在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合作这三项要素中缺失两项或三项时，一国内部发生的社会危机将会失控。欧亚地区国家此时无力独立应对危机，只有该国把自身采取的措施与外部援助相结合时，才有可能使危机从失控状态转向可控状态，进而使危机最终得到化解。

当一国处于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且执政精英合作的情况下，该国将拥有多种渠道应对表1情景8中的危机状况。强汲取能力、高政府合法性与精英合作三项要素同时并存的情形能够为一国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降低危机造成的相对损失。此外，三要素并存的情形不仅能帮助一国实施再分配，通过共享发展成果的方式获得观望群体的支持，还能够保障国家可以正常支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薪金。强制力能够为一国提供危机期间公共产品的供给，也能够挫败危机方的暴力企图。同时，高政府合法性与精英合作也能保证国家采取的强制措施不会招致民众的抵触或引起危机方的强烈反弹。强信息能力和高政府合法性的结合能够帮助一国合理应对舆论发展方向，化解危机动员。较高的政府合法性能够降低民众的不满情绪，减少社会危机烈度。强国家认同与执政精英的合作则既能避免分裂主义分子激化危机，还能遏制族群精英出现分裂。合作的执政精英可以采取有力措施破坏危机方的合法性并削弱其影响力。在表1情景8的情况下，当一国具备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且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的条件时，该国就具备了有效应对危机的全面优势。具体而言，强大的国家能力为危机管理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和执行力；高合法性确保了公众对政府决策的信任和支持，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心理纽带；合作的执政精英能高效实施应对策略并吸纳危机方反对派。这三项要素的结合为国家提供了全方位的危机应对能力，使其能够有效管控社会危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欧亚地区国家只有在具备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合作这三项要素并存的条件下，才能运用必要的物质能力、文化心理认同与精英支持等策略对危机进行管控，进而维系国家安全。

国家能力、合法性和执政精英的合作程度这三项要素在危机期间将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在不同情景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低国家能力可能会导致一国在面对危机时应对不力，从而损害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表1情景1可能会恶化为表1情景4。低国家能力也可能会为执政精英提供契机触发其分裂，表1情景1可能恶化为表1情景5。强力部门精英的分裂会导致一国丧失强制能力，表1情景3可能恶化为表1情景5。如果一国能够在危机过程中提高国家能力、提升合法性以及重新团结执政精英，那么危机情景就会发生转化。当一国危机情景转化为表1情景8时，一国的危机将得到管控。下文将使用过程追踪法与要素总结方式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说。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既有研究对本文提及的案例已有较多论述，但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案例事实本身及危机产生的影响，不利于厘清危机中隐含的关键要素以及明确危机应对机制的差异。本文选取的案例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种共同性不仅满足了案例研究的可对比性要求，也有助于发现国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核心因素。

本文集中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欧亚地区国家中，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有效应对国内社会危机并维护国家安全，而另一些国家却无力扭转危机失控的局面。具体而言，本文旨在揭示一国成功处理危机所需的特定情景、关键要素和必经过程。为了深入分析这些复杂因素，本文将过程追踪法作为分析工具检验了研究中提出的相关假说。有学者指出，过程追踪法特别适用于探索情境、主导因素和过程研究。这种方法注重对具体案例进行互动分析，在小样本量的比较研究中尤其有效。研究者通过过程追踪法能够有效地捕捉影响结果的关键要素，实现理论与实际案例之间的有效衔接。

（二）案例选择依据

当一国国内社会危机逐步恶化并伴有暴力冲突时，诸多因素的加入将有助于该国恢复国内社会的稳定。这些因素包括应对危机的物质能力、政府合法性和国家认同、执政精英合作程度、国际因素介入和危机方自身的问题等。本文排除了外国政府和军队等官方机构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案例，因为这类干预会使国内危机演变成国际—国内复合危机(如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使危机发生国变成国际势力的角斗场。然而，本文将国际行为体为危机双方提供援助的情况纳入分析范畴，因为这类援助通常能够直接影响一国政府的合法性。例如，在2022年哈萨克斯坦骚乱中，俄罗斯的声援为哈萨克斯坦直接提供了国际合法性支持。与之相反，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期间，美国的援助及美国建立的“独立”媒体却极大地破坏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合法性。然而，在影响一国危机应对能力的诸多因素中，国际非军事介入与国际援助等国 际因素具有偶发性特点，并不足以形成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此外，危机方自身具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一国的应对措施与应对态度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没有单独考察国际因素与危机方自身因素的独立作用，而是将两者共同纳入以国家能力、合法性和精英合作三项要素为核心的分析框架。

