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早期翻译活动（1898—1912）
与晚清国族话语
摘要：本文将林纾的前期翻译活动置于时代社会、历史和文化话语场中进行考察。其早期翻译活动正处于1900年前后十年，是国家危机最深重之时，正值强国、强族等国家民族话语上演最热烈之际，也是翻译活动和文化出版活动最繁盛的时期。在此特别时期话语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林译中的政治目的更鲜明，话语策略更典型，影响也更大。
关键词：林纾；翻译；国家；民族；话语
20世纪前后10年，是中国民族危机最为严峻的时期。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更加剧了这种危机感。在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对“西学”需求变得更加迫切，翻译活动达到高蜂，正是梁启超谓之“译述之业特盛”时期。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翻译繁盛的直接推动力是政治社会改革的目的，是数国保种、解救民族危亡的迫切需要。这种需求首先反映在翻译的主题和选材上，那就是从洋务运动时的翻译西方格致之学转为强调翻译“政事之书”。政良维新领导人康有为于1895年成立“强学会”，后改立为“译书局”。将“译东西文书籍”作为第一宗旨，其中将政治法律各种学术之书作为首要宗旨。高凤谦在1897年5月于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发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强调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政事之书”的重要性，超过格致之学。该文后又为《集成报》等刊多方转载，后梁启超在《论译书》多次引述高氏此文中的观点。严复更是身体力行，凭着深厚的中西学养，翻译了一系列西方的政治社会名著，其大部分作品，也是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正是这一时期译介的，如《天演论》（1897年）、《群己权界论》（1989）、《群学肆言》（1902）、《社会通诠》（1903）等。
对民族危机的关注，引发了翻译包括革命史、独立史、变革史和亡国史等在内的外国历史传记等的热潮。阿英在《晚晴小说史》[1]将当时的翻译题材主要归为历史人物类、教育类和科学故事类三类，其中历史人物类最为繁盛。有最早宣扬民族革命的《美国独立战史》（1903）、《意大利独立战史》（1902）、《希腊独立史》（1902）、政治人物传记类的《林肯》（1902）、《华盛顿》（1902）、《拿破仑传记》（1902），以及和帝国主义、殖民地相关的论述，如《波兰衰亡史》（1902）、《俄罗斯蚕食亚洲史略》（1902）、《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2）、《帝国主义》（1903）等。（2009，189-190）马祖毅对1901年广智书局出版译作做了统计，其中以翻译“外国历史以为中国变法的居多”。（1998：371）西学的输入需要借助印刷媒体传播，1895-1905之间，正是报刊书局大量涌现之时。“甲午至庚子年间（1895-1900）译书之风大盛，各报馆翻译东西文报纸及书籍者约三十余家。”[2]
另一个需要考察的是在晚清文学系统中，对政治小说以及继后的“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的提倡。从政事历史之书转向译介小说，将小说看作“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重要工具”，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实用政治上的裨益”。只有回到其时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这种论述的合理性。改良维新失败后，依附清廷推动政治改良的尝试破产了，知识精英们纷纷将视角下移，认识到启迪民众才是振兴国家的关键所在。“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改良群治”，从政治斗争转为理论宣传。既然小说关乎世道人心，对人心有教化作用，于是转而提倡“新小说”和“小说新民”。强调文学必须“有用”，这与文学传统中的“文以载道”核心思想一以贯之。加之对传统小说价值的否定，“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所以，要促进中国政治之改良，自然就只能借助于翻译小说了。梁启超等道过一系列“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的宣言，从《译印政洽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关系》（1902）到1902年梁创办《新小说》，提倡以小说新民，启迪民众，将小说置于与论（公众）话语的中心，完成了从政治救国到小说救国的论述，使翻译小说突然身价百倍，直接影响和形成了晚清时期的翻译风气。
