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煤矿及其作用
提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东部及中部地区有大批工矿企业迁往西南地区。为了保障这些工矿企业及交通运输业对原料和燃料的需要，在国民政府工业部门的组织和推动下，在一些爱国并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带动下，中部地区一些煤矿的管理人员携带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背井离乡，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千里征途，在西南后方建立了一批煤矿，提升了后方煤矿的机械化生产能力，满足了军需民用的供给，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煤矿迁移；西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东部及中部地区有大批工矿企业迁往西南地区，从而使西南地区的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在当时，煤炭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交通燃料，可谓工业的食粮。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在国民政府工业部门的组织和推动下，中部地区一些煤矿的管理人员携带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背井离乡，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千里征途，在西南后方建立了一批煤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发展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内容包括经济政策、厂矿内迁、工商经济、对外贸易等。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先后整理了一批资料选编，完成了一批著作和论文。资料选编方面有代表性的有：孙丁旺、张有高主编的《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出版社，1987)、唐润明主编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档案馆，2005)、《资源委员会公报》(档案出版社，1992)等；学术著作方面主要有戴逸和张世明主编的《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周天豹和凌承学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薛毅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张守广的《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等。上述研究涉及的工业主要侧重于冶金、机械、纺织、面粉、石油、化工等，尚无专门研究内迁西南地区的煤矿发展及其作用、影响的论述。本文仅就抗战初期和1944年湘桂工业迁往西南地区的煤矿迁移背景、过程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做一论述，以补阙如。
一 迁移西南建矿的背景
对近代工业而言，如果说电力是工业的神经，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煤炭就是工业的食粮。煤炭不仅是重要的能源，同时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火力发电、金属冶炼、机车和轮船运输、化工、建材生产以至人民生活等都与煤炭紧密相关。在20世纪30年代，煤炭的用途主要包括工业和民用。工业用途中又可分为：(1)供给动力；(2)供给热量；(3)生产煤气；(4)制造焦炭；(5)制炼钢铁原料；(6)提炼油类原料等。民用方面，煤炭则是当时国内城乡居民做饭、取暖等生活方面最普及、最广泛、最重要的燃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地区的煤矿相继沦陷。一批工矿企业和大批民众迁到西南等地区。所谓西南地区，当时有“小西南”和“大西南”之别。“小西南”一般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西藏东部地区。“大西南”除了包括小西南地区之外，还包括广西、湖南、湖北和陕南汉中地区。诚如地质学家黄汲清所言：“大西南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小西南尤其是我们的生命线。”