本文之所以选择欧亚地区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案例间的可比性。欧亚地区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遗产、地缘环境和内外部挑战，如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外部势力干预等。背景的相似性为比较分析提供了合理基础，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国家能力、合法性和精英合作对危机管理的影响。二是国家内外的异质性。本文选择的国家不仅彼此间存在差异(国家间异质性),而且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也存在差异(国家内异质性)。本文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应对危机的表现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类型危机时的表现，旨在发掘各案例在因果机制上的差异。三是研究发现的外部效度。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本文选取的案例涵盖了分析框架中大部分危机情景。此外，考虑本文选择的危机案例与欧亚地区其他社会危机以及世界各地的危机具有相似性，本文还扩展了案例范围，将更多欧亚地区国家的危机案例纳入其中，以检验研究发现的适用性。

五、欧亚地区国家危机的追踪与提炼

本文主要选取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的六个案例，运用过程追踪法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说。其中，2020—2021年白俄罗斯抗议和2022年哈萨克斯坦骚乱用于验证假说1,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危机和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危机用于验证假说2,2011—2012年俄罗斯反对派运动用于验证假说3。本文还选取了欧亚地区国家具有政治诉求的其他社会危机案例，用以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一）危机转危为安：以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例

2020年8月9日，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公布，一些群体质疑选举结果并开始抗议。2020年8月10日，多地爆发抗议活动。事件升级的关键点是2020年8月16日前后政府对罢工的应对。8月14日，白俄罗斯多家国有企业和工厂开始罢工。8月16日，约有20万人聚集在首都抗议，政府面临极大的压力。此后，白俄罗斯政府采取了更为差异化的措施应对抗议活动。在国际合法性方面，由于俄罗斯对白俄罗斯政府表示支持，其政府的合法性逐步得到恢复。2020年8月17日至2021年上半年，白俄罗斯的抗议规模与频率不断减少，社会危机随之逐渐平 息。

大规模抗议爆发后，白俄罗斯由初期国家能力强、合法性低且执政精英合作的情景(表1情景2)转变为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合作的情景(表1情景8)。白俄罗斯税收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2%,这表明该国具有较强的汲取能力。白俄罗斯的军警人数占国家总人口的比重为3%,军警总人数常年维持在15万人以上，其全球火力指数在全球位居第64位，这表明其具有较高的强制力。白俄罗斯能够有效应对来自互联网平台的挑战，也展示了较强的信息能力，这说明其国家能力较强。此外，执政精英也没有表现出分裂的迹象。尽管如此，由于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合法性，因此该国的抗议依然在继续发酵。

在政府的绩效合法性方面，2020年白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出现减缓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合法性。在抗议活动的早期阶段，白俄罗斯政府试图让执政精英和具有强汲取能力的机构组织集体游行来支持政府，以此抵消反对派游行抗议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恢复政府的合法性。但政府采取的强力措施收效不佳，最后导致危机失控。

为应对合法性危机，白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卢卡申科(Alexander Grigoryevich Lukashenko)承诺将提前举行总统选举，该举措部分重建了程序合法性。其次，白俄罗斯向俄罗斯寻求帮助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该政府被西方国家破坏的国际合法性。再次，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联手行动，揭露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作为美国政府“马前卒”,长期在白俄罗斯东部维捷布斯克以及戈梅利等地区参与“公民运动”的内幕，削弱了反对派抗议的合法性。最后，白俄罗斯执政精英与军警力量在执行任务时也采取了多种方式对和平抗议者与暴力抗议者进行区别对待，并迅速释放了数千名被拘留者，这些措施逐步恢复了执法机关的合法性。2021年，白俄罗斯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最终从表1情景2的情势转化为表1情景8的情势，实现了转危为安的危机管控目标。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哈萨克斯坦。2022年，哈萨克斯坦发生了大规模骚乱。该事件也符合危机可转化的情景。在该案例中，哈萨克斯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新团结执政精英。2022年1月2日，哈萨克斯坦民众因不满油气价格上涨而走上街头。2022年1月4日，哈萨克斯坦政府虽然迅速采取措施降低了油气价格，但还是引发国内社会危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哈萨克斯坦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由于哈萨克斯坦执政精英出现了分裂，导致该国的安全部门在2022年1月6日之前对发生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进而使局势逐渐失控。2022年1月6日，随着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简称“集安组织”)的“象征性介入”,哈萨克斯坦执政精英才开始团结一致应对骚乱问题，该社会危机逐渐转危为安。2022年1月19日，哈萨克斯坦解除紧急状态，集安组织的维和部队随后也全部撤出。

