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西南地区的调查及文献研究
摘要：日本明治维新以降，随着“大陆政策”的提出，对外殖民扩张之野心 日甚。为此，日本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长期的、有组织的调查。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亦在此调查之列，相关调查成果未在少数，且对云贵川三省的相关调查常跨区域、跨民族进行，形成涉及西南地区整体调查。有鉴于此，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对云贵川三省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这一时期日本西南调查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梳理，并就个人及相关机构西南调查的内容进行揭示，明晰晚清民国时期日本西南调查的侵略 实质，同时为相关学者西南地区研究提供他者视阈下的参考及历史文献资料。
关键词：近代；日本；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活动；史料编译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经此“黑船事件”，日本很快开国，以西方为效仿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明治维新”。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一方面努力捍卫本国的文化独特性，转向“和魂洋材”的发展模式，这刺激了日本的世界潮流和亚洲意识 [1]， 迫切想要对亚洲乃至世界进行调查研究。而实际上，早在清末民初，日本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就深入到中国内陆及边疆地区，从事形形色色的调查及其他活动，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见闻游记等文献资料[2]。西南地区虽地处中国内陆，却亦在日本相关调查之列。
尽管西南所指的范围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语境下存在着差异，但云南全省及四川和贵州邻近云南的部分始终是从未被排除的范围[3]。日本所谓 “西南调查”也多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紧密相关，围绕三省范围进行，且由 于不可跨越的地理和民族因素，日本对于云贵川三省的相关调查常跨区域、跨民族进行，形成西南地区的整体调查。因此，本文所论西南地区范围主要是以云南、贵州、四川（晚清民国时重庆属于四川省，在此不作单独讨论）三省为主的地区范围。
日本对于西南地区的调查及形成的文献资料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 焦点之一。车辚对清末民初在云南游历和工作的外国人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阐 释[4]；杨志强、罗婷聚焦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20世纪初对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学的调查，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5]。李彬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为研究范例，对清末民初日本对川渝地区的调查内容进行梳理，并指出日本川渝地区调查的现实意义[6]。纵览国内学者的既往研究，多以某一机构、某一文献资料、某一学者或某一省份的单一视角进行切入分析，鲜有区域整体视角下的研究及调查机构的总体梳理。有鉴于此，本文以晚清民国为时间节点，以日本对西南地区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这一时期日本西南调查的个人及机构进行梳 理，并对相关调查内容进行分析阐释。
一、近代日本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调查活动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NDLONLINE），在上述数据库中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检索关键词，以1945年（不含1945年）以前为检索时间节点进行模糊检索，检索题目及内容中包含关键词的数据。对于所得数据进行人工整理和筛选，删除重复及与本文所研究内容无关的数据，最终获得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关于西南地区调查的数据 2147条，其中云南省1007条、贵州省238条、四川省902条，本文主要以这2147 条数据展开论述。虽然也不能排除尚有未录入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关于西南地区调查文献资料的可能，但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数据库，上述数据库所保存的调查文献资料数量之多、完整度之高在日本确实首屈一指，从其中所收录的数据亦能管窥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对中国西南地区调查研究之貌相。
（二）日本西南地区调查数量年度变化
