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丑闻漩涡到最高权柄：特朗普何以于极化的政治环境中问鼎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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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坛充斥着丑闻，事实上，除了战争和经济衰退之外，丑闻可能是美国政治中最具破坏性和破坏性的力量。既有研究逐渐构建起评估政治丑闻中政客战略行为的理论，然而，却很少描述过去的不当行为通过公开披露转化为现在政治丑闻的具体条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来看，支撑丑闻产生的政治动机仍然不透明。

丑闻的核心是公开揭露之前隐瞒的不当行为（Dewberry 2015, 4-6; Thompson 2000, 18-19）。然而，对过去不当行为的公开指控并不需要得到普遍认可。政党可能会通过压制或捏造的方式歪曲关于政客的信息。因此，政治经常以“党派丑闻”为特征，即一方的指控被另一方强烈否认。此外，丑闻政治经常会努力查明指控的真实性。因此，除了具体说明声称不当行为的过程外，还需要理论来澄清“真、假丑闻”何时可能出现与受牵连政客及其同伙的政治后果。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于两党的政治框架的丑闻模型，其中一个政党与政客结盟，另一个则政党反对，由政党来权衡与政治家继续合作的利益或成本。政党必须决定是否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并公开指责政客的不当行为，承认这样做会影响政客的政治效力和生存，以及政党的声誉；也可能采取“假新闻”策略，即使没有收到确凿信息的情况下也提出指控。因此，选民必须判断丑闻何时真何时假，结盟政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与反对党从中受益多少，取决于选民对是否发生不当行为的推断，以及反映政党间两极分化、政党根深蒂固的程度以及政治家立场的重要性等因素。

经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发现，解释了不同类型的丑闻何时可能发生，以及丑闻对政客职业生涯、政党声誉的影响。首先，该模型揭示了政党极化是如何在丑闻制造中滋生不诚实的：两党之间的分歧越大，结盟的政党就越有可能压制有关政客不当行为的信息，以使其继续掌权，而反对党则会诬告政客，以加快其下台。因此，两极分化降低了公共话语，使选民几乎没有能力了解真相。其次，实际不当行为的增加可能与丑闻的增加或减少同时发生。由于不当行为的基数处于中间值时，丑闻不会随着实际不端行为的增加而单调增加，因此关于丑闻的纯粹描述性数据或试图预测其发生率的回归，其解释价值都可能与实证学者所声称的不同。最后，解释了为什么难以概括丑闻对声誉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丑闻往往会降低政党的声誉，但本文的情况有所不同。然而，在所有情况下，受牵连的政客和政党的政治命运间存在着差异。

综上所述，该模型贡献有两个。本文揭示了关于丑闻的各种看似不同的事实，党派双方都承认丑闻的存在；同等行为可能会引起同一政党截然不同的反应；以及丑闻对政党和政客造成的不同声誉后果是如何在理性选民和政党的框架中产生的。从理论上讲，本文开创性的提出涉及声誉问题的竞争性廉价谈话模式，不仅提供了一个思考丑闻政治、丑闻的应用框架，还提供了一种思考广告和党派新闻媒体动态的框架。

本文的行文结构如下：首先，文献述评。第二，介绍了解释模型。第三，描述了政党的欺骗行为、丑闻的发生率以及选民对政党的推断错误如何随着模型参数的变化而变化。第四，介绍了不同类型丑闻对声誉和职业生涯的影响。最后，结论及余论。

    自从唐纳德·特朗普（下称特朗普）总统就任期间的丑闻数不胜数，以下例子能够很好解释本文模型的核心特征。

例一：2018年1月11日特朗普与国会代表举行的两党会议期间在“闭门会议”中的讲话招致国会民主党人的抨击，其声称特朗普贬低来自“烂国家”（shithole countries，直译粪坑国家）的移民。然而，参加会议的共和党人拒绝证实该指控，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独立方式来证实，选民们不得不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以及两党到底谁在撒谎。