哈萨克斯坦由初期的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分裂的情景(表1情景3)转化为后期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合作的情景(表1情景8)。在发生大规模骚乱前，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能力强，政府的合法性也较高。在国家能力方面，虽然该国税收能力相对较弱，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6%,但该国自然资源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综合上述两项指标可以得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汲取能力较强。此外，哈萨克斯坦的军警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为0.8%,总数约为7万人，其火力指数也较高，位居世界第58位。哈萨克斯坦在危机发生后依然能够管控互联网并运用官方媒体引导舆论，这体现了该国较强的信息能力。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约80%的民众选择信任现任政府，该国经济快速发展也使其政府具有较高的绩效合法性。虽然哈萨克斯坦的三个较大部落集团(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之间存在分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国公民认同的形成，但该国大体上还是完成了中心化国家的构建和认同。

尽管哈萨克斯坦拥有强国家能力和高合法性，但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缺陷。该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政精英的分裂。2019年，哈萨克斯坦实现了权力交接，卡西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Kemelevich Tokaev)当选总统，但在国家强力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部分精英与托卡耶夫总统存在分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22年1月5日的暴力事件中该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导致抗议者破坏了阿拉木图市政府大楼并占领了机场。执政精英的分裂导致该国强制能力减弱，致使其难以应对社会失控的局面。

该事件的关键转折点是集安组织的介入。集安组织的维和部队虽然没有参与当地的军事行动，但其介入行为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集安组织介入哈萨克斯坦其实也向其执政精英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即该国总统获得了集安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国际上的支持。在集安组织象征性介入的背景下，托卡耶夫总统随后免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的职务并将其逮捕。从2022年1月11日起，哈萨克斯坦局势开始趋于稳定。此外，集安组织的维和部队虽然没有直接军事干预哈萨克斯坦的局势，但帮助该国维护了机场、发电厂和通信基地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使哈萨克斯坦政府能够继续为本国提供公共产品、行使国家职能和运用媒体平台开展舆论战。至此，哈萨克斯坦大规模骚乱从表1情景2转化为表1情景8,实现了转危为安的目标。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案例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1。当两国的危机处于表1情景2与表1情景3时，两国危机的局势发展态势验证了假说1的前半部分内容，即当欧亚地区国家缺乏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合作三项要素中的任意一项要素时，该国内部发生的社会危机将会失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两国拥有多次成功化解危机的丰富经验，但在危机初期阶段却依然难以有效掌控局势的原因。同时，假说1的后半部分内容同样得到了验证。由于白俄罗斯在危机中提高了其合法性，哈萨克斯坦在危机中阻止了执政精英分裂，危机出现转变并最终得到管控。在危机转化为表1情景8的情况下，危机局势才能得到管控并实现转危为安的目标。对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处理危机的过程、结果与相关要素的总结参见表2。

（二）危机失控：以吉尔吉斯斯坦相关危机为例

2005年2月27日至3月12日，因不满议会选举结果，吉尔吉斯斯坦多地爆发了游行示威并伴有暴力冲突。2005年3月13日至23日，吉尔吉斯斯坦第二轮议会选举结果公布，但暴力抗议集中爆发，危机方冲击了多个地方政府，并于2005年3月24日占据了位于首都比什凯克的政府大楼，最终导致局势失控。“郁金香革命”爆发的关键节点有两个：一是危机方于2005年3月18日占据南方多地州政府，且南方多地出现官员与军警不作为的现象；二是危机扩散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危机方于2005年3月24日闯进政府大楼，进而导致局势失控。2005年3月25日，以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为首的反对派领导人迅速成立临时政府，宣布由巴基耶夫出任代总统兼代总理。