陈平原认为，“小说界革命”基于梁启超等人对于小说功用的认识，实有赖于某些并不确实的传闻“且闻欧、美、东瀛，其未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4]，以及对传统章回小说的估价。并指出“小说立国”说法的神话性质。但是，结合其时的历史背景，将之置于文化和政治社会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其神话和空想性质之下也有着合理的理据。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影响深远的“想象共同体”理论[5]，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二是报纸。在一个现在的时间里面，群体可以经过共同的想象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当人们阅读报纸和小说时，就会觉得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有共同的关注和日常生活，而这种共同的关注是由共同的时间来控制的，共同的社群也因此得以形成。这种抽象的想象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此外还有学者借鉴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来解释晚清小说和报刊对于国族想象形成的彤响，公共领域是哈用来解释现代性形成的关键概念。现代性在西方17、18世纪产生以后，西方的中产阶级社会构成了“公民社会”这个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的形成基本依靠的仍旧是印刷媒体——报纸和小说。而其中，小说更为重要，因为小说中的时空模式恰恰符合欧洲18、19世纪中产阶级的行为生活模式。乔森纳•卡勒在《文学理论》（1998）[6]中也认为文学（包括小说）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安德森强调小说对共同体形成的影响，哈贝马斯强调小说对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性，还是卡勒考察文学和国家政治的互动影响，都是强调文化活动与社会政洽的互动塑形。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救国”神话，固然有夸大空想的一面，但也有合理之处。
考察林纾早期几年的翻译活动，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林纾立志于“广译东西之书”，带着一种身份危机感和救国热情积极主动从事翻译活动，将翻译实践与启蒙话语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林纾的生活经历、其与精英知识分子、团体的交往、公开发表的译论，以及翻译题材和策略等方面。林纾翻译文本受到其时代公共领域话语场影响，是反映国族身份话语的典型文本。
林纾深受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浸染，对国家和社会怀有一种类似于儒家“士”的饱满热情。晚清士林中，林纾常常扮演着带“新党”色彩的激进人物角色。1884年，福州马尾港的中国军舰受到法国军舰袭击，死伤惨重。林纾闻讯，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马向钦差大臣左宗棠请愿，请求查办谎报军情的军务官员。甲午失利，《马关条约》签订后，林纾与福州同乡高凤歧、高风谦、魏易等交往。林纾“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于1897年印行的《闽中新乐府》中，林纾仿白居易讽喻诗，作成诗歌，提倡“女学”。“兴实业”和“愤念国仇”。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交车上书”之时，林纾与高氏兄弟等也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
林纾交往的知识分子精英团体，有严复、高氏兄弟、康有为、梁启超等主要的改良思想人物。1895—1901年间，林纾在杭州与杭州巡抚、清末教育家林启（1839--1900）、政治活跃人物林长民（1876？—1925）以及后来任职商务印书馆高层经理的高风池（1864-1950）和高凤谦（梦旦，1869—1936）等福建籍文人密切往来。林启和高氏兄弟合开了求是书院，将西学作为教学内容之一。林纾和魏易正是在求是书院相识，然后合作翻译《黑奴呼天录》（1901）[7]。两人还合作向上海杜亚泉主办的《普通学报》投稿。1901年3月林纾与学生林长民等人在杭州创办《译林》月刊，分为经济、世界历史、社会和自然科学栏目。此外，林纾与严复渊源颇深，两人志同道合，相敬相惜。严复受命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后，即聘林氏副之。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期间，林纾与魏易于1903年和1904年合译出版了《民种学》以及三部战争史略，实现了他翻译史略政书的计划。这些翻译题材和书目选取等可能是严、林二氏互相影响之结果。
