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遗珍：北师大回校展考析

                  苏超

  有学者将陈垣民国时期的交游网络分成政界人士、教育和学术界人士、思辨社、同乡圈、弟子圈、基督宗教界等。通过这次展览，可以直观感受到，陈垣的朋友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写信时间从1917年到1963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这数百封书信，内容有公有私，涉及学术问题、教育界人事变动等，这批通信将民国初年学者间思想交流碰撞，积极进行学术讨论的盛景再现，同时借陈垣与他人互动，我们可以窥见近现代政治、文化、学术、教育事业的发展脉络。堪称“民国时期，中国学界的一次笔墨盛会”，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收藏意义。

  陈垣在中国医学史、元史、宗教史、年代学、史源学、避讳学、历史文献学及中西交通史等诸多领域，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民国六年）撰写完成首部史学论作《元也里可温考》，大获赞誉，标志着他成功由政转学。

  一方面，陈垣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七十余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教授及校长，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
  另一方面，陈垣先生育人无数，门下弟子譬如启功、柴德赓、余嘉锡、刘乃和、台静农、谢国桢等人，都成了著名的学者。

  以下呈现的是陈垣先生在民国及新中国时期与亲朋好友，教育界同仁之间互通书信的书札一览，从中可窥见陈垣与学界诸仁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陈垣对教育知识界所作出的贡献。

 王国维（1877～1927）致陈垣有关唐代写经《摩尼教下部赞》和《花间集》相关的重要论学信札 二通  1925年、1926年

   一为王国维抄录伦敦博物馆所藏唐写残卷中摩尼教经赞目，并指出卷中内容可与矢吹庆辉著《敦煌出佛书解题》、何乔新著《闽书》互相参照，系为陈垣研究摩尼教及中西交通史提供材料而作。

   在信中，王国维详细罗列摩尼教残经的章节和作者，据比对，此卷当即为《摩尼教下部赞》。是以此信不会早于1926年，且此卷在陈垣著《摩尼教入中国考》时未曾引用。

   二为王国维晚年有关《花间集》及李洵考证的重要论学信札。据《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垣覆函署民国十四年二月廿日，则此函当作于稍前，约为1925年2月中上旬。

   信件当系对陈垣请教李洵事迹的回信。在信中，王国维罗列《花间集》《鉴戒录》《茅亭客话》《碧鸡漫志》中李洵相关条目，指出李氏“词有专集，且至南宋初尚存”。

   王国维尝谓李珣“《琼瑶集》见于宋人所记，当为词人专集之始”，与此信相合，可见其对李珣的持续关注和重视。

           胡  适（1891～1962）致陈垣有关治学论学的重要信札三通

                     1924年、1925年、1947年

    其一为胡适论宋代摩尼教考证的长信，系为陈垣研究提供旁证和补正材料而作，时在1924年6月3日，系见载的二人最早通信，出版著录于诸多胡适、陈垣文集。

    阅读黄震《黄氏日抄》时，胡适“在第八十六卷上发现一篇《崇寿宫记》，乃是为摩尼教的道士张希声作的”，有重要参考意义。胡适遂逐条引述其中字句，指出可补完陈垣某方面之研究，可见胡适读陈垣著作之用心。

    该信写作之时，适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之际。陈垣此时始担任敦煌经籍辑存会采访部长，完成《敦煌劫余录》初稿及《道家金石略》草稿，并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清点宫廷文物。

    胡适是刊载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的杂志《国学季刊》的主任编辑。

         叶恭绰（1889～1968）致陈垣有关粤中教育现状及文献补遗的信札 二通三页

   此为叶恭绰抗战以来信札二通，围绕兴学、刊行著述而作，谈到广东省教育现状，陈垣《释氏疑年录》，叶恭绰编《五代文》《广东丛书》的计划，兼及叶恭绰个人近况和陈乐素。

   其中一通或作于1943年，系市场所见二人最长通信。信围绕叶恭绰个人近况，叶氏五代十国文编纂事及陈垣著作《释氏疑年录》展开。

   另一信谈到请陈垣回广东振兴家乡教育，以及叶恭绰欲将《茆溪禅师语录》编入《广东丛书》三集，曾请陈垣为《广东省志》作发凡起例。

启 功（1912~2005）致陈垣有关吴历研究及张效彬、吴湖帆的最早年长信 一通四页1937年4月24日作

  此为启功有关吴历研究及吴湖帆、张效彬的长信，系为陈垣编撰《吴渔山先生年谱》提供材料而作，是所见最早的启功致陈垣信札。

   信件当分两天写成，即启功先完成一通三页，于次晨收到陈垣信札后再覆一页，即信件当作于1937年4月24、25日。

   启功在信中所抄录吴历两段题款后收入《年谱》康熙九年、十三年条中。陈垣于1937年4 月27日致启功回信中对此事作出回复。他表示“吴藏，上海天绘阁有影印本，已见。张藏，诗与《石渠宝笈》轴同，今采入《谱》中呈正。”

   所及“伪物”，当系题为“仿李营邱”之吴渔山画册。启功撰写纪念吴渔山文章时，搜集许多吴氏书迹影印本。见此画，觉水平不坏，便呈老师陈垣。陈垣直截了当地点出该画系伪物。启功追问后，方知系因“邱”字暴露伪迹。1937年2月23日陈垣致启功回信中谈“中华影印之山水册”赝作时，曾言“此与营丘之作营邱同一破绽”。

