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一南蛮—西南诸夷：
中国历代正史中有关南方民族称呼变迁
中国历代正史都有四夷传[1]，以记述居住在中国边缘地区的诸族群的历史与文化，同时反映了当时中原人对这些边缘族群的认识方式。具体用什么名称来记载各地的非汉族群，如何区分他们，在不同的朝代、不同正史中都有不同情况。本文仅对秦汉到宋元时期有关南方与西南民族称呼的变迁与其所反映的各时代对周围族群的认识作初步的研讨，希望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一、“西南夷”概念的形成与变化（两汉、南朝前期）
关于西南地区，中国的第一本正史，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西南夷列传》，由此我们一般都认为“西南夷”是秦汉时分布于中国西南各族的统称。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司马迁的记述方式就会知道事实未必如此。
《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第一段云：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2]
而《汉书·西南夷传》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3]
《汉书·西南夷传》是前段部分基本上因袭《史记》之文，并在后面添加孝昭帝以后的事而成的，而在此处之所以以《汉书》之“南夷”为准，是因为：（1）两书的后文云，建元六年因唐蒙开始修建通往夜郎的道路“自僰道指牂柯江”,后来因司马相如建议“西夷邛、莋可置郡”,西汉又开始修建另一条路线，“皆如南夷”。可见此“南夷”为指夜郎而言的。《西南夷列传》（下引）中也有“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的表现。（2）对《西南夷列传》开头一句，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在蜀之南”。这也可以旁证司马迁的原文应为“南夷”，之所以衍为“西南夷”，很可能是后人依据篇名加上了“西”字。
《西南夷列传》亦云：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馆。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4]
这里所说的“西南夷道”并不是通往“西南夷”的一条路线，而是分别通往“南夷”和“西夷”的两条路线。所以这段中出现了三次的“西南夷”也应该断句为“西、南夷”。
从这些用例可知，至少在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为“西夷”和“南夷”的合称，而如《史记正义》所说，其“西”和“南”为蜀之西、蜀之南之意，并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西南民族”的涵义。那么，作为指中国西南民族的“西南夷”之称呼何时出现？我们先看看《汉书·西南夷传》。
如上所述，《汉书·西南夷传》的前段部分几乎都因袭《史记》之文，后面则添加《史记》成书后的事情。有趣的是，其添加部分中没有任何“西南夷”之用例的出现，而只提到夜郎、钩町等个别部落（或族群）之名，记述它们的“叛乱”及汉王朝对其采取的政策。《西南夷传》并未涉及到当时西南族群、部落的配置、文化等方面，班固似乎对这些事情兴趣寥寥。
不过我们可以在其前段部分中发现一条线索，即：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5]
这是博望侯张骞从大夏归来，向武帝建议开发所谓“蜀身毒道”时的事。《汉书》的这段文字也与《史记》基本上同一，唯一不同的是：“间出西南夷”《史记》作“间出西夷西”。此处在文意上，司马迁的说法应该是准确的，从“西夷道”（即成都—越嶲一线）出发，再往西走就可以到达印度北部，而《汉书》“西南夷”这一说法显得过于模糊，不知要经过什么路线。但也可以说，《汉书》的用法并未将“西夷”与“南夷”明确分开，而是作为一个统称使用。所以，如果《汉书·西南夷传》这段的改写是经班固本人之手而非出自后人的话，那么这种作为统称的“西南夷”用法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
