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海洋贸易中的“船引”研究
摘要：明隆庆初年开海后，官方将“船引”作为商船出海贸易的许可证，并以此来管理海洋贸易。船引分为沿海、海外贸易两类，前者在闽粤之间实行南澳稽查制，闽浙之间实行沙埕换船制；后者仅有福建漳州与泉州的海商能够申请，并用于前往东南亚贸易。官方构建起以船引为核心的海外贸易限额制，而且以“船由”作为建造商船的许可证，形成船引与船由的相互配合和对应。船引的申请、填写与回销均有完整流程及具体规定，官方监管亦贯穿其中。海商出港时，必须由官方依照船引、船由来盘验货物与商船，还要限时回港销引并接受审查。船引成为晚明海洋贸易管理制度的核心，也是当时海洋弛禁通商的体现。
关键词：晚明；隆庆开海；海洋贸易；船引；海澄
明隆庆初年，基于海域秩序大体安定和中枢权力平稳过渡的双重背景，明穆宗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仍旧禁绝前往日本的建议，允准漳州与泉州的商民申请船引前往东南亚贸易，同时禁止外国商船来到闽南沿海交易，史称“隆庆开海”。［1］之后，明廷及地方官府本着弛禁通商的思维，逐步完善对海澄月港的贸易管理措施，［2］构建起船引制度、洋税制度、船由制度、发船制度与盘验制度等，形成了以船引为核心的贸易限额制。对于隆庆以降福建的海外贸易，既往研究已经大致呈现了船引的适用范围、征税方式、填写内容与数额变化，［3］对船引与船由的关系也有所论及，［4］亦对船引许可的贸易目的地进行了考证。［5］而从隆庆开海的基本格局来看，船引限于漳、泉两府海商申领，外国商船仍被禁止前来海澄贸易。［6］总体来看，此前对于船引的论述相对简略和分散，尚未注意到各种船引的别称及涵义、船引的印制及其完整的申销流程等问题，也缺少对于船引、船由具体运作的深入分析，以及对船引数额波动及其原因的厘清。若以船引为主要线索，恰好能够将各项海洋贸易制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增进对晚明海洋贸易制度变革的理解。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史角度出发，考察船引制度的演变，进而尝试补充对晚明私人海外贸易及东南沿海贸易制度的认识。
一、船引的种类及其征税
隆庆开海经涂泽民题请首创，时间约在隆庆初年，如万历《漳州府志》记载：“隆庆初年，巡抚福建涂泽民题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暹罗、占城诸国及安南、交趾，皆我羁縻属国，无侵叛，故商舶不为禁。……而特严禁贩日本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7］船引制度即源于此时。官府将船引作为漳州、泉州两府海商合法出洋贸易的许可证，规定商船“出入有引”，且经由海澄月港出入。［8］
开海通商以后，官府逐步细化对不同类型船引的管理措施。通常情况下，官府将船引统称为“文引”或“商引”，［9］具体可细分为以下三种情形：其一，前往“东西二洋”（即东南亚海域）的船引被称作“洋引”；［10］其二，因明人称东西洋为“东西诸番”，鸡笼、淡水（台湾北部的基隆港、淡水港）“名曰小番”，故而前往这些地方的船引亦被称为“番引”；［11］其三，前往东南沿海经商的船引被称作“文引”“商引”，而往东南沿海打渔的船引则被称为“渔引”。其中漳、泉商船往返广东购买谷米的“籴谷文引”，另可称作“谷引”。［12］