[1]从1937年底开始，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变化，在国民政府主管部门的倡导和组织下，一些爱国并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着手将即将沦陷地区的工矿企业迁往后方。所谓后方，最初主要是指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南、湖北地区。随着战局的恶化，后方逐渐转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迁往后方的厂矿既有国家资本，也有民营企业，总数约700家，包括钢铁、机械、电器、化工、纺织等企业。在当时，这些工矿企业的动力来源主要是煤炭。随着大批厂矿企业后迁和人口骤增，煤炭的供应成为后方的严重问题。“始而盐场缺煤，继而工厂缺煤”。[2]为了推动后方煤矿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有：
（1）制定战时领采煤矿办法。凡呈领煤矿，经省主管官署查明图地相符，并无重复者，俟手续完备后即予批准，先行开采，再行转经济部给照。
（2）贷助资金。由工矿调整处贷款拆迁、建设，由燃料管理处贷款周转。
（3）供应器材。各煤矿所需器材，由工矿调整处拟定规格，在国内工厂定造，并按优先购买程序，核售各矿。
（4）矿工缓役。凡煤矿井下工人和技术人员，暂缓服兵役，以免影响生产。[3]
为了解决后方地区对煤炭的需求，国民政府所属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兴建了一些煤矿。例如兵工署创办了南桐煤矿；金城银行设立了湘江煤矿公司和成都燃料公司灌县煤矿；中国兴业公司在重庆北碚接办了三才生煤矿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设立了中湘煤矿公司；国民党CC派设立了渠江矿冶公司；云南省政府设立昆华煤公司；中国银行与广西省政府共同组建了迁江合山煤矿公司等。[4]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主管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策划、组织和领导一些即将沦陷地区的煤矿迁移到后方，在后方新建或合建了一批煤矿，为坚持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 中福公司：迁往西南的唯一一家中外合作煤矿
抗战初期，地处河南焦作的中福煤矿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大批管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携带机器设备从河南转移到武汉、湘潭等地，最终转移到四川，成为抗战期间唯一一家转移到西南的中外合作煤矿。
中福公司是由英国福公司和河南中原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经营的一家大型煤矿公司。该公司原名为福中总公司，1933年改组为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简称中福公司)。该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方担任，总代表由英方推举。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福公司的煤炭产量和销售量在全国是仅次于河北开滦和山东中兴的第三大煤矿(不包括已沦陷的东北煤矿)。1937年1月，在中福煤矿董事会上，翁文灏[5]和孙越崎[6]分别当选为董事长和总经理。英方推举贝安澜(A.J.Bell)为中福公司的总代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平津地区，随即沿着平汉铁路向南进犯。1937年10月14日，日本侵略军攻占豫北重镇—安阳。国民党军队随即派人前往焦作，准备炸毁中福公司的矿井和主要机器设备，中福煤矿危在旦夕。为了不使中福公司的机器设备遭受大的损失，孙越崎决定先将煤矿的重要设备和主要员工迁至武汉。1937年11月15日，中福公司与资源委员会签订了《合办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草合同》，决定由双方共同组建湘潭煤矿有限公司。合同规定：湘潭煤矿公司资本为200万元，资源委员会占51%，以现金为资本；中福公司占49%，以机器材料作价为资本。[7]
中福煤矿机器设备南迁之事遇到了重重阻挠。首先，中福公司内部的中方董事以“此系河南财产，不能拆走”为主要理由阻止转移机器设备。为此，孙越崎向他们晓之以理：中原一向是战乱之地，但以前都是内战，此次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大敌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三条：(一)不拆不迁，则敌人可利用，我们不能利用；(二)全部破坏，敌我都不能利用；(三)全部拆走，我们可利用，则敌人不能利用。听罢此言，中方董事别无他计，只好同意拆迁机器设备。