与此同时，《汉书》还把《史记》的四篇“四夷传”合并为一，上面所引的《西南夷传》事实上是《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的一部分。这样与不同区域族群的列传合并起来，西南夷（西、南夷）本来带有的“蜀之西、南”的涵义逐渐被淡化，而作为统称“西南夷”中的“西南”也开始带有中国西南的意思了。
到《后汉书》，西南夷传有了进一步发展。它的全名为《南蛮西南夷列传》，前半部分为南蛮，列举中国南部的几种蛮夷及交阯，后半部分为西南夷，列举夜郎、滇王、哀牢夷、邛都夷、莋都夷、冉駹夷、白马氐等。
其西南夷部分的开头云：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自嶲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6]
这段记述可以说是关于西南夷的总论，此段之后开始论述了夜郎、滇国、邛都等各个族群的情况。我们能容易地看出这段总论基本上仍是在《史记》的基础上重构的，不过这种先有总论，然后将各个族群或政体一一列举出来并分别记述的方式，后代正史四夷传均有所承袭，然而这种方式在前二书并不突出。《汉书》虽然把四篇列传合并为一，但在前面未作总论，篇末“论赞”也只是把《史记》各列传的论赞（“太史公曰”）合并起来而已。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段总论中“西南夷”的用法不外是作为统称。《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只有一次“南夷”的用例（“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是追溯西汉武帝时而作的）以外，并没有“南夷”“西夷”的单独用法。并且它在说明“西南夷”的地理位置时只说“蜀郡徼外”，这明显与司马迁的“巴蜀西南外蛮夷”不同，以蜀郡为中心的定位概念已经消失了，并且它与“南蛮”并列，该书上“西南夷”的“西南”自然不是蜀之西南，而是中国的西南了。
我们通过对前三史《西南夷传》的分析可知，“西南夷”一词虽然在西汉武帝时便已经开始使用了，但此时的“西南夷”只是“西夷”与“南夷”的合称；东汉时作为统称的“西南夷”这一用法逐渐普及，不过还未完全脱离“蜀之西南”的地理概念；而到刘宋时，作为中国西南民族统称的“西南夷”已成立。在对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详细的考察后，“秦汉时西南民族成为西南夷”这一简单的说法显得不甚恰当了。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西南夷”这一概念形成的东汉一刘宋时期，就是西南出现“南中大姓”与“夷帅”的时期，并且以他们与其下属的“部曲”为中心构成的“南中社会”也随之出现。这种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地方社会之形成，与中原人对当地土著族群的概念之变迁之间应该有所关联，不过这已超出本文所能涉及的范围了。
二、“蛮”与“獠”（南北朝）
众所周知，《礼记·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险”，“蛮”作为南方异族的称呼有悠久历史（《后汉书》也征引《王制》之文）。不过在历代中国正史中，《史记》与《汉书》没对“蛮”立传，《后汉书·南蛮传》是第一个专门记述“蛮”的列传。该传的记述范围较广，包括长沙武陵蛮、巴郡南郡蛮、板桥蛮等内郡的“蛮”，以及交趾与九真、日南、象林诸郡之“徼外蛮”。用现在的地理范围来说，它已经覆盖了华南区域山地少数民族与中南半岛北部的各民族，这已经与后来元明清三代修撰的正史《蛮夷传》《外国传》之记述范围基本一致。但是，《后汉书》与这些后代正史之间有很明显的中断，并不是《后汉书》中形成的概念直接沿袭到元代以后。而其实对“西南夷”也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三国志》只有《乌丸鲜卑东夷传》，无南方民族的列传，而《晋书》到唐代才成书，我们先看唐代以前成书的两本南朝正史《宋书》《南齐书》以及北朝的《魏书》。
