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喜酒）
在交响乐团中工作得越久越会发现，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以前的欧洲贵族专属，现在已经如同雨水一样，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古典交响音乐，不是只属于那些在台上正襟危坐的指挥家和演奏家，也不仅仅属于那些穿得西装革履、手持昂贵门票来音乐厅的观众，它还属于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的众生。或者换一句话来说，音乐是公平的，不分阶级，没有歧视，它的美，属于每一个真正懂得它的人。
与那么多听众打过交道之后，最让我感动的反而是那些市井烟火中的人，他们不清楚作曲家的平生经历，不故作高深，他们听到的就是纯粹的音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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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夏天的午后，天降暴雨，几名环卫工人如同被雨打湿的鸟儿一样，在公司廊下呆站着等雨停，我们把人请进来避雨。当时正好有一组音箱被运进来，几个技术人员围着一堆线材在高高低低地调音，音箱里面反复播放的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我们在旁边嘻嘻哈哈，说一些“听音箱可大有讲究，水电太冷，火电太热，只有新疆的风电蓬松柔软，最合适”之类装腔作势的冷笑话。
一名环卫老伯背着手凑近看了一会，忽然嘟囔了一句：“长颈蛇在脱皮。”见我们都回头看他，老伯略有点不好意思，指着音箱解释道：“这首歌，听起来像一条长颈蛇在脱皮，脱完之后，还是一条蛇，没得啥子变化。”
这下所有人都听懂了，这首《波莱罗舞曲》，同一段旋律反复折叠，小军鼓连续不断地敲击相同的节奏，让整个乐曲显得又优雅又诡异。一段旋律结束之后，换一种乐器上场，又是相同的旋律，听起来确实像一条蛇在蜕皮，蜕完之后，蛇的形状并未发生改变。
如果让专业的音乐人来描述这首乐曲，说不定可以从曲式结构、配器手法、和声节奏、音乐色彩等方面，洋洋洒洒写上千把来字。
但这些专业名词，被这名偶然闯进来的环卫老伯简化成了一句话：“长颈蛇在脱皮，脱完还是一条蛇。”仔细想一想，老伯说得没错，他确实是用自己的方式捕捉到了这首乐曲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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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点意思，当别人知道我在一家交响乐团工作时，总会忍不住和我谈论音乐。有时候会恍惚地觉得，我们在谈论音乐的时候，似乎也是在谈论一种叫作“人生”的东西。
我们乐团每个月都会演出一场音乐会，结束之后一般都夜里十点多了，收拾一下打车回家。有一次在路上和司机师傅聊起来，他对我们公司每个月搞一场古典交响音乐会这件事充满好奇，又说自己不懂古典音乐，但很愿意跟我聊一聊。
然后他问了一个毫不意外的问题：“怎么才能听出作曲家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哈哈哈哈，这个问题太“东亚”了，典型的做题思维，觉得一切都得有个正确答案，答对了得分，答错了丢分。我说作曲家们早都死了，他们想表达什么不打紧，要紧的是你听音乐时自己的感受。
他不肯放弃：“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其他的曲目呢，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这要怎么听？”
我说其实也不是，《“命运”交响曲》这个名字跟贝多芬没啥关系，贝多芬自己写的时候，是写的《第五交响曲》，“命运”这两个字是后来的出版商为了提高销量特地取的，相当于一个营销方案。前面那个世人皆知的“登登登等”，为什么非得是命运来敲门呢？是濒死的时候自己的心跳声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是早上睡过头才听到的闹钟铃声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这位中年司机想了想，说道：“你说得对，命运来敲门，说明这个命运很有礼貌，但真正的命运，一般是不会这么礼貌的。”
我一听这话都惊了，这位跑夜班的出租车师傅，看来是个有故事的人嘛。“真正的命运是不会这么有礼貌的”，这话如果被失聪的、在海利根施塔特写下绝望遗书的贝多芬本人听到了，估计也得引为知己。
有这等领悟力，何愁听不懂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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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听过那么多音乐，越发知道，一部音乐作品好不好，不在于专业人士做出的分析和赞美，而在于作品是否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何方？也许就来源于作品中蕴含着的某种人类共通情感，来源于真实的人性。
市井中充满烟火气的人群，他们每天都在跟生活实实在在地打交道，不矫情虚伪；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就是对自身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