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从来都不是问题,不爱国才是!

文摘   2024-06-14 14:36   内蒙古  

大约2008年前后,有个叫“晋江文学城”的网站出现了一批青年网民开始表达爱国主义倾向,该群体主要由海外留学生或移民组成。由于这个网站以粉红色作为背景且女性用户比例非常高,因此这部分爱国群体被人称作“小粉红”。

对于“小粉红”,在网上也有两种不同声音。有的认为他们爱党爱国、积极向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也有的认为他们年轻幼稚、无脑冲动,一言不合就攻击别人。

渐渐的,“小粉红”在网络上成了贬义词,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觉得爱国是羞耻的,是不懂政治的五毛党所为。觉得人生的追求应该是向西方人那样优先爱自己,追求个人权利,而不是去空谈什么爱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成为“恨国党”。

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爱国?爱国有错?

这是什么狗屁理论。

被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为“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的蒋廷黻先生曾说过,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任人宰割的根本原因有三:

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如人,当西方国家把科学基础打好时,我们还在研究阴阳五行和八股文;二是我们的机器不如人,当西方国家用机器生财打仗时,我们各领域还保存着唐宋以来的模样;三是我们的思想不如人,西洋人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

概括一下,按照蒋先生的观点,我们的问题在于:一是科学技术落后,二是缺乏爱国心和民族观念。

关于第一点,这是公认的事实,没什么争议,要不也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

对第二点,却有很多人不服气,他们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儒家文化就强调要忠君爱国,怎么能说我们中国人缺乏爱国心和民族观念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私有制,看重个体利益远胜集体利益,又怎么能说他们有爱国心和民族观念呢?

这真是极深的误解。

1914年,东渡日本的陈独秀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影响极大。他在文中的一些观点,应该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由于陈独秀的文章属于文言文,我简单的把他解释爱国的那部分翻译一下:

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与对国君的忠诚是等同的,这种对爱国的理解,与忠君是同义的。这是因为国家和社稷都是由君主或祖先艰难创立并传给后代的,这就是所谓的‘得天下’。至于人民,只是为了创国者的事业牺牲自己,没有任何自由、权利或幸福可言,这种情况在欧洲的宪政兴起之前也是普遍存在的,而中国自古至今几乎未有改变。在近代欧美,人们看待国家是作为国民共同谋求安宁与幸福的团体,人民的权利被明确载入宪章,而不是仅仅服从一人。

      也就是说,按照陈独秀的观点,国家的概念应该是全体国民共谋幸福与安宁的团体,爱国则应该是谋求国民共同的利益和幸福,而不是对统治者和君主忠诚。蒋廷黻先生所说的爱国心和民族观念,应该就是这层意思。

用我们当代术语来说,爱国心和民族观念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集体观念。

如果没有爱国心和民族观念,国家就是一盘散沙,就无法团结,无法一致对外、战胜强敌。
往根子上来说,西方人养成的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代表的是公心,我们死守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代表的是私心。
如果人人都只考虑自己、自己的家族和家乡,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就不会有希望,民族复兴更无从谈起,这也是我们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个人的部分第一要求就是“爱国”的原因。
回顾近代史,184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集团,无不充斥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家族观念就不说了,因为过于普遍。这里单说家乡观念。
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将领均为两广人士。
比如:清代中兴四大名臣分别是曾左彭胡,即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这里曾左胡都是湖南人,彭玉麟虽出生在安徽,但祖籍湖南
比如:戊戌变法、公车上书的发起者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
比如:辛亥革命前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主要基础就是老乡。
比如: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与胡适是安徽同乡,鲁迅与蔡元培、钱玄同是浙江同乡。
比如:蒋介石是浙江人,在他统治大陆的时期,军队中仅出自浙江奉化的将军就有55人。
凡此种种,不一一罗列。
实际上,中国自古就是人情社会,家乡观念和家族观念本质上无非是人情社会中更亲近那部分关系罢了。
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尚且如此,普通人就更不用提了。
时至今日,这两种观念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只有变个人至上理念、家乡观念和家族观念为爱国心、为民族观念,变私心为公心,做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我们的民族复兴伟业才能真正的实现,中国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星影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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