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歌复兴运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该休息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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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几名观众在宾夕法尼亚州施文克斯维尔举行的费城民歌节上舞蹈(视觉中国 供图)
我从2001年开始，断断续续参加了六届费城民歌节（Philadelphia Folk Festival），亲眼见证了美国民歌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那一年，我的《来自民间的叛逆》书稿接近尾声。这本书写的是美国民歌史，急需在结尾添加一点对美国民歌当下现状的描述。我听说费城民歌节是北美连续举办时间最长的大型户外民歌节，便通过朋友联系了组委会，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2001年8月举办的第40届费城民歌节，并把那段经历记录了下来，成为这本书的最终章。
之后我又连续参加了第41和第42届民歌节，收获了几乎同样的快乐。2011年，我从国内出发，飞去美国参加了第50届费城民歌节，却发现无论是乐队水平还是露营区的气氛都比十年前差了不少，民歌节的整体质量开始下降了。
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费城民歌节停办了两年。但为了保住“北美连续举办时间最长的大型户外民歌节”这个头衔，民歌节组委会（也就是费城民歌协会）在疫情期间举办了两场线上民歌节，好歹算是没让这个传统中断。
疫情结束之后的2022年，我去参加了第60届费城民歌节。也许是因为大家憋了两年的情绪急需得到释放，或者是民歌节组委会积攒了两年的力量急需来一次大爆发，那次民歌节的整体效果相当不错，我不但听到了老牌传统嘻哈乐队“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和新锐现代蓝草乐队“冲撞兄弟”（Punch Brothers）的精彩表演，还听到了来自韩国黄海道的巫师流行乐队ADG7和来自苏格兰的凯尔特锐舞乐队Talisk的先锋之声，可谓收获满满。
没想到，第二年春天费城民歌协会宣布因财政原因停办2023年的第61届费城民歌节，保持了60年的传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中断了。后来我才知道，费城民歌节早在疫情前就一直亏本，2023年年初时已经欠下了超过20万美元的债务，而组委会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居然只剩下37美元的现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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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民歌节主舞台的观众人数大不如前（摄影：袁越）按照我认识的一位民歌协会内部人员的说法，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之前的民歌协会主席经营不善，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观众人数持续下降，来自民歌爱好者的捐款数量也大不如前，民歌节入不敷出了。危机之下，费城民歌协会被迫改组，迈尔斯·汤普森（Miles Thompson）被选为新一届协会主席。他是我在民歌节露营地的营友，因此我得以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内幕消息。据他说，民歌协会的老领导意识落后，一直不愿接纳新的民歌类型，也不愿接受商业赞助。而他打算在这两方面都有所突破，通过这个方式挽救费城民歌节。汤普森上任不久，费城民歌协会便宣布于2024年8月在原址举办第61届费城民歌节。我立刻报了名，发现志愿者报名费从2022年的30几美元涨到了今年的185美元（包括停车费），参加一次民歌节的费用和普通的付费听众也差不多了。要知道，2001年时志愿者是完全免费的，看来民歌节是真的没钱了，居然开始拿志愿者开刀了。![]()
民歌节的志愿者营地（摄影：袁越）志愿者是费城民歌节最大的特色，也是费城民歌节之所以能一直持续不间断地举办60年的最大原因。这个音乐节从一开始就定下了非盈利的基调，整个音乐节的运营全部依靠志愿者来完成。志愿者们通常周一便进入营地开始工作，一直要忙到周日晚演出结束时为止，相当辛苦。但也正因为这种付出，使得志愿者们普遍把民歌节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每年的8月都习惯性地腾出一个周末和家人团聚。
据统计，平均每个民歌节志愿者都会吸引2.5名付费听众，这就是志愿者的传帮带效应。这样算下来，费城民歌节的3000多名志愿者每年都会带来将近8000名付费听众，光是这个铁杆歌迷群体的总人数就已经超过一万人了。更妙的是，这些人是不受乐队影响的，即使某一年没有他们喜欢的乐队，这帮人也一定会来参加，这就保证了费城民歌节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能坚持办下去。我在2001年时以志愿者身份入驻的营地就全部是由这样的铁杆志愿者组成的。他们当中有医生、律师、电工和消防员，可谓干什么的都有，但这些人从儿童时代起就跟着父母来参加费城民歌节，并因此而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于是每年8月这帮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民歌节聚会，这已然成为一种习惯，很难改变了。