《宋书》有《夷蛮传》，它把“夷”分为三种：南夷、西南夷、东夷。“南夷”为林邑及扶南（关于扶南只有一条有关奉献的记载），即今越南中部及南部，也就是《后汉书》“南蛮”的西南部分。而“西南夷”指的却是诃罗陁国、呵罗单国（治闍婆洲）、媻皇国、媻达国、闍婆婆达国、师子国、天竺迦毗黎国等今印度尼思亚及南亚诸国，后面附有“佛道”，记载佛教及佛僧之事。“东夷”就是现在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日本，这个范围以后也基本一致，并与本文讨论没有直接关系，之后不提。而该传中的“蛮”所指的是荆、雍州蛮与豫州蛮，相当于今安徽西部、湖南及四川东部，其地理范围与《后汉书》“南蛮”的东部基本一致。
《南齐书》有《蛮、东南夷传》。虽然它叫“东南夷”，实质上要分开为“东、南夷”，这点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有些相似。关于“蛮”，它云“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其范围与《宋书》基本一致。“南夷”也只提到林邑与扶南，但关于扶南的记载比《宋书》充实得多。它不再提到海上与南亚诸国，结果“西南夷”的称呼就消失了。
从这两本南朝正史可以看到，当时南朝人要作“蛮”传，可能是因为东晋以后中原的汉人大量地南渡，在华南地区与当地山区、半山区的居民接触的机会大为增加，结果这些山地民对南朝人的重要性也上升了。而且这些“蛮”的分布区域就是南朝与北朝接壤之地，南北两朝的势力范围不断变化，此地的居民也不会向某一方完全臣服，由此他们被两朝看作为了“蛮”。而在这些正史中并没有以“南蛮”来指东南亚诸国的用法，这点上南朝正史没有继承《后汉书》。他们要把“蛮”所指的范围明确化，不能把华南山地民与中南半岛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笼统地叫作“南蛮”了，因此重新用“南夷”“西南夷”来称呼后者。而之所以对东南亚、南亚诸国用上“南夷”“西南夷”，是因为这些正史恰好对本来之“西南夷”没有作列传。
关于这两本正史没有对西南地区居民作列传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在西南（“南中”）当地居民与汉人移民的接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经过魏晋已有的一段历史，宋齐两朝在南中设有宁州及各郡，名义上已经不是“徼外”，当地土著民也逐渐汉化，成为大姓属下的“部曲”，已经不好用“西南夷”来概括这些地区的居民，由此把“西南夷”之名义推到印尼南亚去了。当然，实际上这两朝对宁州的统治大部分只为“遥领”，也可以说没什么具体统治成果也没什么材料写出作列传。
其次，《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有“蛮”及“獠”传。其“蛮”所指范围虽稍微偏北方，与南朝正史基本一致而。他们被看作为“蛮”的原因也如上。而“獠”所指是在“蛮”之西及西南，其分布范围与过去“西南夷”的一部分重复。《魏书·獠传》云：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7]
此“獠”字，《后汉书》以来都有用例，当时的用法只限于“夷獠”“蛮獠”等普通名词。从《三国志》开始有“永昌郡夷獠”[8]等用法，《南齐书·州郡志》益州有“东宕渠獠郡”“越嶲獠郡”“沈黎獠郡”“甘松獠郡”“始平獠郡”等地名，不过在“四夷传”中做一个标题来记载，是从《魏书》开始的。
“獠”之称呼的出现亦与上文所提的南中社会有关。前三史所说的“西南夷”是以“君长以什数”的坝区农耕民族为主，后来以“南中大姓”与“夷帅”为中心形成南中社会时，夷人（有一部分作为“大姓”的部曲、另一部分为“夷帅”及其属下的部曲）参加其形成。当时正史以及《华阳国志·南中志》等文献中常见“汉夷”“晋汉”“夷汉部曲”等表现，可见这些夷人虽然并未完全“汉化”，有时还反抗“汉民”，但总体来说他们已经成为南中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除了这些“夷人”以外，西南地区还有许多非汉民族居住在半山区、山区。“夷人”与汉人形成一个社会后，要共同对付这些外人，这就是史上所说的“獠”。
初，蜀土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馀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9]
