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自我苛求的中国小孩,长大后如何学会爱自己?

文化   2024-12-18 18:04   北京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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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当人们热衷于区分自己是i人还是e人,“浓人”抑或“淡人”,不妨先切实地感受一下更具体的自己。空气经过自己的鼻孔,捧着手机的手指弯曲,承受着压力。进而感受当下的情绪,用一个名字抓住它们,或名焦虑,或名欣喜,感受它们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升起。也许那些感受次第而来,也许只是茫然一片——也许大部分人未曾如此关怀过自己,尤其是在困苦的时刻。
英文的关怀(compassion),本意是“在痛苦时给予爱”。但是人们面对痛苦时,往往对朋友慈爱,对自己严厉。那是生存本能的偏好和“集体主义”文化共同的产物。关爱自己意味着,察觉、接纳自己的情绪,像朋友那样善待自己,最终把自己的善意传播给他人,形成关爱的网络。
在这一期封面中,我们按照面对自我,面对情感浓烈的亲密关系,面对周遭的弱关系,乃至面对弥漫在“空气”里的社会文化四个方面,分别用词条的方式,列出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乃至可能的应对方式。


记者|刘畅

麻木下的自我批评

“像关注一个可爱的孩子,关注自己的呼吸。感受整个身体随着呼吸的轻轻起伏,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你的思绪可能会自然而然地飘移,就像充满好奇的孩子四处探索、像小狗随处跑动。每当这时,只需温柔地让思绪重新回到呼吸的节奏上来。”

这是一段正念冥想的引导词。放在七年前,如果让陆雨坐下,随着话语感受自己的呼吸,她会觉得莫名其妙。她是“80后”,那时的生活可谓“扶摇直上”,她从中部地区的一座县城,一路升入深圳一家高新科技公司的中层。家庭也看似美满,丈夫是大学同学,两人结婚近十年,育有一个孩子,也准备要二胎。虽然她挣钱后并不觉得满意,心里莫名地烦闷,与家人拌嘴是常事,也有育儿、职场中的焦虑,但她从未考虑认真面对那些感受。

陆雨的心态在职场人中十分典型。陆雨的那些烦恼都可以归在“完美主义者”的量表里。他们难以直接把握自己一时一刻的状态。杨坤有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指导师认证资格,三年来与多家企业、教育局和学校合作,从事员工、老师的心理培训服务。她遇到不少与陆雨相似的员工,忽视对自我关爱、情感需求。当她引导他们观察自己的呼吸,他们思绪纷飞,时而想起过去的事升起悔恨,时而为没有发生的事担忧。

《无所畏惧》剧照

日常的烦恼和自我的无感“无伤大雅”,一旦外在关系出现问题,自我的困境就会浮出水面。陆雨就是如此。2017年的一天,陆雨丈夫的小学同学突然给陆雨发信息,说丈夫与她青梅竹马,已经相恋三年,甚至生了孩子,要陆雨退出他们的关系。陆雨把信息拿给丈夫看,丈夫只是回避。而当陆雨发现自己那时已经怀孕,丈夫仍然执意离婚。她震动之下流产,也终于遂了丈夫的意。但她也就此陷入重度抑郁。

如此半年多,陆雨独自带着孩子生活,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2018年,她来到同伴教育机构“海蓝幸福家”(下文简称“幸福家”),参加为期8周的课程。那里是美国静观自我关怀中心的战略合作伙伴,帮助来访的人做情绪管理。许多来此求助的人与陆雨类似,深陷糟糕的家庭、同事关系之中。

陆雨恰好赶上了一个当时心理疗愈的新趋势。“静观自我关怀”(Mindful Self-Compassion,下文简称MSC)的方法,由克里斯托弗·杰默和克里斯汀·内夫两位美国心理学家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背景,在2010年开创。那时美国社会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相当普遍。资料显示,当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因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照顾子女和年迈父母等问题,面临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精神分析等疗法,在治疗时既繁琐、漫长,又更偏向认知层面,对日常压力带来的情绪管理问题,治疗效果也不显著,正念、瑜伽等替代性疗法日新月异。无论是积极心理学,还是MSC课程,目的都是令人感到自己快乐、有用、有意义感,最终实现个人的成长。

“海蓝幸福家”创始人“海蓝博士”郭晓霞 (左),克里斯托弗·杰默(中),“海蓝幸福家”联合创始人黄小玉(海蓝幸福家 供图)

前来“幸福家”求助的人们最初想寻求直接解决与他人关系的问题,最终却都发现,纵然关系里“一个巴掌拍不响”,根本问题却是,一个人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状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是严厉的自我批评终于让本已麻木的自己,终于“无处容身”。

陆雨发现,“当我忍不住想前夫的事,心里一个声音在哭泣,一个声音跳出来指责:‘你怎么干什么都不行,为什么隔这么长时间还要想?’

当人们面对朋友受苦,往往能体贴入微,面对自己的苦痛,反倒非常严苛。”内夫在《自我关怀的力量》中介绍其中的心理机制,“当我们评判和攻讦自己时,我们身兼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双重角色。当我们因失败而惩戒自己的时候,就可以有机会对被评判的那个角色有一份优越感。”

为什么“我”成了自己的“敌人”?