如图1所示，日本对于西南地区的相关调查从186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期间虽连续有数年未有涉及西南地区的调查，但就总体而言，自1868年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相关调查以来，调查数量和时间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相关调查数量逐年增加。以1937年为时间节点，1937年以前，调查数量的增加幅度较为平缓，调查数量最多时也不过43件次。但1937年后，日本对西南地区相关调查的数量数倍增加，年均调查数量在144件次左右，并且在1940年（232件次）和1943年（293件次）达到峰值。而造成这种数量变化趋势的原因主要与日本对外侵略局势的变化相关联。日本自“大陆政策”提出以来便有计划性地开展对华调查研究，但是由于西南地区交通不便、环境闭塞，相关调查研究还较为有限，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全面展开，日本开始加紧相关对华调查研究，以服务于战争需要。1937年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地区成为全国抗战大后方，云贵川三省的战略地位大幅提升，特别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日本急需完成对中国的全面侵占，以驰援太平洋战场，因而这一时期对于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的相关调查研究数量剧增。
就云贵川三省具体而言，日本对云南省的调查始于1868年，结束于1945年，是三省中开始调查时间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的，这主要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有关。云南地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神秘的宗教习俗，在近代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商人、科学家等喜欢游历、探险、传教的地区[7]。日本虽然1915年才正式在云南省开设领事馆，但是通过翻译西方学者对云南省调查研究的文献资料，实际上日本对云南省的调查研究从1868年就已经开始了。相较之下，对于四川省的调查始于1870年，结束于1944年，对于贵州省的调查始于1876年，结束于1944 年，地区间调查时间差异明显。
图1 日本西南地区调查年度数量变化趋势图
（三）日本涉西南地区调查机构简述
甲午战争以后，古诗、汉文中的中国形象已经无法满足日本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为探知并把握现实中国，日本官员、学者、浪人、商人、军人竞相做禹域调查[8]，虽然早期的调查大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东北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大陆要冲地带[9]，但是对于地处偏远的西南地区也有一 定规模的涉及。此外，早期日本对西南地区的调查研究主要以个人行为为主，并且调查规模相对有限。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启，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加紧搜集周边国家情报，为日后的殖民扩张做准备[10]。受此影响，日本官方和民间开始大量设立调查机构，对周边国家进行具有规模化、组织化的调查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在1868年至1945年的77年间，日本涉及西南地区相关调查研究的机构共有200余所，这其中既有诸如参谋本部、海军省、陆军省等军方机构，也有诸如大藏省、外务省、农商物省等政府机构。此外还有诸如东亚同文书院、东洋协会、日本国际协会、外交时报社、读卖新闻社等一批民间创办的机构和出版社。这些民间创办的机构和出版社虽然不直接隶属日本军方或政府管辖，但是其日常运营及出外调查等活动或多或少都受到军方和政府的资金支持，并且相关调查形成的文献资料多直接呈报军方和政府，以供军方和政府行动决策参考之用。换言之，这一时期日本的调查机构虽然性质各有不同，但是其行为的最终目的趋同，均服务于日本对外殖民扩张的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晚清民国时期日本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的机构数量多达200 余所，表1列举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主要机构情况。总体来看，虽然相关调查机构数量众多，但是机构间调查数量差异明显，其中，参谋本部涉及西南地区调查数量最多，高达374件次，年均11件次，调查范围遍及贵州、四川、云南三省，调查内容以地图盗绘活动为主。大藏省、外务省对西南地区调查的数量仅次于参谋本部，分别为156件次和108件次。而参谋本部、大藏省、外务省三所机构作为涉及西南地区调查数量逾百的主要机构，相关调查数量总计达到638 件次，占这一时期日本西南调查总量的约30%，可谓之为晚清民国时期日本西南地区调查的主力机构。此外，在表1所列主要机构中，大藏省对西南地区调查的时间跨度最长，达到57年，调查内容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社会时政报道为主。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和东方通信社调查时间跨度虽然是相关机构中最短的，仅有2年，但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在2年时间内的相关调查数量达到 78件次，年均39件次，调查频率为相关机构中最高。就调查涉及内容而言，晚清民国时期日本西南调查内容涉及地图盗绘、少数民族、社会时政、贸易情况、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农业经济、战事报道等领域，不同机构间的调查涉及领域虽有重合却又各有侧重。