这虽然是唐代成书的《晋书》之文，“初，蜀土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刚好反映魏晋以后西南社会才与“獠”人开始接触并发生矛盾。而到六朝后期，尤其是经过“侯景之乱”及其后的混乱以后，北朝（西魏—北周）从南朝夺取西南地区，他们就开始直接面临这些“獠”人了。南北朝时期的正史中只有《魏书》及后来唐初编的《周书》对“獠”作列传，这也应当表示当时北朝人对付“獠”人的重要性与困难。”
三、“四夷传”与“南蛮”（隋唐）
隋文帝恢复海内一统，后来由唐朝继承，在新的统一王朝下，中原人对其周围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当时所编的正史“四夷传”也应当受到其影响。南北朝后期（梁、陈、北齐、北周）及隋朝的正史均为在唐太宗时期所编撰。其中《陈书》《北齐书》缺乏四夷传；《周书·异域传》中有“蛮”和“獠”的条目，其总论之论述及区域范围均与《魏书》一致，后面记述西魏末年以后的事件。而相较而言，《梁书》以及《隋书》比较特殊和重要，以下分别检讨。
《梁书》有《诸夷传》（卷五十四），该卷分为三部分：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其中字数最多的是海南诸国。“东夷”所知范围与上述不变。“西北诸戎”所列举的国名比海南诸国还多，不过每一国的记载很简单，分量不到“海南诸国”之一半。而“海南诸国”列举九国（林邑国、扶南国、盘盘国、丹丹国、干陁利国、狼牙脩国、婆利国、中天竺国、师子国），其地理范围与《宋书·夷蛮传》中的“西南夷”基本相同，关于林邑国、扶南国的记载也有一些重复，但其他诸国的记载多为初出，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东南亚史的重要史料。东南亚、南亚方面在梁朝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按照《诸夷传》整体的构成，“海南诸国”应该是继承了《宋书》之“西南夷”及《南齐书》之“南夷”，由于此诸国均由海路向梁朝遣使“南”字前添加“海”字，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为何要以“夷”换成“国”？当然，由于该传中主要记载的是有关这些海南诸势力用“某国”的名义向梁朝奉表贡献的内容，这里用“国”表达较自然，这应该是一个原因。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唐代编撰的几本正史中均不用“夷”字在南方及西南民族上。这点笔者在后文中再检讨。
《隋书》在历代正史中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该书为隋朝二十几年的断代史，但其中的《志》是为了总结唐太宗时编撰的五史而作的，又名《五代史志》，而在“四夷传”的建构上，它却创造了新一代的特色。它将关于边疆民族、徼外政权的列传分为四卷，即《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北狄传》。虽然本文从开头就用“四夷传”之语，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四夷传”是从本书才开始的。而其名称除《西域传》外，其他均与《礼记·王制》所云志“五方”一致，它用《王制》的框架来重新整理中原王朝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意图非常明显。
此四篇列传中，《东夷传》《北狄传》的卷首没有总论。《西域传》开头云：
汉氏初开西域，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护以抚纳之。……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馀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10]
这似乎表明它称《西域传》而不用《王制》之“西戎”的原因。而《南蛮传》卷首总论云：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馀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录，四国而已。[11]