例二：与所谓的不当行为有关的某些事实为公众所知，但选民仍然不确定调查机构是否掌握了其他有用的信息。当参议员阿尔·弗兰肯（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在2017年被指控性行为不端时，记录其行为的照片是公开的，没有争议，很可能影响选民对罪行的看法。但选民们可以合理地预测，参议员们掌握了弗兰肯过去与女性交往的其他相关信息。因此，选民有理由根据两党对弗兰肯不当行为的评价做出推断，以及是否有理由罢免他。

本文研究了一个包括四个参与者的政治环境：结盟党、反对党、政治家和选民，π为行为不端的潜在发生率或先前感知。设m∈{0,1}是表示政治家是否行为不端的随机变量。如果m＝1，那么在概率p下，双方都了解不当行为，而在剩余概率下，任何一方都不了解不当行为。反映不当行为可发现性的参数p可以取不同的值，这取决于政党对政客不当行为的观察程度。设v∈{0,1}是一个随机变量，表示政党是否有关于政客不当行为的信息，因此Pr（v=1| m=1）=p，Pr（v=1| m=0）=0。

每个政党i∈{align，opp}选择一个行动ai∈{0,1}，独立于所掌握关于政客不当行为的信息。动作ai＝1被解释为释放丑闻，动作ai＝0为保持沉默。因此，双方的选择不受收到信息的约束。当各方得知不当行为时，可以选择诚实报告（当v=1时，ai=1），或者当不知道时，可以诚实地保持沉默（当v=0时，ai=0）。但双方也可自由压制信息（当v=1时，ai=0）或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捏造指控（当v=0时，ai=1）。无论是基于观察到的信息还是捏造的结果，任何不当行为的指控都被称为丑闻。

丑闻政治充满了对声誉和信任的关注。正如公众对丑闻的评价关注于政治家过去的不当行为一样，公众也会转向对否定或者提出指控政党的质疑，如：是否知道不当行为，但选择隐瞒？是否捏造了政治利益的主张？或者是否完全分享了其所了解到的信息？为了解释这些政治的要素，本文接受政党诚实（概率γ）或战略性（概率1−γ）之一。若一个政党诚实，它会自动立即披露有关政客不当行为的任何信息；当未收到有关不当行为的信息时，诚实的一方保持沉默。战略方最优选择ai∈{0,1}以使其收益最大化。

本文对于不当行为指控的提出过程和选民信仰变化过程做出两个假设：假设1：选民无法独立证实各方提出的不当行为指控，选民确定对政客指控真实性的能力取决于政党是否有动机如实报告信息。假设2：选民完全贝叶斯；因此，即使没有丑闻发生，选民也会更新对政党、政客和不当行为发生率的看法。

本文将政客视为现任总统（或其他有权势的领导人），将结盟党视为其所在的政党，以及反对党。通过与总统的合作，两党都可以了解对选民隐瞒的有关总统不当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不可验证的，这允许政党随心所欲评价政客。根据政党的公开报告，选民会更新对所有参与者的看法，这可能会对政客效率、选举可行性以及政党声誉产生影响。

媒体没有出现在这个模型中，但可以被视为选民或政党，记者可能会代表选民影响政客的选举或政治命运，亦或与政客有着关联的党派媒体。

本文应用并分析了完美贝叶斯均衡，这种情况下，反对党从不压制且结盟党从不捏造有关不当行为的信息。因此，本文所考虑的任何均衡都是由以下条件概率所完全表征的。了解到不端行为结盟方采取抑制不端行为措施，用s∈[0, 1] 表示，而未获悉不当行为的反对党捏造指控的条件概率表示为f∈[0, 1]。

议题1：丑闻的出现一或是两党都声称收到了有关不当行为的信息，要么只有反对派这样做，从而导致了党派丑闻，其中丑闻发生率被定义为选民观察到丑闻的概率。

议题2：讨论了两极分化的负面后果，两党意识形态分歧越大及选举更替的可能性增加了两党丑闻的风险，一方诬告而另一方否认政客的不当行为，使选民难以辨别真相，导致公共话语崩溃。