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时，该国由初期国家能力弱、合法性低和执政精英合作的情况(表1情景4)恶化为后期的国家能力弱、合法性低和执政精英分裂的情况(表1情景7)。在此阶段，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能力较弱，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8%,国家汲取能力较弱。同时，影子经济占比为24%—40%,但国家难以从影子经济中获得资源。吉尔吉斯斯坦的全球火力指数在全球位居第100名左右，军警从业人员与政府互不信任，且“极不愿意对抗议者采取强制措施”，这表明该国的强制能力较弱。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信息能力较弱，该国内部存在大量由域外行为体成立的反对派媒体和外国媒体。例如，由美国资金支持的“自由之家”组织就积极参与当地的媒体活动，经常为反对派提供发声的平台。在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yev)执政后期，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此外，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存在的“南北政治”问题加剧了该问题的严重性，执政精英也日益分裂，使2005年爆发的危机从表1情景4恶化为表1情景7。

在“郁金香革命”爆发初期，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只是运用其强制能力来应对危机，并没有采取措施提高国家能力并加强其合法性，因此采取的应对措施收效甚微。由于政府并没有预料到民众和执政精英会“强烈支持”危机方，导致其错过了团结执政精英和吸纳危机方反对派的机会。在危机方成立临时政府后，原有政府的执政精英随之进一步分裂，危机情景于是恶化为表1情景7的状态。在此阶段，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国家能力、合法性与执政精英间的互动机制均已失效，加之缺乏足够的外国援助，最终导致危机失控。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再次陷入动荡。此时吉尔吉斯斯坦处于国家能力弱、合法性低但执政精英合作的情形之下(表1情景4),然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依然无力提高其国家能力和合法性。这种持续的脆弱状态最终导致危机失控。2010年3月，出于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不满，反对者开始举行小规模抗议并伴有暴力行为。2010年4月6日，反对者冲击了塔拉斯州的政府大楼。2010年4月7日，反对者继而占据首都政府大楼，导致危机失控。2010年4月15日，时任总统巴基耶夫宣布辞职。2010年危机中的关键节点有两个：一是和平示威在2010年4月6日转变为暴力冲突，危机方随后占据塔拉斯州政府大楼；二是危机方于2010年4月7日冲破了军警防线，占领了首都政府大楼，临时政府就此成立。

20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处于国家能力弱、合法性低和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的状况(表1情景4)。在政府汲取能力方面，虽然该国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约为22%),但该国的经济体量较小、影子经济占比高，加之缺乏其他方面的财政收入，国家掌握的再分配资源有限，这说明其汲取能力依然较低。受汲取能力不足的负面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军警部门的人员工资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因此在危机期间无法提高军警人员工资或军警执法力量。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全球火力指数排名较低。虽然吉尔吉斯斯坦的信息能力有所改善，对媒体的掌控能力有所提高，但在应对媒介平台的负面信息方面乏善可陈。执政精英虽然保持了合作，但没有尝试与危机方实现谈判和解，也无法应对政府出现的贪腐丑闻，加之南北政治关系也没有得到改善，国家认同依然较低。上述因素最终使局势走向失控的状态。

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再次爆发议会选举危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此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能力不足问题，而不是合法性危机等问题。然而，由于该国未能及时弥补这一缺陷，选举危机局势未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10月5日，因不满议会选举结果，民众在首都举行抗议集会并与警方发生冲突。2020年10月6日，反对派支持者占领首都政府大楼，当局随即宣布议会选举结果无效。2020年危机的关键节点发生在2020年10月5日夜晚至6日凌晨，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并于6日获得政府大楼和安全部门监狱的实际控制权。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该国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Sooronbai Jeenbekov)辞职，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接任代总统。

在这场危机中，吉尔吉斯斯坦从国家能力弱、合法性低和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的情势(表1情景4)转变为国家能力弱、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的状态(表1情景1)。国家能力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吉尔吉斯斯坦的汲取能力得到有效改善，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税收收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但该国在财政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对国际援助和侨汇依赖度高、自然资源和其他收入来源较少以及公职人员工资较低等。在危机发生前，吉尔吉斯斯坦的巡警工资仅为当年平均工资水平的80%。其次，政府的强制能力不足，军警实战能力和全球火力指数排名较低，且部分武装力量更依附于个人而非政府。最后，政府的信息控制能力欠缺，无力阻止反对派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以多种语言向全球直播危机过程。相较国家能力与合法性这两项因素，该国执政精英间存在较强纽带，精英间合作程度高。