表1 日本涉西南地区调查主要机构情况一览表
（四）相关成果类型概述
如前所述，晚清民国时期日本的对华调查无论是个人调查抑或是机构调查，都带有明显的目的性，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日本的殖民扩张行为。在进行调查的过 程中，相关个人和机构会将沿途见闻以文字、图像等形式进行记录，待调查结束之后进行集中整理，并报送日本军方或政府，成为日本军方和政府对华侵略的前 期准备资料和政策制定的参考资料，这一时期对西南地区的调查亦是如此。
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对西南地区调查形成的文献资料共计2147册，主要以图书、杂志、地图三种类型的文献资料为主，具体包括图书1140册、杂志604册、地图399册、文件图像资料2册、报纸2册。就涉及云贵川三省各省的文献资料类型而言，涉及云南省文献资料类型包括图书426册、杂志284册、地图294册、文件图像资料2册、报纸1册；涉及四川省文献资料类型包括图书551册、杂志277册、地图73册、报纸1册；涉及贵州省文献资料类型包括图书163册、杂志43册、地图32册。
日本在对西南地区进行相关调查的过程中，虽然以机构为依托进行的相关 调查占主体，但是一些日本学者个人在西南地区调查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总体来看，根据本文所收集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在1886年至1945 年期间，共有263位日本学者个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日本对西南地区的相关调查活动，并将相关调查内容以图书的形式进行出版，共计出版相关图书325册。如表2所示，263位学者个人中，编译有1册涉及西南地区调查图书的学者个人共有225位，占相关学者总人数的85.55%；编译有2册涉及西南地区调查图书的学者个人共有24位，占相关总人数的9.13%；编译有3册涉及西南地区调查图书的学者个人共有9位，占相关总人数的3.42%；编译有4册及以上涉及西南地区调查图书的学者个人共有5人，占相关总人数的1.90%。换而言之，虽然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的相关学者个人人数较多，但是能够长期、持续关注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
表2 涉西南地区调查学者个人编译图书数量情况一览表
在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的日本学者个人中，一部分学者个人通过翻译他国学 者西南地区调查文献资料的方式进行西南地区的相关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在1868年至1944年间翻译的43册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的他国文献资料中，34册为学者个人翻译，9册为日本机构翻译。其中，最早被翻译的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的他国文献资料为晚清英国驻华使馆领事处工作人员马嘉里（Augustus R.Margary）所著《马嘉里行纪》，该书为马嘉里从上海到云南赴任期间所记录的沿途见闻，书中对英国政府在西南地区贸易政策的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于1886年翻译为《馬氏支那紀行》，但由于年代较为久远，缺失了翻译者及出版的相关信息。
在翻译的43册他国学者西南地区调查文献资料中，主要以法国、英国、美国、德国和中国学者编写的文献资料为主，究其原因，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更具科学性的调查研究体系，并且作为较早进入西南地区进行调查活动的国家，法国、英国、美国、德国进入西南地区进行实地踏查的时间均早于日本，作为他者视阈下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成果，这些文献资料引起了日本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而中国学者自我视阈下的中国研究古来一直都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对西南地区的相关文献资料亦是如此。