林纾早在庚子冬至（1900年12月）为《译林》所写的序“《译林》叙”[8]中，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顾译书之难，余知之最深。昔巴黎有汪勒谛者，在天主教汹涌之日，立说辟之，其书凡数十卷，多以小说启发民智。”这篇序言标志着林纾自觉地将翻译实践与启蒙话语联系在一起。林纾在序中表明了启蒙（“开民智”）、教育（“学堂”）、译书与小说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1898）倡议的影响。林纾将小说翻译实践与启蒙联系起来，从而为自己的翻译行为取得合法性，进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此外，“《译林》叙”发表之时，正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廷西逃之际。在这篇被阿英称作“实为翻译界之重要文献”的序文中，林纾还抒发了昔日帝国之士面对国家危亡之局的强烈情感（sentiment）和激越的呼声：“呜呼！今日神京不宁，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燃之。”“《译林》叙”清楚表明，自1900始林纾是出于救国之至情自觉主动地从事翻译西方小说史略等，把翻译当作政治救国的实业从事之。
1901年出版的《黑奴呼天录》以及次年出版的《伊索寓言》，正是在“开民智”和“导燃”之呼声最为急切和饱满时出版的。如《黑》跋中所言，“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黑奴呼天录》成书于国家民族危局之际，直接论及华工在南、北美洲所遭遇的虐待。译本诸多的改写和操纵，使得译本的主旨不在于抒写黑种之悲，而在于为“黄种一号”，为“爱国保种之一助”。在该书的结尾，林纾和魏易借“哲而治”的声音，加入了自己的渴望，展开了高昂的国族想象：“良欲合群共命……结团体以成完国，俾吾子孙蕃育长养，不更受禁于白人足下。须知有国之人与无国者，其人民苦乐之况，何啻霄壤。吾今回念同种之羁绊于美洲，禽押兽侮，无可致力，脱吾能立一国度，然后可以公法公理，向众论申，不至坐听白人夷买吾种。唯公法公理，有国者方有其权，无国之民，匪特理法都无，纵复哀之，弥肆其毒……”。“合群”、“有国”、“无国”“保种”、“同种”、“公法”、“公理”、“全球体系”，这些概念组成了20世纪之交国家民族话语关键字。次年，林纾与严复的侄子严璩及严君潜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伊索寓言》的译本中，译者在大多数故事中加入自己的评述性的话语时，以连接评语与故事的“正文”。借用故事，向读者介绍并诠释晚清西学与维新派思想的重要概念与“关键字汇”。此外，这两部译作还因为广受欢迎，被改写为教科书的形式。《黑奴吁天录》白话翻译版本《黑奴传》被列入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伊索寓言》被列入包括《最新国文教科书》等图书在内的“学堂所用教科书”之列。
1903—1904年间，林纾与魏易任职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时，合译出版了一部社会人类学作品《民种学》以及三部战争史略。显然这些题材的选取都是和强国保种的目的相联系。在为《利瑟战血余腥录》[9]写的译序（1904）中，林纾希望这本译作能让国人“用代兵书读之”。因为这本书中记叙了不少行军作战的实例。《滑铁卢战血余腥记》序（1904）[10]中，译者有感于法人“人人咸知国耻”，故能因结战斗，终将侵略者英与普俄联军赶出法京，”知国耻，则国终不能亡。”在《民种学》序言（1903）中，译者希望“读是书者知西人殖民之心不能一日置乎震旦，吾领严鉴其鞭笞他种恣为忭笑之故用，自惕厉则，蒙译是书之意为不负矣。”[11]
林纾和魏易在1904年翻译了首部哈葛德作品——《埃司兰情侠传》。[12]此后从1905年始，林纾翻译了大量哈葛德的作品。1905推出的9部译作中，除《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及《鲁滨逊漂流记》之外，哈葛德作品占了7部。林纾翻译哈葛德作品一直广受诟病。因为这些作品大多属于冒险言情之作，文学价值并不太高。但是哈葛德的作品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也是广受欢迎的，这些传奇小说中的诸多尚武冒险的年轻白人英雄形象和英国帝国主义和殖民史的扩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林纾本人可能也担心会受到诟病，在这些作品的序言中，他反复强调这种尚武冒险精神。《埃司兰情侠传》（1904）序言中，林纾对中西国民性做了比较，西人“重私辱而急国仇”，而中国“累千数百年的阴柔，老惫不能任兵，不能为国民捍外侮”。所以“余之取而译之，亦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种人之衰惫，而自厉于勇敢而已”。他担心读者把
按：作者王卫平，文学博士，英国约克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实践多年。在《外国文学》等核心期刊发表翻译学和文学研究论文十多篇，并出版翻译教材两部。原文载《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6年第1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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