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在促进经济增长、提升民众信任度、完善政治程序和缓解南北分裂局势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且政府的合法性和国家认同感也有所提升，但民众对议会选举舞弊的质疑直接引发了这场政治危机。在危机初期，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迅速满足了反对派的要求并取消了具有争议的选举结果，使政府的合法性由低转高。然而，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提升国家能力特别是提升其强制能力，这说明即便吉尔吉斯斯坦具备高合法性和执政精英合作这两项有利因素，但该国政府仍无法有效应对本次议会选举危机。

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2010年和2020年的三次危机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假说。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危机(表1情景1)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1,即当欧亚地区国家缺乏国家能力、合法性和执政精英合作中的某一项要素，且在危机期间未能采取措施及时弥补缺失的要素时，危机将无法得到有效控制。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表1情景7)和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危机(表1情景4)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2,即欧亚地区国家如果缺失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合作这三项要素中的两项或三项时，危机必然会失控。如果无法获得大量外国援助，该国在管控危机的过程中无法实现其转危为安的目标。吉尔吉斯斯坦三次危机的过程、结果与要素总结参见表3。

（三）抗议活动得以控制：以俄罗斯为例

2011年12月4日俄罗斯杜马公布了选举结果，但在当晚出现了抗议活动。2011年12月5日至2012年3月3日，俄罗斯多地出现不同规模的抗议活动。尽管存在一定冲突，但抗议活动整体上仍处于可控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集会的影响力和激烈程度逐渐减弱。俄罗斯政府之所以能够有效应对抗议，是因为该国的国家能力强、政府合法性高且执政精英能够实现合作。

俄罗斯的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符合表1情景8的情况。首先，俄罗斯国家能力强。就汲取能力而言，俄罗斯在抗议发生前，该国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4%,自然资源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7%,这表明该国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应对危机。在强制能力方面，俄罗斯的军警总数为136万人，占该国劳动力的比例为1.8%,其火力指数在全球的排名常年位居第2位，军警部门忠诚且执行力强，这表明其军警有能力应对暴力冲突并维持秩序。俄罗斯在抗议活动后期出台了《〈保护儿童免受不良信息危害的网络审查法〉修正案》等措施，加大了对互联网空间的监管，弥补了其信息能力的不足。其次，在政府合法性方面，俄罗斯通过了新版《政党法》、恢复了州长直选、任用年轻官员和履行体制改革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了政府的合法性，使得反对派更倾向于参与政治过程而非街头抗议。在精英合作方面，执政精英呈现出密切合作态度。同时，俄罗斯政府继续采取协商、合作的方式为体制内反对派提供对话环境和协商途径。此外，在如何对待体制外反对派问题上，政府通过《对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的法典以及对〈关于会议、集会、示威、游行与纠察的联邦法律〉的修正案》和《非营利组织法修正案》等法律法规限制了体制外反对派的动员能力，还通过媒体等多种手段降低了反对派的合法性并缩减了其活动范围。

在反对派运动的抗议初期，尽管俄罗斯在信息管理和合法性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但由于该国的合法性较高，政府部门还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局势保持稳定。这也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3,即欧亚地区国家只有在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以及执政精英合作这三项要素并存的条件下，才能运用必要的物质能力、文化心理认同与精英支持等策略对危机进行有效管控，进而维系国家安全(参见表4)。

（四）欧亚地区案例扩展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理论框架，本文选取了欧亚地区其他具有政治诉求的社会危机案例并对要素做三分处理：某一要素在危机出现之前已经具备的情况，用“√”表示；在危机出现之前已经缺失的要素，用“×”表示；在危机出现之前缺失但在危机中得以改善与提升的要素，用“○”表示。表5对欧亚地区国家的失控危机进行了概括，表6对欧亚地区国家成功管控的危机进行了概括。