从相关译著涉及的内容来看，43册译著涉及地理、工业、交通、教育、经济、矿产、历史、民族、农业、政治、水利、外交等领域。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学者西南地区调查文献资料的翻译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历史、文化领域，而是集中于经济、农业、民族、政治领域，例如 及川恒忠对钱端升所著《民国政治史》的翻译，吉村正对曾仰丰所著《中国盐政史》的翻译，梨本祐平对方显廷所著《中国经济研究》的翻译等。从上述文献资料中不难看出，作为日本殖民扩张前期的准备活动，这一时期日本对于他国文献资料的翻译在内容选择上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除翻译他国学者对西南地区调查的文献资料外，日本学者个人还积极对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的文献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并加以自己的分析编撰成为新的调查研究专著，抑或是到西南地区进行实地踏查，而后将相关踏查资料编撰成册，形成西南地区调查研究专著，这两种情况在学者个人西南地区调查过程中占主体。据不完全统计，在1870年至1944年间，共计有229 位日本学者个人以文献资料整理或实地踏查的方式进行西南地区调查研究，出版相关专著282册。从涉及内容来看，这些专著主要涉及西南地区历史、地理、贸易、地方志、行政划分、革命史、经济、时政、自然资源、工业、农业、交通、民族、建筑等与近代西南地区工业化发展息息相关的领域，其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日本殖民扩张活动的实质不言而喻。
如图2所示，20世纪30年代以前，日本虽然时有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专著出版，但每年出版数量均在5册左右，且有连续数年未有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专著出版。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学者个人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专著的出版数量陡然增加，年均出版量达到12册，1939年时最高一年出版量达到23册。换而言之，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相关专著年度出版数量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出现了大幅增长，这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个人的西南调查研究成果多与日军侵华战争的推进密切相关。
图2 日本学者个人编著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专著年度出版数量趋势图
如前所述，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的日本学者个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能够对西南地区形成长期性、持续性关注的学者个人人数极为有限，就学者个人出版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专著的数量而言，后藤朝太郎、矢野仁一、长野朗三位学者较多。其中，后藤朝太郎作为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有名的语言学家、“中国通”，曾先后在日本文部省、台湾总督府、朝鲜总督府任职，并亲自到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踏查，以研究中国风俗和文化。在其研究生涯中，共计著书达110余册，其中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专著21册，成为涉及西南地区研究专著出版数量最多的学者。相关专著自1925年开始出版，一直持续到1944年，研究内容涉及西南地区民俗、社会问题、自然地理、文学等领域，调查范围遍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矢野仁一是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在1926年至1944年间先后出版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专著7册，相关内容主要涉及汉代四川人习俗、四川省人民起义与清朝灭亡的历史联系、英国和云南间的贸易往来、云南回民起义。长野朗是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国家主义者，曾担任陆军步兵大尉，他在1919年至1942年间先后出版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专著6册，相关内容主要涉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四川省军队和平定土匪情况、贵州省省情。除上述学者外，晚清民国时期还有诸如吉野作造、神田正雄、米内山庸夫、波多野乾一、伊东忠太、奥平昌洪等一大批学者，在西南地区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末中国贫弱，被西方列强宰割，由此唤起日本谋求富国强兵、摆脱中国式厄运之奋斗理想，与此同时，日本效仿西方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派，跻身列强队伍，参与吞并中国。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将调查中国纳入其基本国策，为侵略中国做准备[11]。为此，日本官方和民间建立了大量的对华调查机构，并着手建立专门的对华谍报机构，开始了对中国长期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查。
（一）参谋本部对西南地区的调查
