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高考了,1342万考生将踏入考场,这场考试,将深刻影响他们的前途命运。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考生们证明自己学习成果的时间到了,注定了这将是一场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考试。我不禁想起十八年前自己参加高考的场景,往事如昨,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最后一科考完英语后冲出考场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种突觉空虚而又自由的矛盾感......此后四年,我把青春献给了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可惜没有神雕侠侣、绝迹江湖的浪漫。回归正题:作为开国领袖,毛主席有没有参加过高考呢?有,他当时考了第一名,只不过他参加的考试同现如今的高考有不小的区别。毛主席小时候所生活的,是一个极其动荡不安的时代。因此,他的求学路也是相当的坎坷。作为一个农村娃,9岁以前,他主要住在姥爷家,姥爷家四世同堂,是个大家庭,主席跟表兄弟们感情很好。9岁那年(1902年),他从姥爷家返回自己家中,开始上私塾,当时主要学的课程都是些三百千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这样的启蒙课程,以及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他记忆力很强,能够口诵心解,快速领悟。不过毛主席不喜欢读经书,觉得太死板,他更喜欢读那些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小说,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精忠传》,这些是他的最爱。大约14、15岁左右,他休了两年学,在家务农。这期间主席就在想:为什么我读的书里主人公都是当官的或者读书人,怎么就没有一个农民呢?后来他搞明白了:这些书都是歌颂统治者的,这些人不用种地,只需要控制土地就行了。主席有一个表兄叫文运昌,比他大了9岁,在一众表兄弟中跟他玩的最好。他又名润昌、咏昌,跟主席的润之、咏芝正好对得上,看来姥爷家起名很有讲究。这位表兄是姥爷家最有文化的,主席经常跟他借书看,受他的影响很大。表兄活到了1961年,但他至死都不理解毛主席,觉得主席忘恩负义,原因是主席一直不愿给他安排工作,虽然后来安排他在湖南文史馆做馆员,他仍然觉得不满足,觉得给他的好处太少了。不过在少年时,这位表兄对主席的成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是文运昌介绍给主席的,以至于主席后来非常崇拜梁任公,就连在长沙成立的青年组织都要起名叫新民学会。17岁那年秋天,主席考入一所高等小学堂读书,离开时,抄写了一首诗给父亲:孩儿励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是他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上看到的,原作者是日本和尚月性,主席抄写时略作改动。这所高等小学堂跟私塾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教四书五经,还教自然科学、音乐、英语这些新学。
18岁那年,主席考进了中学,平生第一次发表政见,只不过那时候他的思想还不成熟,搞不清楚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区别,所以提议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当时不知道,这几位风马牛不相及,根本尿不到一壶里去。这一年正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主席决定投笔从戎,但只当了半年兵,宣统皇帝溥仪就退了位,主席以为革命已经结束,决定退出兵营继续读书,此时已经1912年。19岁的主席对前途认知很迷茫,先后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等等,以如今的眼光看,这些学堂基本相当于现在的职高。
最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后来改名省立第一中学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没多久,他又觉得这所学校课程不够学,就直接退学了。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这半年间,他每天都去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看了很多思想启蒙方面的书籍,深受影响。
父亲看他不好好上学,决定不供他生活费,让他自生自灭。而此时的主席视梁启超为偶像,对梁启超倡导的教育救国理念深信不疑,所以立志当一名教员。一直到去世前,他最喜欢的称呼都是“教员”,根源就在于此。1971年,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他对林彪一些做法的反感和不满。毛泽东批评说:“崇拜搞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说了一个词:“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于是他参加了人生中的唯一一场高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示范学校预科班,主要原因还是这所学校不收学费、吃饭住宿费用也很低,这对于当时父亲不给生活费的他来说很重要。这一年,他20岁,正如他25岁那年在词中写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第二年(1914年,21岁),第四示范学校与湖南省立第一示范学校合并,就这样,主席成了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一师基本相当于现在的中专,而非大学本科,因此主席实际上是没上过大学的。不过这段求学经历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他个人和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里他结识了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等老师,蔡和森、萧子升等学友。
这里面,徐特立是主席和田汉等人的老师,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袁仲谦是国文老师,曾嫌弃主席的文章学梁启超太多,过于新闻体,建议他学韩愈,于是主席刻苦钻研《昌黎先生集》,学会了古文文体;黎锦熙同主席交往密切,多次教授他读书方法论;蔡和森跟主席一起发起新民学会,是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要不是半道就义,前途不可限量。而杨昌济对他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杨后来也成了主席的岳父。1915年,因为校长张干主张增加学杂费,主席带头发起了驱逐张干运动,张干生气的想开除主席,多亏杨昌济和徐特立等人劝阻,最终不但主席没事,反而是张干被迫辞职了,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主席的这种领导能力和反抗压迫的意识。1950年10月,毛泽东对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周世钊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几岁就当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不高兴他,我估计他一定要向上爬的。他要爬上去是容易的,结果他没有向上爬。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1951年9月,毛泽东邀张干赴京,在中南海设宴款待,并请就首席。
杨昌济很喜欢主席,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梁任公,即梁启超,号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可以说,正是因为结实了杨昌济,主席才有机会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并成为人民的大救星。
这个事的逻辑是这样的:1918年6月,杨昌济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10月,杨昌济通过同为湖南人的章士钊,把主席介绍到了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当时北大图书馆馆长是章士钊、主任是李大钊。就这样,主席有机会接触到守常先生李大钊及李的好友陈独秀,并能在北大旁听课程。而他信奉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二位影响最深,尽管他仅在北大红楼呆了半年,就因母亲病重回到了湖南。
后来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有失风度的话,记者问他: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做事,毛泽东是不是你的学生?
胡适回答: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但据曾与毛泽东有“管鲍之交”的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压根就没有报考北大的意愿,甚至对报考北大持一种不屑的态度,因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旁听后,觉得北大课程太陈旧,太腐朽,不值得费事儿,考北大是浪费时间。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会不会是罗章龙在拍马屁?我觉得还真不是。主席毕竟志不在学术,他心心念的都是革命,所以去不去北大对他影响不大。而且考北大需要参加两场考试,第一场考语数外,第二场考中外历史、地理,理化,博物。你让他为了考试去学数学和外语,显然非他所愿。毕竟,主席生来是改造世界的,而不是搞学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其实不必有什么优越感。而且,在他胡适之当北大校长的1946-1948年间,北大也并不是中国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