其次，南迁设备的决定也遭到英方的反对。在焦作煤矿已经营30多年的英国福公司认为：“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我们的权益。”[8]后来，英方看到中方迁移设备的态度十分坚决，加上此举又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支持，只好同意拆迁部分机器设备。
最后，正当孙越崎先后说服河南中原公司和英国福公司并组织员工拆运机器之际，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和焦作市党部串通，向设在新乡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公署军法处诬告孙越崎，说他拆运机器动摇了后方军心，有汉奸嫌疑，要求逮捕法办孙越崎。军法处收到控告后，立即传讯孙越崎。孙到军法处解释了缘由，申明了利害，最终得到理解，使拆迁设备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从1937年底至1938年初，中福公司通过日夜拆运，共运机器设备约4000吨到武汉。湘潭煤矿公司于1937年12月1日正式成立，资委会秘书长兼中福煤矿董事长翁文灏当选为董事长，资委会副秘书长钱昌照等当选为董事。中福煤矿也推举了3人分别担任董事和监察人。这一时期，正值华北各大煤矿相继沦陷，武汉对煤炭的军需民用缺口甚大，但又苦无来源。所以国民政府对湘潭煤矿寄予厚望。为此，湘潭煤矿公司先后凿成10口矿井，煤炭日产量约400吨。这些煤炭大部分运往长沙、武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38年1月，翁文灏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同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将其作为战时施政的根本方针。其中第19条明确规定：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正在此时，四川天府煤矿公司总经理兼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向翁文灏提出，“重庆乃陪都所在，工厂众多，燃料之需激增，加强后方煤矿工业，诚有利于抗战建国之大业”，并请求翁文灏安排一个煤矿与天府煤矿合作。[9]在翁文灏的安排下，卢作孚与孙越崎在武汉翁文灏寓所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谈即合，卢作孚表示民生公司将优先将中福公司的机器设备运进四川，合作经营天府煤矿。
四川境内的煤田主要集中在川东和川南地区。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1933年6月，矿区地处四川省江北县，东南距重庆约65公里，西北距合川约45公里。煤矿有一条17公里长的铁路专用线。由于该矿主要采用人工生产，故产量不高。1934年的煤炭产量为98000吨，1937年为93000吨，1938年1～5月的产量为51000吨。[10]由于生产方式落后，致使天府煤矿亏损严重，1936年时已负债89600元。
中福公司的人员和设备运进天府煤矿后，于1938年5月1日组建了新的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150万元。其中中福公司占50%，其余50%分别为原北川公司33.38%、原天府煤矿9.91%、民生公司6.71%。董事会9名成员中，中福公司占了5名。董事长由卢作孚担任，总经理由孙越崎担任。此后，天府煤矿改革了用工制度，实现了机械化生产，重新布置了巷道开拓，改造并更新了通风、排水、提升、运输等设备，从而使得煤炭在生产、运输、销售方面迅速发展。1940年的煤炭产量突破10万吨，1942年突破20万吨，1943年突破35万吨，1945年突破45万吨。天府煤矿成为抗战时期后方唯一堪称大型的煤矿，是抗战时期后方产量最高的煤矿。
与此同时，中福公司于1939年1月又投资嘉阳煤矿。嘉阳矿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犍为县芭沟镇，煤田面积约120公里，跨越犍为、沐阳、乐山三县。据《嘉阳集团（煤矿）志》（1938～2005）记载，这里开采煤炭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清代光绪十六年（1890年），嘉阳曾有官督商办的煤窑。到了“嘉阳煤矿开办前夕，黄丹炭区有大小煤厂40余家，工人1500余人，日产量达230吨左右，比较有名的有同春、五福两厂，其中同春厂出煤最旺，日产量达15吨左右”。[11]1938年底，由河南焦作迁到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的中福公司职工在矿区面临沦陷的形势下，由矿长汤子珍带领，分乘5辆卡车离开湖南，经广西、贵州进入四川，于1938年12月11日来到犍为县，落脚在嘉阳煤矿。