参谋本部前身为明治时期日本引进西方军事制度成立的中央最高军令机构——参谋局。该局由陆军省管辖，任务为“参与机密事务谋划，编辑地图政志，同时掌管谍报通报”，1878年，参谋局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12]。参谋本部正式设立后，下设“五部二课”，并且将负责中国情报的部门独立出来进行直接管理，足见日本对中国情报的重视程度。1888年，参谋本部增设陆地测量部，负责对华“地图测绘、地图制作”任务，成为近代日本侵华的排头兵和 重要的对华军事信息收集谍报机关，运用“三角测量法”对中国进行盗绘，提前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地图准备[13]。而就本文所收集数据而言，晚清民国时期日本 参谋本部对西南地区的相关调查研究亦主要以陆地测量部的地图盗绘活动为主。
陆地测量部对西南地区的地图盗绘活动开始于1910年，其间时有中断，直 至1944年，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间，陆地测量部共计盗绘涉及西南地区的地图374幅。就涉及地区而言，涉及贵州省盗绘地图37幅，涉及玉屏、遵义、镇远、黎平、贵阳、罗甸、荔波、榕江等地区；涉及四川省盗绘地图56幅，涉及重庆、崇庆、大凉山、雷波、乐山、屏山、仁寿、简阳、华阳、夹江县、叙州、 宁远等地区；涉及云南省盗绘地图281幅，涉及蒙自、开化、马关、阿迷、腾冲、大理、思茅、顺宁、保山、丽江、澜沧、云龙、呈贡、昆明、广南、个旧、曲靖、 霑益、开远、富宁、玉溪、禄丰、楚雄等地区。就盗绘时间而言，如图3所示，陆地测量部对西南地区的地图盗绘活动具有明显的特征性，自1910年开始至1937年，陆地测量部针对西南地区进行的地图盗绘活动极为有限，最多时也未 超过20件次，其间，1911年至1915年、1917年至1922年、1924年至1928年、1932年至1937年间持续数年未有涉及西南地区地图盗绘活动进行。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涉及西南地区的地图盗绘活动数量迅速增加，在1943年最多时高达227件次，并且这227件次地图盗绘活动全部涉及云南省，这主要是由于1942年美日中途岛海战后，日本海上作战力量遭受沉重打击，逐渐丧失了对太平洋地区的海上控制权，而在中国战场方面，日军在1943年发起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均以失败告终，对华作战难以推进，甚至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为尽快实现全面占领中国、分兵驰援太平洋战场的目的，日本加紧了对抗战大后方的调查，而云南作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日军由东南亚北进入侵中国大后方的必经之地，对其的地图盗绘活动俨然成为这一时期陆地测量部西南地区调查的重中之重。
陆地测量部作为日本专司对华地图盗绘活动的机构，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的前20年便开始了对华的地图盗绘活动，为日本侵略中国做了大量前期的准备。即便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机构仍能够在中国抗战大后方进行地图盗绘活动， 且数量众多，对于究竟是谁以何种方式在何地进行了针对西南地区的地图盗绘活 动等一系列问题，如今我们大都已无从知晓了，但即便如此，陆地测量部在西南地区进行的调查活动的间谍性质、侵略实质是毋庸置疑的。
图3 陆地测量部西南地区地图盗绘活动时间分布图
（二）大藏省对西南地区的调查
大藏省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设立的主管财政的中央政府机关，于2000年解 散。设立之初的大藏省除负责日本财政、税收、印钞等经济方面的工作外，还负责日本《官报》的日常运营和出版。《官报》于1883年创刊，由政府公开发行，主要用于宣传政府的“政道主义”，其稿件内容均由政府机构选取提供[14]。其中，“外报”栏目是《官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抄译、介绍外国报纸的内容，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对中国要人的动态也常有反映[15]。换言之，大藏省通过抄译中国西南地区的报刊内容来实现对西南地区的调查，并将相关内容进行编辑出版，成为日本国民了解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
就《官报》所刊载涉及晚清民国时期涉及西南地区的内容而言，相关内容自1887年开始刊载，一直持续至1941年，均由大藏省印刷局负责编撰，由日本 Nichimy Corporation株式会社以杂志形式进行出版，共计有涉及西南地区报道156条。其中，关于贵州省内容23条，涉及贵州省铁矿石的采集贸易，按察使、矿务督办官、布政使、巡抚、提督等重要官员的卸任及继任情况，省学堂的创立及军队训练制度的改革。关于四川省内容80条，涉及四川省电线架设情况，地震、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情况，军队编制及训练情况，食盐征税情况，兵器制造所情况，布政使、总兵、总督、巡抚等重要官员的更换情况，少数民族起义和匪患平定情况，汽船通航情况，金、银、铜等矿产的开采情况，木耳、烟草、麻、大米、蚕丝等作物的产出情况，币钱流通和银制品铸造情况。关于云南省内容53条，涉及云南省电线架设情况，地震、水灾、冰雹等自然灾害情况，传染病爆发情况，铜矿开采情况，提督、巡抚、总督、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官员的更替情况，边境骚乱情况，铁路建设及运输情况，棉布、染料、油漆等产业贸易情况。