表示蜒、獽、俚、獠、㐌等族群均尝属于“南蛮”，即上古“百越”之类。而“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就是说后来他们都成为郡县之民，已不在“南蛮”之列了。此文刚好说明该书《南蛮传》未涉及分布于华南、西南的“蛮”“獠”的理由，而这种提法也基本上与笔者在上文论述的东汉以后有关（云贵高原的）“西南夷”之原因相同。《南蛮传》在篇末还云：
史臣曰：礼云：“南方曰蛮，有不火食者矣。”书称：“蛮夷猾夏。”诗曰：“蠢尔蛮荆。”种类实繁，代为纷梗。……[12]
这里撰者直接引用《礼记》等经典来主张“南蛮”这个分类框架的正当性。其实这种论述在《隋书》的“四夷传”中只在《南蛮传》才看到，其他三篇列传均无类似记载。之所以需要在篇首与篇末两次强调其分类有历史依据，是因为东南西北四夷的概念中，“南蛮”为当时最不成熟、不惯用的一种。如上所述，南北朝时期“蛮”主要是指华中、华南内陆的非汉居民而言的，此时开始用“南蛮”指东南亚、南亚诸国，那么以前的用法要取消了。同时用“南夷”来指东南亚、南亚诸国的用法也一样取消，于是所谓“四夷”中夷字只保留在“东夷”上。而这些改变并不是由时间经过而自然发生的，而是由唐初编撰正史过程中有意作出来的。需要这些改变的原因在史册中没有明确记载，目前作者怀疑此与南北朝时北朝人称南朝人为“岛夷”有关。这种用例在《魏书》中不少，例如卷97“岛夷桓玄”“岛夷刘裕”、卷98“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比比皆是。隋唐两朝恢复中国统一，虽然此两朝为北朝由来的，不过他们也不能忽视旧南朝出身之士人的感情，因此他们回避以“夷”字用来指中国南方区域或居民。
尽管如此，《后汉书》以后中断的用“南蛮”指代南方民族、南方诸国的用法在新的框架内复活了。《隋书·南蛮传》只列举林邑、赤土、真腊、婆利四国，但其篇首的总论及论赞均表明“南蛮”为南方诸国及南方民族的泛称。这个定义也不免会影响到以后修史中对南方、西南民族的看法。
众所周知，《晋书》为《隋书》成书之十年后才开始编撰的。卷97为《四夷传》，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标目下分别列举，共有十几国，很明显沿袭《隋书》的体例而作的，不能由此看作六朝时期已有这种分类法。而其《南蛮》只列举林邑、扶南两国，记载也很简单，对我们现在的讨论裨益之处不多。
《隋书》奠定的“四夷传”之框架在唐宋时期修史中一直沿袭，例如801年（贞元十七年）成书的《通典》，其《边防》一共有十六卷，其中东夷二卷、南蛮二卷、西戎五卷、北狄七卷，完全是按照《隋书》的框架而作的。《通典·边防·南蛮》有上下两卷（卷187—188），《南蛮上》所列举的即是过去正史的“蛮”（江淮之间的蛮）、獠以及西南夷等地理范围内上古以来兴衰的诸族群，而《南蛮下》所收录的是岭南、海南以及东南亚、南亚的历代诸国、族群。虽然《隋书》已揭示“四夷传”的框架，在各个列传所列举的诸国、族群不一定很多，如在《南蛮传》却只列四国，而《通典·边防》将历代正史中有关四夷诸族的记载汇合，再加上唐代前期在各个地区活动的族群的记载，让我们容易了解唐代人对“四夷”地理范围所持的概念。
五代后晋时成书的《旧唐书》、北宋时成书的《新唐书》也仍然继承了“四夷传”的架构。但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列传外，对唐朝极为重要战略意义的一些民族政权另作列传，如《旧唐书》有突厥传（上下两卷）、回纥传、吐蕃传（上下）；《新唐书》亦有突厥、吐蕃、回鹘传（各有上下）及沙陀传，可见这些北方、西北民族政权对唐朝历史的重要性以及五代、北宋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
南方民族方面，《旧唐书》卷197标目为《南蛮·西南蛮传》，这是历代正史标目中第一个“西南蛮”的用例。其包括东谢蛮、西赵蛮、牂牁蛮、南平獠、东女国、南诏蛮、骠国，就是云贵高原及由陆路到达的中南半岛北部的族群与政权，其地理范围包括过去“西南夷”以及“獠”“蛮”之一部分。《新唐书》卷222为《南蛮传》，有上中下三卷，上卷及中卷的大部分为南诏传，中卷末尾附有关于南诏统一云南以前的“八诏”的记载；下卷载有东南亚诸国及（除南诏而外的）西南诸族群。而《新唐书·南蛮传》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地沿用《蛮书》（亦叫《云南志》）之文，该书撰者樊绰在唐咸通年间作为安南经略使蔡袭之幕僚在交州收集当时与唐朝交战的南诏国的信息，而且他编本书时也沿袭贞元年间奉使至云南的袁滋所撰之《云南记》，其史料价值极高。