由表5可知，几乎所有失控的危机均为复合危机。其中，2009年摩尔多瓦国内政治危机和2013—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属于表1情景4,上述两国的国家能力与合法性均存在不足。两国发生的危机均因政府合法性问题而引发，最后因强制能力弱与合法性低等问题而导致危机失控。在2013—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期间，虽然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精英也曾帮助各方建立了对话平台，但危机方还是占领了总统府，执政精英随后便发生了分裂，该国的危机情景也从表1情景4恶化为表1情景7,最终导致危机失控。在2009年摩尔多瓦国内政治危机中，虽然该国军警夺回了被反对派占领的政府大楼，恢复了政府行使国家能力的基础，但摩尔多瓦议会无法产生符合选举程序的总统，促使党派对立日益严重，危机从表1情景4转化为表1情景2,导致摩尔多瓦出现三年无总统的局面。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则处于表1情景6的状况，该国处于合法性低、执政精英分裂的局面。在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由于乌克兰执政精英的内部分裂和国家认同分歧难以调和，加之危机方的政治诉求直接针对的是总统，使其无法单纯依靠国家能力有效应对复杂的局势，危机最后失控。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2018年亚美尼亚反对派抗议运动的情况属于表1情景7,且两国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应对危机，也无法获得足够的外部帮助，国家三项要素间的互动机制完全失效，最后导致危机失控。

表6中列举的危机均被成功化解。虽然这些国家仅缺乏国家能力、合法性和执政精英合作三项要素中的某一项，但相关国家采取措施提高了国家能力、提升了合法性或重新团结了执政精英，从而使危机得以管控。各国采取的措施包括正视危机方诉求、保持公共产品供给以及恢复国家权威等。因此，各国的危机情景最终均转化为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彼此合作的状态(表1情景8),最终使危机得以成功化解。

六、结论

自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地区国家经常面临因民众对政府不满而引发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会极大地破坏国家稳定，也严重威胁着一国的安全。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由国家能力、合法性和执政精英三项要素组成的危机应对框架，并运用过程追踪法分析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的六个案例。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案例表明，当欧亚地区国家缺乏三项要素中的某一项时，该国发生的社会危机将处于失控状态；有且仅当该国能够在短期内改善缺失的这一项要素时，危机才能得以管控并实现转危为安的目标。吉尔吉斯斯坦的三次危机表明，当一国缺乏三项要素中的两项及以上时，该国内部发生的社会危机势必失控。一国的内部努力无法保证危机实现转危为安。俄罗斯的案例表明，只有在国家能力强、合法性高和执政精英合作这三项要素并存的条件下，一国才能运用必要的物质能力、文化心理认同与精英支持对危机进行管控，进而维系国家安全。在理论框架验证环节，通过考察和分析欧亚地区国家诸多具有政治诉求的社会危机案例，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本文从中小国家的视角探讨了欧亚地区国家在应对危机时为什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一议题，从三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其一，在理论层面跳出了大国分析视角，主要从中小国家内部层面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了一国在危机中各项内部要素的互动和各要素的应对能力，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理论研究视野。其二，本文在关注物质化因素和制度化因素的同时，也引入了合法性和认同等心理文化因素，进一步完善了危机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三，在实践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中小国家在维护国家安全时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改善国家能力、提高合法性和巩固执政精英合作等措施来应对本国发生的社会危机。

本文讨论的欧亚地区的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地平息了国内社会危机，但危机的后果和影响会长期存在且难以评估，各国仍需要在多个方面夯实国家治理基础并赢得民众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各国在危机平息后应积极采取措施重建其合法性。如果一国不能及时重建合法性，那么发生的危机事件可能会“成为某些群体的共同历史记忆，激发他们的愤怒和更多的动员”。2022年哈萨克斯坦危机平息后，该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恢复其合法性，如设立全国哀悼日、建立事件纪念碑和制作影视纪录片等。第二，诸多社会危机的背后都存在外部势力介入的情况。研究表明，获得外部势力支持的暴力运动相较于缺乏外部支持的危机事件，危机方在运动中实现政府更迭的可能性会显著提升，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世界各地策划的“革命”就增加了一国危机失控的可能性。这表明各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必须高度警惕并审慎评估外部势力的影响，必须有效阻止外部势力的干预。第三，各国应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并从根本上缓解乃至解决民众的不满。当一国平息国内社会危机后，该国政府需要加紧推进改革、恢复国内秩序并推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满足民众诉求，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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