1938年12月17日，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确定公司成立时的资本额为120万元（后增至400元）。其中国民政府经济部占34.43%，中福公司占33.03%，民生实业公司占16.67%，四川美丰银行占13.33%，德丰企业公司和川康平民银行占2.49%。会议选举翁文灏为董事长，选举钱昌照、杨公兆、刘隧昌、胡石青、贝安澜、卢作孚、宋师度、康心如为董事，选举宁芷邨等人为监事；董事会聘请孙越崎为公司总经理，孙越崎聘汤子珍为矿长。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挂牌。公司总部设在重庆，内设秘书室、会计室、总务室等。矿厂办事处最初设在马庙溪，后迁至芭蕉沟。经过半年左右的建设，嘉阳煤矿于1939年6月开始出煤，日产煤炭300多吨。“所产煤斤，悉由燃料管理处统制，于规定地点交货，归该处岷江办事处统筹分配与各用户。”[12]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给嘉阳煤矿公司代表人孙越崎颁发了“小矿业执照”，核定嘉阳煤矿公司的矿区面积为42927平方米。当时嘉阳煤矿自修一条小铁路运煤到马边河，再用船运到犍为县的朱石滩，然后由岷江上销嘉定（乐山）、成都，下销宜宾、泸州。因煤层薄，年产量为12万～15万吨。从1940年10月开始，嘉阳煤矿有了自主运销煤炭的权利，该煤矿先后在犍为、宜宾、泸州、重庆等地设立了营运处或办事处。在嘉阳煤矿工作的职工多来自外省异乡。不少职工因水土不服，加之当地缺医少药，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亡。据《嘉阳集团（煤矿）志》（1938～2005）记载：“1939年2月22日，测量工人窦国钧暴病而死；4月28日，土木股2名工人患急症身亡；6月9日，机械股工人姜永振染病一日致死。7月霍乱病在清水溪流行，百余人染病死亡，矿厂有9人染病死亡；8月时疫流行，矿厂病者甚多，井工5人、推车工2人、船工2人分别染病死亡。”
1939年秋天，中福公司投资35万元，与四川省建设厅合作在隆昌县合办石燕桥煤矿公司。该公司临近成渝公路，煤矿投产后发展迅速，加之公路和沱江水路运输便利，经营效益甚好。1940年6月，中福公司又分拨机器，投资98万元，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财政部盐务总局合办威远煤矿。威远煤田地处四川威远、荣县、资中三县之间。早先曾有当地商人开采，因地下水过大，多次停顿。1939年，国民政府盐务总局为解决四川自贡盐场产盐时对煤炭的需求，曾于当年7月在威远组建黄荆沟煤矿局。但该局在凿井时遇到地下大水无法抽排被迫停产。中福公司投资后，将原来的黄荆沟煤矿局改为威远煤矿公司，继续下凿，于当年8月开始产煤。表1是1941年9月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6月威远煤矿的煤炭、焦炭产量表：
威远煤矿生产的煤炭主要供给四川自流井、贡井煮盐和资中糖厂、酒精厂等使用，一部分运销内江、资中、仁寿、井研、五通桥、宜宾等地;提炼的焦炭，专供当地铁厂炼铁之需。
至此，中福公司先后在四川投资建设了天府、嘉阳、石燕、威远共4家煤矿。为了便于“统一资金，统一业务，统一行动”，中福公司将这4家煤矿合组为1家总公司在重庆联合办公，办公地址设在重庆机房街。账目各自分管；秘书、总务、材料及勤务员合为一套班子，费用分摊，由孙越崎担任总经理。这样一来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各矿之间的资金可以互相流动周转，生产的煤炭可以互相调拨。1941年6月，中福公司又在四川投资建设东林矿业公司，10月又投资于成都燃料公司。1942年3月，又在合川投资建设全济煤矿公司。
三 抗战后期祁零煤矿的转移
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救援孤立在南洋的日军，摧毁盟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打通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的交通线，于当年4月在中国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丧师失地，一些在抗战前沿地区坚持生产的工矿企业被迫迁移，其中有位于广西的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平桂矿务局、柳州电厂等，位于湖南的电气公司、锑业管理处、锡业管理处等。最有代表性的煤矿之一是在抗战前沿坚持生产达7年之久的湖南祁零煤矿。