《新唐书》只称《南蛮传》而不再提“西南蛮”，一是因为该传上中两卷为南诏传（西南蛮）而下卷的前半记载东南亚诸国（南蛮），后半又记载西南各族群，已经不好分开为“南蛮”与“西南蛮”两部分；二是因为当时南诏政权也自己以“南国”“南蛮”自认，樊绰《蛮书》现行本卷9、卷10分别标为“南蛮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766年立于其国都的《南诏德化碑》中亦云“赞普钟南国大诏”[13]，可见南诏蒙氏自称“南”而不称“西南”。
从新旧《唐书》中，我们看到北宋人对“四夷”的看法基本继承唐代，不过他们在编撰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时，未能单纯地沿用此概念。由于当时中国分裂割据，五代各朝除了对付北方契丹辽朝以外，无暇顾及其他周围政权、民族，这种情况不会不影响到当时各朝保留的历史纪事，从而后就来编撰《五代史》的内容。
《旧五代史》有《外国列传》两卷，放在记述“十国”的《世袭列传》《僭伪列传》之后。此为历代正史中第一次以“外国”为篇名的用例。不过因为现行本《旧五代史》为清代的辑本，北宋初编撰该书时是否已用“外国”之语，我们不得而知。其《外国列传一》专门记述契丹，而《外国列传二》载有吐蕃、回鹘、高丽、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罗、党项、昆明部落、于阗、占城、牂牁蛮，其中吐蕃与回鹘较详，其次为高丽、党项，其他都仅仅几句而已。
《新五代史》对四夷不作列传，称之为《四夷附录》。尽管此表明撰者欧阳修的极端的华夷观，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他的这种观点并不算异端。可以说，《旧五代史》中“外国传”的提法更不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四夷附录》有三卷，其一二为契丹，其三载有奚、吐浑、达靼、党项、突厥、吐蕃、回鹘、于阗、高丽、渤海、新罗、黑水靺鞨、南诏蛮、牂牁、昆明、占城。“南诏蛮”记载唐末南诏求公主事及后唐时几次遣使招抚南诏事，后者怀疑只到今四川凉山地区而并未到达真正的云南。在《四夷附录三》的篇末欧阳氏云：
五代，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14]
这却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五代各朝所控制力始终未到达华南与西南地区，“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也是理所当然的。
四、“外国传”与“西南诸夷”（宋元）
虽然《旧五代史》已有“外国列传”（笔者还怀疑其原书称其为“外国”），但这不过是代替“四夷传”“蛮夷传”的篇名而已。而《宋史》已有《外国传》，同时也有《蛮夷传》，对周围世界，尤其对西南地区的诸族群又有了新的认识方式。
我们先通观《宋史·外国传》的整体构成：该书《外国传》共有八卷，外国一、二为夏国（西夏），三为高丽，四为交趾、大理。外国五为占城、真腊、蒲甘、邈黎、三佛齐、阇婆、勃泥、注辇、丹眉流，外国六为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层檀、龟兹、沙州、拂菻，外国七为流求国、定安国、渤海国、日本国以及党项，外国八为吐蕃。如上所述，隋唐正史“四夷传”按照地理方位整然列举周围诸国、族群。与此相比，《宋史·外国传》中各国的排列顺序似乎没有规律，不过仔细看，外国一至四可能是以各国对宋朝外交的重要性排列的，而五至八还是按照地理方向，五为南、六为西、七为东、八为西北（外国七中的党项应收载于八，可能由于篇幅问题）。
其次，《蛮夷传》共有四卷，蛮夷一、二为“西南溪洞诸蛮”地理范围大概今湖南及四川、贵州、广西各省区的东部。蛮夷三为“抚水州、广源州、黎洞、环洲”即今广西西部与越南接壤之地，以及海南岛的诸族群。蛮夷四为“西南诸夷”，即四川南部、西部的诸族群。南北朝以来被抛弃且从未使用的“西南夷”此时又复活了。
有趣的是，《蛮夷传》收载的“诸蛮”均集中于中国西南，而这并不是单纯地、偶然地集中，如果将《外国传》中的大理国、交趾及《蛮夷传》中的诸蛮一起考虑的话，我们在《宋史》描述的中国西南中能看出如下三层结构：