但是，今年的志愿者总人数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部门比往年少了一半。大部分志愿者都是住在露营区的，而以我的个人观察，今年来露营的人数至少比2001年的鼎盛时期少了三分之一，露营区没有了以往那种如村庄般的热闹景象。今年的乐队质量也远不如往年。负责压轴的是已经67岁的创作歌手约翰·福林（John Flyn），知名度最高的艺人则是今年已经76岁的节奏布鲁斯歌手约翰·奥兹（John Oates）。我本来寄予厚望的周五晚上的压阵乐队“匪帮蓝草”（Gangstagrass）只使用蓝草音乐的演奏方式为两个黑人帮派饶舌歌手伴奏，鼓点居然用的是电子鼓，听上去相当违和，明显是为了凑这个概念硬性拼凑起来的。汤普森告诉我，2022年的第60届民歌节因为拿到了一笔高达87万美元的新冠疫情救济金，再加上一些国际艺术组织的援助项目，这才能够请到那么多高水平的乐队。但今年不但这些资助都没了，而且因为通货膨胀等原因导致开销暴涨，连保险费和安保费用都上涨了很多，再加上商业赞助的效果远不如预期，组委会只能消减乐队预算，别无他法。在我看来，今年唯一值得一听的是一支由来自美国、爱尔兰和加拿大的5位艺人共同组成的凯尔特民谣乐队卢娜（Runa）。这支乐队的曲风非常符合费城人的口味，因为费城本地生活着大量来自爱尔兰地区的移民，这批人构成了费城民歌节的主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狭义的美国民歌特指欧洲移民带到美国的民歌，虽然其中混杂了不少黑人元素，但主体仍然是欧洲的。其中尤其以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东欧（犹太人）这3个地区的移民贡献最大，因为这3个地方的移民在当年都属于欧洲的二等公民，一直被主流欧洲（主要是西欧）欺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地方的民歌一直不受美国主流社会待见，却也因此而没有被商业流行音乐所污染，最终以其独特的叛逆形象逆袭成功的原因。![]()
卢娜乐队的两位骨干在民歌节的小舞台表演，左三为费城民歌协会新任主席汤普森（摄影：袁越）这次逆袭发生在1950年代末期，当时的美国歌坛流行通俗情歌，但当年那批大学生感觉到了政治局势的风起云涌，需要一种新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美国民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复兴。之后，在鲍勃·迪伦（Bob Dylan）的帮助下，美国民歌和摇滚乐结合了起来，彻底改变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面貌。费城民歌节开始于1962年，正是民歌复兴运动进入高潮的年份。在那个年代长大成人的民歌手成了费城民歌节的第一批骨干。这批人的孩子大都出生于1970年代，从小就跟着自己的父母参加民歌节，学习演奏各种乐器，学唱或老或新的美国民歌。我在2001年第一次参加民歌节时见到的就是长大后的这批“民二代”。他们几乎完美地继承了父母的民歌基因，所以他们会在正式演出结束后回到营地里继续唱歌，直到黎明。事后回忆起来，我对前三次费城民歌节印象最深刻的正是这帮朋友们每天晚上围着篝火唱歌的情景，那是民歌最鲜活的样子，也是美国民歌后继有人的铁证。当时这批“民二代”的孩子们年纪都还小，只能跟在父母身后玩泥巴。2009年我去参加第50届民歌节时惊讶地发现，已经长成青少年的这批“民三代”几乎没人会弹吉他了，他们虽然依旧保持着来民歌节当志愿者的传统，但当他们在露营区围坐在一起时只会聊天或者看手机，围着篝火唱歌的依然是那几位已经年近四十的“民二代”们。2024年，情况不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变得更糟了，因为“民二代”们大都已年过五十，唱不动了，而他们的孩子们依然没有子承父业的迹象，所以以往露营区晚上那种类似民间赛歌会的气氛荡然无存。我看到不少营地一大群人围着一把吉他在唱歌，甚至有营地干脆用蓝牙音箱来制造声响，还有一个营地靠打击乐来营造欢快的气氛，但在我看来这纯属投机取巧，因为一个人只要稍加练习就能敲出节奏来，比弹吉他要容易多了。我认识的一位“民三代”告诉我，她们这代人小时候是在手机的环境里长大的，不需要自己演奏音乐就能随时听到很多好歌，再加上美国公立学校近年来一直在压缩成本，纷纷取消了免费的乐器班，于是她的大部分同龄人都已不会玩任何乐器了，大家全都变成了纯粹的音乐消费者，不再热衷于自己创造音乐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失去了创造力，那就离消亡不远了，流传了那么久的美国民歌也不能例外。![]()
热爱中国音乐的美国青年尤客在露营区弹古筝（摄影：袁越）虽然整体印象很糟糕，但这届民歌节的两个中国元素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因喜爱尤克里里而给自己取名尤客（Yuke）的美国青年在露营区建了一个中国角，展出的古筝、中阮、笛子和葫芦丝等乐器吸引了大批歌迷关注。而一位名叫田超的北京扬琴演奏家和两位美国资深蓝草音乐家组成了一支小乐队，登上了费城民歌节的舞台。她们刚刚出版了一张名为《从中国到阿巴拉契亚》（From China to Appalachia）的融合唱片，获得了广泛赞誉。据田超讲，她的这门扬琴手艺已经为她赢得了与无数美国音乐家合作的机会，今年的演出日程已经排满了。![]()
北京扬琴演奏家田超与两位美国资深蓝草音乐家组成了一支小乐队，登上了费城民歌节的舞台也许狭义的美国民歌已死，但广义的民间音乐是不会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生力量正在崛起，一场新的民歌复兴运动指日可待。华彩 | 从音乐本身寻找极致——小提琴家杨天娲与作曲家代博对谈里姆变奏 | 生活是一种触发作品的物质——诺伊霍夫对话沃尔夫冈•里姆对话 | 音乐教育、创作和音乐生态——对话法国钢琴家、教育家瑙莫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