不当行为会被识别的概率因被审查的行为和政客而异。

议题3：随着不当行为被识别的概率的增加：未获悉不当行为的反对党捏造指控和结盟方采取抑制不端行为措施的可能性都增加了。

除非πp＞½ 且z足够大，使得f＝1，在这种情况下结盟方采取抑制不端行为措施减少；两党丑闻的发生率增加；所有丑闻的发生率增加；选民作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降低。由联盟党和反对党两股相互竞争的力量支撑着这些比较。何种效应主导了丑闻增加并不明显，且不当行为被识别的可能性与剩余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明显；同样，随着不当行为被识别的概率增加，两党的不诚实程度越高，丑闻的信息价值就会降低，而两党丑闻的发生率越高，信息价值就会增加，议题三说明后一种效应起主导作用。

议题4：随着选民先前对政客行为不端的可能性的信念增加。结盟方采取抑制不端行为措施单调减小，而未获悉不当行为的反对党捏造指控是单峰变化的；两党丑闻的发生率在增加；丑闻总体发生率增加和减少的参数都存在。第1部分表明π的边际变化导致结盟一方的压制次数减少，而对立一方的捏造倾向可能增加或减少；随着π的增加，选民更倾向于认为政客行为不端，因此即使在没有丑闻的情况下，政客也会被削弱，这鼓励两党表现得更诚实；随着不当行为发生率的增加，结盟党的压制力度会减弱，两党丑闻的数量也会增加。然而，正如捏造行为在潜在不当行为率的变化中发生非单调变化一样，丑闻的整体产生也是如此。因此，在给定某些参数值的情况下，不当行为率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丑闻总量的减少。

议题5：假设z <1−πp/1−π，且双方都不诚实，随着γ的增加。未获悉不当行为的反对党捏造指控和结盟方采取抑制不端行为措施的可能性减小；两党丑闻的发生率增加；丑闻的总体发生率下降。随着选民对政党的诚实性越来越乐观，政党将更加诚实，这将导致更多的两党丑闻，但总体丑闻更少。相反，若信心恶化，政党会做出更不诚实的行为，从而导致更多的丑闻。

议题6：平衡状态下，φopp(1,1)=γ≤ φalign(1, 1)；φ(1,1)=1，选民发现两党丑闻后必然会认为政客行为不端，而反对党的战略和诚实混合，使得选民对反对党的信心没有变化。而结盟政党没有公布关于政治家不当行为的信息，这使选民更倾向于相信其是诚实的，从而影响信心。

议题7：党派丑闻只有在丑闻的利害关系相当大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两党声誉都会受到影响，而影响的程度取决于选民对丑闻预期的历史。首先要注意的是，党派丑闻总是损害两党的声誉。党派丑闻出现后，选民可以确定存在一方是战略型政党从而导致对两者的看法都更加悲观，但损害并没有在两党间平均，声誉影响取决于选民对不当行为发生率的信念以及政党了解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而在党派丑闻中，政治家的声誉得到了改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政治中党派丑闻会使政客公众支持率表现出较强的韧性。

议题8：指出当丑闻的利害关系因两极分化严重、结盟政党的政治地位低或政治人物所处地位的重要性较高时对政党的政治影响差异很大，而对受牵连政治人物的影响往往很小。

本文通过建立模型以研究个人不当行为如何转化成公共丑闻，并给予了处于丑闻中心的个人和政党的战略行为适当地关注。本文发现随着丑闻的风险增加，结盟政党倾向于压制有关政客不当行为的信息—就像共和党人在我们的第一个激励性例子中所做的那样；同样，更高的风险会影响指责政客行为不端带来的声誉收益，以及拒绝指责的声誉损失。

两极分化加速了政治丑闻的产生，丑闻在本质上是党派化的，但是由于选民不了解政客，当只有反对党指控其行为不端时，选民可能会降低对两党的评价而并不认为政客行为不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特朗普丑闻期间支持率较为稳定，而共和党声誉下降。

该模型还阐明了为什么丑闻数量越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不端程度越高。实际上丑闻可能很难代表实际的不当行为。在不当行为内生化的情况下，关于丑闻发生率及其声誉后果的大多数主要结论是正确的。因此，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不仅会滋生党派丑闻和选民混乱，还对不当行为产生刺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