西南溪洞诸蛮（徼内之蛮）—西南诸夷（徼外之蛮）—大理国、交趾（外国）
“西南溪洞诸蛮”与“西南诸夷”有很多共同之处，有时难分。不同之处是，前者为分布在荆湖南北路、夔州路等地区的州县里的“蛮”，也就是宋朝所控制之范围内的族群。而后者为分布在其外面，宋朝与大理国、交趾接壤之地，亦称之为“徼外”诸蛮。《蛮夷传》三的广源州云：
自交趾蛮据有安南，而广源虽号邕管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15]
这也较好地反映了“徼外”诸蛮的状态。再者，《蛮夷传》四的黎州诸蛮云：
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山后两林蛮，在州南七日程；曰邛部川蛮，在州东南十二程；……曰大云南蛮，曰小云南蛮，即唐南诏，今名大理国，自有传。[16]
此处“大云南蛮”“小云南蛮”《宋史》认为是大理国，不过笔者怀疑此点，也会有成都府路南部与大理国交界地区的族群自称“小云南”等名称与宋朝人交往。[17]
宋朝对外关系的重点一直在北方是无疑的，但在西南，作为“汉唐旧疆”的云南、交趾在这个时期已形成独立政权，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对策也需要重构，而对此这些交接地区的诸族群也起了不少的作用。《宋史·外国传》及《蛮夷传》中的三层结构也恰好反映了宋代西南的这种情况。
附记：除了《宋史》以外，同时编撰的《金史》亦有《外国传》（因为它只包括西夏、高丽，本文不提讨论），而后来《明史》也有《外国传》，而其中间，明代所编的《元史》只有《外夷传》而不作《外国传》。从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上“外国”有什么意义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同时还要指出，历代正史中带有《外国传》的《宋史》《金史》《明史》仅为由非汉族政权时所修撰，这与其“外国”概念有无关系？
结语
本文讨论中国历代正史中的对南方民族，尤其是西南民族称呼的变迁，并通过其变迁窥看中原人对居住在西南地区诸族群的认识方式。秦汉时用的“西南夷”是从《史记》中的“南夷”与“西夷”之合称出发，经过《汉书》，到《后汉书》成为指示西南族群的统称。但《后汉书》成书的刘宋时在西南已经开始形成汉人移民及夷人共创的南中社会，“西南夷”之称不再使用，在南方“夷”之称呼逐渐移到“南夷”即中印半岛与南亚诸国，指示江淮之间及部分西南异族的“蛮”“獠”等称呼也在这个时期出现。隋唐时期对正史中的周围族群记述也有了较大改变，“四夷传”中的“南蛮”重新开始用于指示南方、西南诸国与族群，于是作为南方、西南族群的称呼“夷”字之用法一并消失。宋代修史基本沿用唐代对“四夷”的概念，唐代后期南诏蛮（南诏政权）也被称为“西南蛮”“南蛮”。元代编的《宋史》有《外国传》，而对西南地区亦有《蛮夷传》，表示当时西南与大理国、交趾交界地区复杂的情况。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也看到，这些称呼是随着时代和当时中原人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变的。曾经被叫为“西南夷”的族群有时变为“獠”，后来又变为“某某蛮”，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尽管本文中的讨论只涉及到一个地区族群的总称，但具体每一个族群的称呼也同样因为记录者或当时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容易改变。过去我们研究西南民族时比较注重于族源与族属的问题，但是如此纵观民族称呼的变迁，应该意识到只依靠史料中称呼去研究古代民族的局限性。
按，作者（日）林谦一郎为云南大学民族史博士、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准教授。原文原载于《青山依旧新松争春——纪念江应樑冥诞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2022年12月出版。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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