祁零煤矿位于湖南祁阳、零陵一带，该矿的创办主要是为了供应湘桂铁路机车用煤。湘桂铁路北起粤汉铁路之衡阳，经东安、全州至当时的广西省会桂林，再经柳州、南宁、镇南关向南与越南境内的铁路衔接，可达越南海防港。湘桂铁路全长约1000公里，是抗战爆发后新修筑的第一条铁路。该路既可沟通东南沿海各省与西南各省的交通联络，又可接通出海口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湘桂铁路衡（阳）桂（林）段全长361公里，跨越湖南、广西两省。与桂林相连的还有黔贵铁路，这是抗战时期后方唯一的铁路大动脉。这些铁路机车的燃煤主要来自祁零煤矿。
抗战爆发后不久，资源委员会“鉴于湘桂铁路工程进展迅速，机车用煤来源须早事筹划，以免临渴掘井，故有开发祁阳、零陵煤田之议”。[13]通过勘察，资源委员会选定在零陵的易家桥设立祁零煤矿筹备处，1940年4月改为祁零煤矿局，任命王翼臣为局长。
据祁零煤矿创办初期担任湖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助理秘书兼祁永警备司令部驻祁零煤矿区中校督察长的孙锡华回忆，祁零煤矿“原来只有一口竖井，后来为了满足路运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开凿了第二口竖井，都用机械生产，自动化程度不高，煤层不整齐，厚的不足2米，薄的只有50厘米。因而煤的日产量也不稳定，最高日产量900多吨，平均日产量700多吨。既要供应湘桂铁路全线用煤，又要供应黔桂铁路部分用煤，供应情况很紧张，没有储存。”[14]
祁零煤矿投产后，规模不断扩大。1940年5月1日，湘桂铁路局稽核徐芳田和祁零煤矿局局长王翼臣分别代表路局和矿方续订了《供煤合同》。其中规定：矿方每月要向路局供应5000吨煤炭，每吨价格为11.5元，交货地点为易家桥车站。这一时期，祁零煤矿不仅要保证湘桂铁路的机车用煤，还要供应粤汉、浙赣等铁路的机车用煤。为了多出煤炭，祁零煤矿局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1943年，该局工人已有1500多人，年产煤炭约6万吨，固定资产总额1131703.25元，流动资产总值达到1850353.89元，其他资产总值达727218.93元。[15]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4年，侵华日军于当年4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于6月18日攻陷长沙。这一时期，资源委员会两次电告祁零煤矿局，要求该局：（1）维持生产；（2）将暂时不用的机器设备转移至独山以上地区；（3）印信及重要文卷一律内迁；（4）除自愿和必须转移到后方的职工，其余在必要时一律给资疏散；（5）随时与当地军事长官联系，以利应付。[16]根据战局的发展和资源委员会的指示，祁零煤矿局一方面督促各部门加紧工作，增加产量，另一方面做好各种撤迁的准备，包括给资疏散部分员工，清查重要文件账簿单据，装箱待运。同时与驻守当地的第27集团军保持热线联系，及时了解前线战况，以防不测。
1944年6月下旬，日军开始进攻衡阳。小股日军进军到距祁零煤矿仅数十公里的洪桥附近，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值此矿场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之时，资委会打来电报，要求祁零煤矿的职工“为了保持军运畅通，必须坚持煤炭的继续生产，非到最后关头不能撤退”。在此形势下，祁零煤矿局一方面照常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将发电机、打风机、风钻、测绘仪器等约180吨机器设备及重要文件账簿运到独山、桂林等地。同时疏散职员（包括全体女职员），将职工家属转移到全县、桂林等地安置。
8月9日，距矿厂仅109公里的衡阳在双方激战1个多月之后终于失守。日军于9月1日开始沿着湘桂铁路向西进攻。为了保证中国军队运输的需要，祁零煤矿局的职工仍坚持生产。感于祁零矿工的爱国热忱，国民党湘桂战区司令部副司令李玉堂、湘桂铁路局局长石志仁等纷纷前往矿区慰问。为了保证坚持生产人员的安全，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湘桂铁路局特意调来一列空车停放在易家桥车站，专供祁零煤矿局紧急撤退时使用。矿工们仍坚持生产，煤炭产量有增无减。
9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距矿厂仅有十几公里，祁零煤矿局奉命撤退。当晚，王翼臣召开全局各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自当晚起，全体员工一律彻夜工作，主要办理下列事项。
（1）自即日起全部停工，动员一切可用人力拆卸各井器材，立即运至车站装车。来不及拆运的设备一律爆破，以免资敌。
（2）立即清发各疏散工人工资及遣散费。
（3）立即运送留矿备用之重要文卷账册至车站装车，发给各疏散工人之疏散证明书。
（4）指挥矿警队及驻矿交通警备队于各处路口置岗守望，并彻夜梭巡，以防万一。
次日上午9时许，上述各项工作均告完成。此时日军距矿厂已不到10公里，枪炮声已清晰可闻。王翼臣下令对一、二号矿井，大桥及其他重要场所实施爆破后，随即率领全体内迁员工踏上湘桂铁路局留下的最后一列火车向西行进。当天下午，祁零煤矿被日军占领。