从上述《官报》所报道的涉及西南地区的内容不难看出，《官报》对西南地区的相关报道内容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针对性，即主要集中在官员选任、交通建设、经济贸易、矿产开采、自然灾害、作物产出等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换而言之，《官报》作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报刊，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别是“外报”栏目，无疑是日本对外殖民扩张的产物。
（三）外务省和农商务省对西南地区的调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迫切希望实现“贸易立国”的战略目标，为此，派遣了大量的人员赴中国进行调查，在对华调查的相关机构中，外务省和农商物省担任了对华贸易调查的主要任务。而无论是外务省还是农商务省，对中国的调查虽然在某些方面有重复之处，但是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日本政府和工商业者提供有价值的中国市场信息，使其可以有目的、有效率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16]。而后的事实证明，晚清民国时期外务省和农商务省的对华贸易调查不仅扭转了中日间的贸易形势，并且为日本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源。
就对西南地区的调查而言，外务省对西南地区的调查活动从1912年开始一 直持续到1943年，达到108件次，涉及外务省下属政务局、通商局、情报部、调查部、亚细亚局等5所调查机构，相关调查形成的文献资料以杂志（刊载杂志主要包括《通商公报》《外事丛报》《日刊海外商报》《国际月报》）和图书两种形式进行出版。其中，涉及贵州省的调查仅2件次，分别为1913年对贵州省援川军队的嘉奖命令调查和1921年对驻重庆日本领事馆惯性调查中关于贵州省部分内容的调查。涉及四川省的调查30件次，包括对四川省铁路的铺设法、铁路国有命令、叛乱者处置命令的调查，对省内动乱及局势的调查，对重庆大米种植情况的调查，对省内蚕丝、药材、桐油、棉花种植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省内外国人经济活动的调查。涉及云南省的调查 76 件次，包括对云南省锡矿的开采、经营情况的调查，对棉花、油漆、猪鬃、棉线、皮革、魔芋的生产贸易情况调查，对英法等国在云南省经济、金融情况的调查，对省内传染病及鸦片情况的调查，对云南省政府组织条例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调查。除上述常规调查外，这一时期的外务省还在1913年、1914年、1924年、1925年对包括云南省在内的东亚及南洋范围内各国领事馆的详细情况进行数次调查，对云南省范围内欧美国家的建筑物及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评估，并编制了云南省雇用、招聘的外国人的具体名单。与此同时，日本也极为关注日本本国民众在云南的发展情况，在1925年至1938年的13年间以每年一次的频率对在云南省的日本人的人口数量及职业类别进行详细统计，并且尤为注重对企业家的调查记录。
与外务省相比，农商务省对西南地区的调查极为有限，主要集中在1888年至1917年，仅有10件次，且未有涉及贵州省的相关调查。其中，对云南省的调查4件次，涉及对中南半岛与云南省贸易往来调查2件次，对蒙自县外国贸易及一般商业情况的调查1件次，对越南至云南间滇越铁路情况的调查1件次。对四川省的调查6件次，涉及对四川省总体贸易情况的调查及对猪鬃、蚕丝行业贸易的具体调查，对四川省大米生产情况的调查，对经长江从上海至四川间道路里程情况的调查。
（四）“满铁”对西南地区的调查
近代以降，为达到掠占中国之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承续传统，深入中国社会内部做贴身调查研究，最著声名者，当推满铁调查部[17]。“满铁”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于1906年，总部位于大连。满铁执行日本国策，经营铁路、煤矿等产业和情报调查事业，在20世纪上半期充当着日本帝国主义“经营大陆”的急先锋，在其存在的近40年间，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是日本侵华的大本营[18]。满铁设立之初设有运输部、总务部、矿业部、附属地行政部4个部门，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研究为主要任务，1907年增设调查部，专职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就满铁对西南地区的调查而言，相关调查自191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3年，共计62件次（云南省25件次、贵州省6件次、四川省31件次）。其中，对贵州省调查的文献资料始见于1922年，出现时间晚于云南省（1913年）和四川省（1916年），相关调查涉及贵州省水银矿产和大豆生产情况、财政收支情况、省政府重要职员信息。对四川省的调查涉及四川省财政、矿产分布与开采、航运、电气情况，外国人在四川省修建教育设施情况，四川省省政府主要职员信息情况，猪鬃、羊毛、烟草、大豆、桐油的生产贸易情况。对云南省的调查涉及云南省财政、回族人情况，大豆生产情况，交通运输建设情况，而与贵州省和四川省的调查有所不同的是，满铁对云南省的调查重点突出，即对云南省的矿产资源进行重点调查，25件次的相关调查中12件次涉及矿产资源的分布及开采贸易调查，而其中又以铜矿、锡矿的情况调查为主。这一调查特点与云南省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密切相关，同时也间接反映出日本妄图掠占中国的矿产资源以服务于其侵略战争的阴谋。