  民国时期，没有足够学历的启功先生三进三出辅仁大学，全靠陈垣的慧眼识珠。而他终身笔墨问学，勤耕不辍，暮年之际仍然“尚争一息上竿头”，不断有学术新篇问世，也是对恩师陈垣最好的回应。陈垣先生与后辈们的交流，也在本次展览中有丰富的史料呈献。

  1980年，在陈垣诞辰百年之际，启功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追忆恩师，开篇写道：“在今天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可知陈垣的教学方法、教育理念、“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一指的 批评和一字的考证”以及对书法文字的高要求对启功的教学与学问钻研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

        马相伯（1840~1939）致陈垣有关论学、书籍出版等重要信札 四通

                    1919年、1920年、1929年、1934年

   其一为马相伯论《铎言》及陈垣《重刊铎书序》的书札，时在1919年3月1日，见载于诸多马相伯、陈垣相关文集。

   所及《铎言》，指《铎书》第二版。《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载，1919年2月，“《重刊铎书序》登载在《青年进步》第20册上”，3月1日，又载“马相伯来函”并录此函文。

  陈垣弃医从文，踏上史学的研究绕不开两个对他影响深远的忘年之交：马相伯和英敛之。中国天主教界素有“南马(相伯) 北英(敛之)”之说，两人是天主教在华领袖，心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曾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教廷在华创办大学，建设中国高等教育。陈垣与马相伯相交，当在民国初年，那时，马相伯为江苏省议员，陈垣为广东省议员，马还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等职，每逢国会开会，循例由最年长的议员宣布开会，马每荣膺担任斯职，故他们在此时开始相识，后来一直保持联系，切磋技艺。

           冯友兰（1895~1990）致陈垣有关辅仁大学信札 二通

                                           1937年

   其一为冯友兰有关辅仁大学中国哲学功课教授职位的信札，提及容肇祖、黄建中，花笺，见载于陈垣、冯友兰相关文集。

   所及容元胎即容肇祖。据信言，其时容肇祖正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哲学，而下学年将到北大任职。

   其时，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冯友兰则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并在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

   为补容肇祖去北大的空缺，冯氏乃作此信，向陈垣推荐曾任教部高教司司长的黄建中担任辅仁中国哲学教授一职，并盛赞其“对于中国哲学造诣甚深，想在洞鉴中”。据查，此后黄建中其人并未在辅仁任职，而是于此年底再度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辅大哲学课一门由容肇祖继续担任。

     刘文典（1889—1958）致陈垣有关胡适及陈著《元典章校补释例》罕见信札一通

                                         1934年11月

   此为刘文典受赠陈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所作覆信，谈到胡适及其为该书所作序言，是非常少见的刘氏亲笔书札，见载于《陈垣来往书信集》等著作。

    在信中，刘文典极表对胡适序文、陈垣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的倾佩之情，直接将序文及该书作为自身校勘学讲座的参考书。刘氏深佩陈垣“校订古籍之精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以至《元典章校补释例》不仅是“研讨元代典章制度者”的指南针，又堪为“专攻版本校勘之学者”效法。读后“收益多矣。”

   时在1934年11月18日，刘文典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在北大兼课，“主北大、清华两大学校勘学讲座”，陈垣则为辅仁大学校长。

   刘氏于同一天致书胡适，感谢胡适赠书并表达对胡适“校勘古籍方法之卓识”的钦佩从中可知《元典章校补释例》係由胡适持赠。

  北京作为当时文化、政治中心，汇集全国众多顶尖学者，如蔡元培、胡适、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北大等高校为核心的学术圈层。他们所共同创造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成果，使得后人对民国时期的学术是这样评价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子学、魏晋玄学以来最典型的社会转型、学术兴盛的第三个时期，是古今中西学术相互渗透、调适、融合、创新的重要时期，号称“新学”。

  早在1985年8月，陈垣孙子陈智超先生所写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初版）前言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它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近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史学，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

援老的史学活动，即使从一九一七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算起，也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在这五十年中，他结识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同时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交往。他们当中，有的端庄，有的诙谐，有的严谨，有的奔放。这些信件不但反映了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情况，把它合起来，就是这半个世纪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侧面。”

  如今看来，陈智超所完成的这一看似平淡而繁琐的工作，为后人研究民国时期学界提供了很多有迹可循的佐证。

  在初版前言中，陈智超也叙述了这批珍贵书信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原委：
  “援老是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郁郁而逝的。他去世以后，我们家属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全部四万余册图书、四万元稿费，以及他收藏的文物，甚至他自己的四十余枚印章，全部交公。只有他遗留下的许多杂乱无章的遗稿遗件，在当时XX领导人的眼中是无用之物，才得以收藏，但勒令我们在一周内必须将全部房屋腾空。我们自己的家又非常狭窄，为了保存这些遗稿遗件，真是费了不少力气，几经搬迁，最后还是免不了遭到天灾人祸。所幸损失不多，大部完好。”

  从信札的文字中我们可知，在那个战争频发、物质条件普遍匮乏的年代，坚持研究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学者，所面对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甚至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即便如此，依然有人一直在坚持。

文章转自“晋風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