祁零煤矿职工乘坐的专列“驶离易家桥车站以后，每驶过一个桥梁或涵洞，这个桥梁或涵洞就被事先埋好的炸药所炸断。不到一小时，专车开到了冷水滩站。”7日晚专列到达全县时，把原来遣散到此处的一部分职工家属接上了车。8日下午，专列抵达桂林，被安排停在桂林北站，等候过轨到黔桂铁路。据时任祁零煤矿局局长的王翼臣回忆：“此时随同内迁者尚有职员63人，各种技术工人385人，矿警25人，合计473名。连同眷属计算共达600人以上。际此交通运输异常疲滞之情形下，何日始能到达后方所指定之地点，颇成疑问。设竟旷日持久，则维持殊感不易。”[17]
此时，资源委员会对如何安排这批从祁零煤矿转移出来的职工尚无明确意见。由于技术工人谋生相对容易，于是，有20多名技术工人在桂林找到工作后自愿留下。继续向西转移的职工连同家属还有300多人。不久，资源委员会发来急电，要王翼臣乘飞机尽快赶到重庆。原来，资源委员会已决定将祁零煤矿内迁人员安排到贵州都匀，创办黔南煤矿。于是，祁零煤矿内迁人员携带部分机器设备经过黔桂铁路到金城江，转乘汽车于当年11月抵达贵州都匀。
从离开祁零到抵达都匀，行程2000多里。此间几乎每天都要遭受日本军机的空袭，“加以车站臭气熏蒸，疫病流行，本局滞留柳站（即柳州火车站—作者注）员工及其眷属在空袭与疾病之双重威胁下，其死亡率之高，实为前此所仅见。”迁移途中共死亡或失踪工人77名、矿警5名。机器设备损失更为惨重，中途损失240多吨，运到目的地都匀的仅有15吨，包括风钻、电机零件和汽油。截至1944年11月，从祁零煤矿历经2000多里路程，最后抵达都匀的共有162人，其中职员61人，技术工人81人，矿警20人。这些人员奉命组建黔南煤矿筹备处，王翼臣被任命为该处主任。新组建的黔南煤矿主要由祁零煤矿迁来的职工组成，另有少数资源委员会锡业管理处人员。1944年11月20日，资源委员会公布了《黔南煤矿筹备处组织章程》。其中明确提出组建黔南煤矿是“为积极开发黔南铁路沿线一带煤矿，供应需要”，规定该处设主任1人，内设总务、工务、业务、会计4课，设工程师2人，副工程师2～4人等。
当时都匀矿区曾遭日本军机轰炸，生产处于停顿状态。黔南煤矿投入生产不久，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燃至贵州边境地区，黔南煤矿的4处办公用房均被焚毁。面对此种形势，黔南煤矿的职员一方面继续坚持在都匀生产煤炭，另一方面派人携带测绘设备到贵阳、遵义等地寻找新的矿区。随着战局的好转，他们开始在新的地区凿井采煤，继续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黔南煤矿主要在都匀荔波地区开采煤炭，最初日产煤炭约50吨，主要供应黔桂铁路机车的需求。
四 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经济不但是推动战争的动力，而且是战争的支点。抗战期间，河南、湖南等中部地区一些煤矿迁移西南地区，起到了推动中国工业近代化的空间传动作用。所谓工业化的空间传动，是指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机器、市场四大要素，由相对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向后者注入大量的工业化发展要素，带动后者的工业化以超常的速度发展起来。具体到煤矿迁移西南地区，不仅对于抗日战争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改变中国工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和日本军事上的对抗，同时也是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实力的较量。抗战之前，中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水平低下。抗战爆发初期和抗战期间，中部地区部分煤矿内迁西南地区，对推动后方地区工业建设，支撑抗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曾以为控制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封锁住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断绝对中国后方外来物资的供应，就会迫使国民政府在经济压力面前屈服，自动放弃战争。然而，适得其反，由于有了煤炭为原料和燃料，西南地区的工业得以发展和提升，生产出大量军事物资和生活资料，增强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物质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2）发展西南地区工业，改变不平衡格局。