生存不意味幸福

陆雨用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从对前夫的愤怒中走出来。“与前夫离婚的痛苦,既源于这件事本身,也因为自己的对抗情绪。痛苦=苦难×对抗。”

陆雨内心的对抗,是本能的应激反应之一。心理学家们发现,个体遇到压力时只有对抗、逃跑、僵住三种模式,个体觉得自己能够面对时就对抗,不能面对时就逃跑,一旦压力大到无法应对,大脑“宕机”,就僵在原地。

除了这三种压力反应,还有“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等本能,都是为了人能够生存下来,但它们利于生存,却不意味着通向幸福。

团体辅导是积极心理学的典型方式

“负面偏差就是为了识别潜在的风险,人们相对于表扬,更倾向于关注批评,更在意自己或一件事的缺点。”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彭凯平教授介绍,人们的一些消极情绪源于负面偏差的干扰。平日里的一些冲突,往往由于本能反应压过了就事论事本身。“应激反应会拉长负面情绪的时间。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就可能会在临床上判定为抑郁症。”

如果一个人反复在负面情绪里打转,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就需要回到那个人的童年。陆雨发现,她其实是不能接受自己在婚姻上的失败,而不能接受失败的根源,则是羞愧(shame)。

羞愧非同小可,它是对自己存在本身的否定。“幸福家”联合创始人、MSC国际认证教师黄小玉介绍,羞愧往往藏在焦虑、愤怒、悲伤等层层情绪之下的最底层。一些人的羞愧来源于身体上的缺陷,一些人是由于遭受过身体或言语的暴力,还有人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更多是在长期被忽视、否定中,逐渐形成“我不好”的结论。

但忽视和否定不见得源于恶。黄小玉说,“父母有爱的意愿,但总会受到各种想法的干扰。”由于“负面偏差”,父母总倾向于发现孩子的缺点,进一步认为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就意味着未来的失败,以至于打骂孩子。

“陆雨的童年就是如此,她是家中长女,父亲是乡村教师,每天上完课,还要做农活,母亲每天除了种地,还要收棉花,没有人陪伴她。“自打记事起,就感觉没有人喜欢自己。总是心里空落落的。父母好像看都不看我,只要我哪里做得不好就会批评我。我长大后自我批评的声音,就是父亲的声音,语调都一模一样”。

对于孩子而言,婴儿为了生存需要想尽办法迎合比自己强大的父母,原本“负面偏差”就容易让人注意自己的缺点,自我批评就是确保自己能被社会群体接纳的安全行为,父母的批评又加剧了孩子的无价值感。而面对压力时的应激反应,也始终在向自己发挥着作用。

而在陆雨那里,羞愧和讨好,早已成了一体的两面。“我只有在学校成绩好时,才会被夸奖,自己才觉得被看到。“从中学起,我就开始封闭自己的感官,不愿学理科,也硬着头皮学,只是为努力而努力,就是把自己当工具人了。”

学龄前儿童参加各式辅导班成为常态,儿童面临的额外压力是亲子关系日益严峻的因素之一

“鲜有I,没有me”的两面性

陆雨并不记恨父母对她童年的忽视,因为她无法记恨历史,父辈、祖辈本就不会温柔地培养孩子。陆雨把自己的苦痛一代代串联起来,她的爷爷见过日本兵杀人,父亲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弟弟小时候饿得肚子都透明了”的记忆,深深地扎在父亲的脑海里。

世代的困苦,使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在共有的心理机制之上有独特的群体性。而即使如今谋生问题已不普遍,亲子间的相处模式也仍在延续。

同是“80后”的许洁也是“幸福家”的学员,因孩子不上学的问题前来求助。她和自己的父亲都是老师,陆雨的父辈曾吃过的苦,许洁的父亲也曾亲身经历。许洁和丈夫对儿子也很严格,儿子由此也对自己要求甚高,担心成绩不好,乃至恐惧上学,不得不休学。许洁难以接受作为老师,竟然培养不好自己的孩子。她疏远自己的朋友,在单位沉默寡言,“活得像行尸走肉”。

许洁遇到的亲子关系问题看似是新时代的新问题,实际则有其他种种关系问题一样,其中“集体主义”的特点,是一个仍旧明晰的现实。

彭凯平教授发现,在美国民众遭遇的心理问题中,首要的是婚姻问题,其次是工作压力引发的身体问题,再次是孩子教育、生活习惯的问题。相比而言,中国民众首要面临的是家庭关系的问题,其中既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有婆媳关系的问题;其次是身体的问题;之后是工作中与上级、同事关系的问题。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李英武 摄)

“总体而言,美国多以个人的心理问题为主,中国更多带有整体社会的特征。”彭凯平分析,美国社会的边界感更强,而中国人受数千年“长幼尊卑”观念的影响,不仅职场中缺乏边界感,而且人们总处在与他人比较的关系中,没有特别强烈的自我意识,较少自我的反思意识。“比如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很少用‘我’这个词,表示自己要不就是用‘寡人’‘在下’等表示身份的词,要不就干脆省略不用。即使用‘我’时,意思也主要相当于英文的‘I’,而作为一个被观察者的‘me’则几乎没有,由此也就很难形成对自我本身的反思。”