满铁调查部最盛时调查人员近2000人，在诸多调查活动中又以华北、华东 “惯行调查”最为著名。但就涉及西南地区的调查内容而言，相关调查并未单独 以云贵川的某一省份或西南地区的整体区域为调查对象，而是将云贵川以及西 南地区的相关调查置于中国整体调查下进行，例如，对西南地区大豆生产情况的调查统计并未将云贵川的大豆生产情况进行单独论述，而是将其作为《中国大豆生产统计表》中的一章或一节进行论述，这与其他机构对西南地区调查文献资料的呈现方式略有不同。
（五）东亚同文书院对西南地区的调查
在近代日本关于中国调查的诸多系统中，踏访历时最长、覆盖面最广的，并非满铁调查部，而是“东亚同文会”组建的“东亚同文书院”[19]。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中国旅行调查持续时间最长（长达60年，而满铁调查不足40年），调查地域分布最广（包括西藏之外的全部中国省区，还涉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满铁调查则限于东北、华北、华东）[20]。东亚同文书院虽然由民间组织演变而来，但是在其设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接受日本政府的财政资金援助，并直接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管辖监督，乃至于书院院长的任命、学制的制定等众多重要事务大都由政府决定。东亚同文书院的对华调查主要以“大旅行调查”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在1901年至1945年的40余年间，46届4922名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各省进行了地毯式立体调查，路线达700多条[21]。
东亚同文书院对西南地区的调查亦主要以书院学生“大旅行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时间从1907年一直持续到1941年,调查人员主要涉及书院第12、20、21、22期学生以及云南四川经济调查班，调查范围涉及西南地区全境。虽然东亚同文书院涉及西南地区的调查数量仅有35件次，远低于参谋本部、大藏省、外务省西南地区调查的数量，但是东亚同文书院西南地区调查的范围最广，涉及领域最全面。书院学生的相关调查先期汇编成“金声玉振”“彩云光霞”“乘云骑月”“同舟渡江”“虎穴龙颔”“千山万里”“翔阳谱”等“大旅行日记”，而后对形成的“日记”进行统一整理和归类，汇编成为《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中国省别全志（云南卷）》《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云南卷）》《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加上190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全书》，成为东亚同文书院乃至日本西南地区调查最具全面性、实用性的文献资料。
其中，《中国经济全书》由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动员200多名书院学生参加，从1901年开始，前后历时7年，深入中国内地实地调查，最后整理而成，内容包括农政与土地权利移转、劳动者、资本、物价、财政等19大门类，共计12卷[22]。对西南地区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地区经济贸易领域，包括对云贵川三省铁路、公路、水路的建设运输能力的调查，对铜矿、铁矿、锡矿、煤矿等西南地区主要矿产的分布、开采、加工经营情况的调查。此外，对各省人口分布、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也进行了具体阐述。《中国省别全志》西南地区三卷和《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西南地区三卷均由书院学生对西南地区调查资料汇编而成，涉及各省面积、人口总数及分布、行政区划、历史沿革、自然环境、地形地势、交通运输情况、农工商业、各地间道路情况，此外，针对各省大米、烟草、油漆等主要经济作物的生产和经营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阐释，调查范围之广几乎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前所述，晚清民国时期赴西南地区进行调查活动的日本各类机构达200余所，除了上述相关调查数量较多的参谋本部、大藏省、外务省、农商务省、满铁、东亚同文书院外，其余机构涉及西南地区的调查数量虽相对有限，但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日本西南地区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献资料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诸如外交时报社对西南地区时事政治的调查报道，东亚问题研究所对贵州省、云南省政策、经济及产业发展的调查研究，农事杂报社对四川省农业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读卖新闻社对四川省、云南省战事的相关研究报道等。