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沿海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同时体现在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等方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数量有限的工矿企业约80%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沿江地区。“西南工业资本还不到全国的1%，工人数仅占4%。以西南工业相对发达的四川为例，较大的新式工业，仅有重庆电力公司、四川水泥厂、华兴机器厂、民生实业公司等几家”。[18]到1943年，后方工矿企业发展到5266家，资本达到48亿元，工人增加到36万。[19]以重庆为例，战前仅有大大小小的工厂39家，而且都以修理为主;到1944年底增至1518家，[20]改变了此前中国工业发展区域极不平衡的格局。
（3）提高了后方煤矿的机械化水平，提升了煤炭产品的附加值。以抗战后方最大的煤矿——四川天府煤矿为例。抗战之前，这里的采煤方法基本上是依靠人工，煤炭年产量不到10万吨。中福公司的机器设备安装到天府煤矿后采用长壁式采煤法，实现了机械化采煤，“年产量增加到50万吨，占重庆全年用煤的一半左右”。[21]抗战爆发前，嘉阳煤矿的采煤技术比较落后。井下靠人力打风，油灯照明，运输主要靠人力和畜力。中福公司将一批机器设备安装到嘉阳煤矿后，该矿的煤炭产量迅速提升。从1938年1月到1945年3月，为了提升煤炭的附加值，有关部门在天府煤矿附近的后峰岩设立了矿冶研究所。该所的研究范围包括：采矿选矿工程技术；燃料开发及利用；钢铁及非铁金属冶炼；其他有关矿冶资源调查。该所建立了炼焦厂，促进了洗煤炼焦事业的发展；创办了煤炭炼汽油等新兴产业，既解决了军工企业的焦炭需求，又提升了煤炭的附加值，使企业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4）带动了火力发电、机械、化工、建材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抗战期间，从沦陷区迁移到西南的工矿企业近千家，上百个门类。煤炭工业作为基础工业显得愈发重要，供不应求就会造成工厂停产。例如，“四川之嘉阳、威远、建川、南桐等矿，分别供给兵工、航运、电厂、盐灶及其他工业用煤。”[22]在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煤炭是发电的主要原料，是一些化工产品的原料，生产水泥等建材的主要燃料。再以自贡盐矿为例，为了方便运输，盐矿将生产的粒盐加工成块盐，每制作1斤块盐，要消耗2斤煤炭。煤炭作为大宗物资，它的运输带动了铁路、公路、水运等交通事业的发展。
（5）提高了西南地区煤矿的管理水平，促进了西南煤矿的公司化发展。天府煤矿原来实行的是“租客制”，即矿方依靠封建包工头管理工人，生产大权完全掌握在包工头手里，矿方不予干涉。中福公司用里工制取代“租客制”后，提高了对工人的管理水平。里工制主要是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称为里工，里工的待遇较高，人员相对稳定，从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嘉阳煤矿实行里工制后，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都得到明显提升。1945年，天府、嘉阳、全济煤矿合并组建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办公处设在重庆。受此影响，嘉陵江流域的宝源煤矿、沱江流域的威远煤矿等相继组建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由董事会任命总经理，用人行政按照现代公司的办法进行。
总而言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之时，为了坚持抗战，一些部门和人士克服重重困难，在后方兴办煤矿，为全民抗战提供了能源和原料。煤矿内迁西南为保存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奠定后方工业建设的物质基础，改变原来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提升后方煤矿的机械化生产能力，尽可能满足军需民用的供给，促进后方工业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尤其是抗战后方工业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按：作者薛毅，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文载《民国研究》2015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蒋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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