这样的文化、社会特征会从关系中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如今许洁回忆情绪失控时自己的心理活动,发现很难把自己与孩子分开,以为别人说孩子不好,就是在说她,“孩子休学后,一旦婆婆或老公说我太忙了,即使没有再说什么,我就会认为,是在指责因为我忙,没有把孩子管好”。

从自爱到爱人

“情绪在身体上有它的位置。愤怒时就像一团火在胸口,或是在喉咙里、脸上蒙了一层东西。”许洁迈出自我疗愈的第一步,是从静观中察觉到自己感受背后的情绪开始。

那是切断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的首要环节。彭凯平介绍,像愤怒等情绪爆发时,会在大脑中生成一种化学酶,它会阻断前额叶与行为的通路,导致失去理智,出言不逊,动手打人。而静观之类的方法,降低了化学酶的产生,恢复了通路。

当一个人能把自己和情绪拉开距离,就能识别、接纳它们。陆雨记得,一旦接纳自己的情绪,她终于能够承认,出轨的不幸就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也慢慢意识到,前夫无可挽回,而且恰是因为把自己当作了工具人,也同样如此对待他人,才导致了他们的感情破裂。“但与此同时,自己就是无能为力,就是特别痛苦。”

陆雨的这种心境过程中,令她逐渐接纳痛苦至关重要的感触,是与同伴分享各自经历和感受中,慢慢认识到人类的共同性——自己遭遇的痛苦,不只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归属感对身体健康和情感需求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关联感就像亲切感一样,能够激活脑的依恋系统。内夫在《自我关怀的力量》中解释共同性的作用。“感到与他人之间有了某种联系的个体往往不会被生活中的困难吓倒,更容易从容面对。”

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看到自己痛苦、羞愧之下,最深层的需求是渴望得到爱。而自己能够给予自己爱,并且当下就能自我给予。

温柔的眼神、充满爱意的声音、肢体接触是爱自然的表达。“从生理上来说,人体分泌催产素时,就会觉得全身温暖,那就是一种爱的感觉。”彭凯平教授介绍,人类的同情、关怀、爱和感恩,通过肢体接触大概可以传递50%至60%的信息。而人的大脑不介意那些充满爱意的言行的发出者,人们可以像“哄”一个婴儿一样安抚自己。

在疫情期间,当许多人只能在家自我调节情绪,彭凯平利用情绪背后的生理学机制,发明了“八正法”和“五施”,将深呼吸、运动、自我抚摸身体作为心理调节的方法向公众传播出去。MSC则有一个“三段论”——承认自己的感受,了解到这个感受不是自己一个人独有,给自己一个祝愿。黄小玉介绍,她见过一个小孩子在肚子上放一个小黄鸭,看它随着呼吸起伏,就开始给自己关怀,他说:“我真的很不想上幼儿园,但是我不是唯一一个不想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爸爸妈妈不在家,我还是要去上幼儿园,愿妈妈今天早点来接我。”

最终,一个人能获得心理的平稳,帮助自己应对生活中的风浪。而关系是相互的,一个人情绪的改变能在上面传递。自我关怀的另一面,就是关怀到他人的处境。

冥想是调节情绪的有效方式

许洁对此深有体会。“当我认识到孩子可能就是无法上学,而相比上学,他健康地活着更重要时,孩子能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点点放松,他自己也就开始放松下来。儿子慢慢敞开心扉。初一第一学期冬天,他就住在外面的辅导站。晚上看书睡得晚,早上6点上早自习,他到学校后困得不行,上课又不敢睡觉,就在水龙头上用凉水先洗把脸,然后再去教室。

如今她的儿子已经回到学校,上了大学。不仅如此,他还在暑假参加夏令营,成为最受欢迎的助教,因为他最懂青春期不愿意上学的孩子的心境。

这些善意的涟漪不是特例,而是有理论和实验作为基础。“社会学有六度分隔理论,一个人和其他任何人的关系,最多只隔了五个人。理论上对一个陌生人的善,传导六层,就能传播到任何一个人身上。”彭凯平教授在20多年前,曾就此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在美国的东海岸、西海岸以及中国和巴西,随机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实验人员让他们传递一个装有20美元的信封,他们可以选择任意处置信封里的钱。彭凯平教授想看一下前面的人的善意和恶意,会不会对下一轮的行为产生影响。实验过程中,有些学生发现前一轮的人把钱全部留给了自己;有些学生发现没有钱留下来;还有学生发现钱只剩下了一半。

实验的结论是,善可以传递下去。彭凯平教授发现,“前面的人把所有钱都留了下来,后面人一定也更倾向于把所有钱都留下来;前人没有把一分钱留下来,后面的人也很不愿意把自己赚的钱留下;而得到数额居中的人,往往也倾向于留下一半的钱。”

(文中陆雨、许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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