晚清民国时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促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一跃成为亚洲地区工业化、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反观此时之中国，积贫积弱，在内忧外患之间疲于应对，古来中国天朝上国的形象在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心中轰然崩塌。中日两国间国力的转变，催生了日本“经略中国”之野心，并以“大陆政策”为依托，开始了一场长期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轰轰烈烈的对华调查运动。西南地区虽然地处中国内陆，交通不便，却仍在日本大调查之列。
总体而言，晚清民国时期日本西南地区调查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1）持续时间长，调查范围广。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对西南地区的调查虽然不及对东北、华北地区调查开始的时间早，但从1868年开始至1945年亦有77年，相关调查数量达到2147件次，调查涉及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几乎所有的市、县、镇一级的行政区，且对村一级的区域也时有涉及，称之为覆盖西南地区全境的调查活动亦不为过。（2）涉及调查机构多，个人调查与机构调查相结合。对西南地区的相关调查研究虽然起步晚、难度大，但涉及的相关调查机构亦有200余所，这其中既有诸如参谋本部、海军省、陆军省等军方机构，也有诸如大藏省、外务省、农商物省等政府机构，此外还有诸如东亚同文书院、东洋协会、日本国际协会、外交时报社、读卖新闻社等一批民间创办但接受军方和政府资金资助的机构和出版社。此外，在相关机构还未对西南地区进行规模化调查之前，后藤朝太郎、矢野仁一、长野朗、波多野乾一、伊东忠太等一大批学者个人对西南地区的研究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学者的调查文献和资料使得日本政府开始注意并重视起对西南地区的相关调查，形成个人调查和机构调查互相补充、完善的调查模式。（3）调查涉及领域广泛，各机构调查虽有重合却各有侧重。相关机构对西南地区的调查研究涉及地图盗绘、少数民族、社会时政、经济贸易、自然资源、工业生产、战事报道、农业、地理等社会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涉及领域不可谓不广泛。各机构间的调查内容虽时有重合，但是总体分工明确、各有侧重，例如参谋本部以地图盗绘为主，大藏省以社会时政报道为主，外务省和农商务省以经济贸易调查为主，满铁以自然资源调查为主。（4）相关调查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从涉及西南地区调查的2147件次调查内容不难看出，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对西南地区的相关调查主要集中于经济、政治、矿产、工业、贸易等与工业化、近代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对于传统的语言、文化、民俗等方面的研究鲜有涉及。换而言之，虽然相关调查打着“研究中国问题”“关切中国时势”的口号，但就其调查的内容而言，明显是在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带有明显的殖民扩张目的。
正如冯天瑜和任放的著作《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中提到的一样，就如何认识和理解晚清民国时期日本西南地区调查而言，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对中国的调查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是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服务的。[23]但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官方与民间，在很长一段时间运用近代实证科学方法开展周密详细的中国社会调查，有些是对中国官方及民间零散资料的集中和整理，有些是采集第一手资料，经此长年累月的积累，日本人掌握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翔实资讯，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见闻录、考察报告、志书、研究专著等，其作为研究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料，历史价值不容忽视，日本对西南地区的相关调查及形成的文献资料亦是如此。
按：作者刘岩，男，博士，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贵州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近代交流史、典籍外译与传播；朱明贤，男，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日人物交流史。原文载《南大日本学研究》2023年第00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引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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