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写了不少关于毛主席的文章，原因很简单：研究党史，主线就是研究毛主席，把毛主席的事迹和他的思想研究明白了，中共党史的基本脉络也就搞清楚了。
昨天我在文章中说了，毛主席曾至少有过四个偶像，这四人分别是：曾国藩、梁启超、陈独秀、鲁迅。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分别是孔子和王阳明，半个指曾国藩。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在近现代中国有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是后世给予他的至高赞誉。不说别的，就凭国共两党的头号领导人都是他的粉丝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他的巨大魅力。
在199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重庆谈判》中，古月饰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饰演的蒋介石有一天清晨散步相遇，发现对方手里都拿着一本书，那就是资治通鉴。
这二位爱读《资治通鉴》，或多或少都是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据说曾国藩早年屡试不第，后来靠读资治通鉴开了悟。他曾言：“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大意是：我认为前代先贤写的好书中，《资治通鉴》排第一，品评古代的人和事都非常恰当，令人心胸开阔。
蒋介石原名蒋瑞元，后效仿偶像孙中山和曾国藩（文正），改名蒋中正。蒋介石有三件宝——《俾斯麦传》《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一生反复诵读。
毛主席同曾国藩是湖南同乡，主席出生时，曾国藩刚刚过世20年。曾是湖南湘乡人，毛主席的外婆家就在湘乡，离主席的家乡韶山也很近，而他9岁前大部分时间都与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想不受曾国藩的影响恐怕也很难。毛氏家族有不少人曾参加曾国藩创建的湘军，立功受封为提督、总兵的就有三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他在年少时不知读了多少遍。光一部《资治通鉴》，毛主席就读了17遍，他自己说过：
“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不要小瞧辩证法三个字，实际上，毛主席评价一部书的价值，基本标准就是里面有没有辩证法。脑子里时时都有辩证法的人，必然是一个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人，是一个能干的人——道理很简单，遇到问题能从各个层面进行思考的人，注定不是凡人。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主席曾盛赞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在给当时的国文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曾透露过这么说的理由，大概意思是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是因为他在学问上找到了大本大源，也即宇宙之真理，并且用这种宇宙之真理治理湘军，影响了天下。
事实上，后来毛主席自己也找到了大本大源，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正是普遍之规律、宇宙之真理吗？
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发动了百日维新，但与康有为不同的是，康在德行上为人不齿，梁则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当世楷模。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他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创造的清华学术盛世至今仍令人称道。从支持君主立宪，到后期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梁任公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毛主席小时候有个关系很好的表哥，叫文运昌。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此人，他对主席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他是主席外婆家里最有文化的一个，总是能搞到很多报刊书籍。主席那个时候读的书报，很多都是从他那里借到的。其中就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1936年在陕西保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后来主席跟蔡和森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就是用了《新民丛报》的新民二字。梁启超号任公，主席甚至因此为自己取了别号叫“子任”。他还学习梁启超那种半文半白的文风，后来在国文教员袁仲谦的影响下才转向韩愈的古文文体。
毛主席学生时代发表的第一篇政见里曾提出让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长。实际上他当时并不知道三者在政见上的区别，政治上还不成熟。
此后，毛主席又放弃了康梁，倒向了孙中山、黄兴和他们提倡的共和。只不过这段时间并不长，因为他很快就遇到了《甲寅》和《新青年》，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因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从此他的信仰再未发生改变。
陈独秀，本名叫陈仲甫。陈独秀是他40多个笔名中最常用、最有名的那个，独秀二字源自于他安徽老家的独秀峰。陈的一生大起大落、轰轰烈烈，比小说还要精彩。他本是前清的秀才，早年与蔡元培一起参加吴樾组织的北方暗杀团，辛亥革命后成为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回国创办《青年》杂志（后因与别的杂志重名惹了官司，次年改名为《新青年》），自称要用新文化洗涤民众的旧思想，造就一代新青年。
可以说，陈独秀对近代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领导并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几项成就任何一项拿出来都足以名垂千古了。毛主席就是在那个时候受到了他的影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鲁迅的好友冯雪峰曾告诉毛主席，鲁迅读过毛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后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
毛泽东则多次在不同场合称赞鲁迅。
1937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悼念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演讲《论鲁迅》，他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
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称赞鲁迅：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1957年，他谈到鲁迅在当时这个年代会怎样的问题：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1959年，66岁的毛主席出门远行前吩咐秘书带上《鲁迅全集》，方便路上阅读，这套书一直陪伴着他到临终前。
1966年，他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称：“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1972年，毛主席在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1976年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他依然在号召全党学点哲学、读读鲁迅。
毛主席崇拜过的这四个人里，曾国藩维护的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梁启超维护的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陈独秀维护的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但他缺乏斗争到底的精神。
鲁迅身上的“鲁迅精神”则完美契合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念，与他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脉相通。
这就是他为何自称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原因，是他为何始终崇拜着鲁迅、甚至自称学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