隆庆六年(1572),漳州知府罗青霄“议征商税以及贾舶”。［13］经福建巡抚殷从俭等议定，由漳州府海防同知督导海澄县官兵负责征收船舶税与货物税，［14］初步建立起由漳州海防官兼管的海洋贸易税收制度。［15］万历三年，福建巡抚刘尧诲将海澄月港“舶税充饷”，继续“委海防同知专督理之”。同时，“凡贩东西二洋、鸡笼、淡水诸番及广东高、雷州、北港等处商、渔船引，俱海防官为管给。每引纳税银多寡有差，名曰引税（东西洋每引纳税银三两，鸡笼、淡水及广东引纳税银一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二两）”。还有出港前根据船舶尺寸向船商征收的“水饷”，返港后依照进口货物向铺商征收的“陆饷”，以及特别向从吕宋回船征收的“加增饷”。［16］漳州士人将月港海外贸易税收中的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总称为“洋税”，又有“海税”“饷税”“洋饷”之称。官府严禁没有船引的私贩、假借沿海类型船引违禁前往海外的越贩，故而以船引为征纳对象的引税是洋税制度的核心。
官府始终严格管控前往东西洋的船引，但将前往鸡笼、淡水的船引视同沿海贸易进行管理。［17］万历十八年，福建巡抚赵参鲁将沿海类型的商引、渔引改由各州县审核发放，前往东西洋及鸡笼、淡水的船引仍属漳州海防官发放。［18］如此区分，可以使海防官更好地管理出洋贸易商船。万历二十五年，经福建巡抚金学曾题准，“岁委府佐一员驻扎海澄，专管榷税，海防同知不必兼摄”，［19］遂每年委派各府佐贰官一员轮换，专管海澄洋税。［20］同年，改海防馆为督饷馆，［21］铸给“专管漳州海税关防”，［22］建立各府佐贰官轮署督饷制度，船引（番引）改由督饷官审核发放。万历二十七年起，洋税由明神宗派遣的太监（税监）高寀主管征收，“委三司首领一员，与内监委官协管”，所征税银直接解送宫廷，此时的船引发放实际已被税监控制。万历三十四年，明神宗停罢税监征管洋税，改回“各省直税课，令在所有司照常征解”。同年，福建官府恢复府佐贰官轮署督饷制度，但因“外府之官远来住扎非便，而增设供应人役，所费亦繁”，遂改由漳州府“佐贰五员内，岁委一员管理”海澄洋税。［23］万历三十八年，经福建巡抚陈子贞奏准，“以引、饷事权，俱归海道管核”，［24］即由巡海道核查发放船引、征收洋税等事务。
就沿海贸易而言，出于防范海商假借沿海类型船引违禁前往海外贸易的考量，明廷通过修订相关条例，采用各类许可证管控沿海船只。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需持“号票、文引许令出洋”；禁止“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军不许扰害”。［25］“号票”，指官府将船只编刻字号、给发印票，作为登记船只在地的合法凭证。商民如果从事沿海贸货或采捕，还需另外分别申请对应的许可证，即“文引”和“执照”。广东的执照可以用于商船在本省沿海贸货，［26］浙江则采用“官旗”等作为渔船出海的许可证。［27］然而，正德《大明会典》中没有类似许可凭证的记载，［28］弘治《问刑条例》、嘉靖《重修问刑条例》亦只提到“若小民撑使单桅小船，于海边近处捕取鱼虾、采打柴木者，巡捕官旗军兵不许扰害”。［29］因此，明廷以条例形式使用许可证规范沿海船只的时间应不迟于万历初年。
以福建为中心的沿海跨省贸易而言，尽管官方对福建与邻省广东、浙江的沿海贸易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但其共同点是要申请船引（文引）作为贸易许可证。下面将从两个方面做具体分析。
首先，福建与广东的沿海贸易。闽商申领船引前往广东贸易时，需要经两省界邻海域的南澳岛，再接受官府盘验，可以称之为“南澳稽查制”。万历二年，刘尧诲奏曰：“今宜得一总兵，领水兵三千人专守南澳，而兼领漳、潮二府兵事。……凡闽船入广，广船过闽，皆不能外南澳而他，有所往即令该镇批验之，仍委文职一员兼同抽掣。”［30］至万历三年九月初六日，兵部尚书谭纶题奉圣旨，责令两广总督殷正茂等筹设“协守潮漳副总兵一员”（因其驻扎南澳岛，故又称“南澳副总兵”）。［31］闽船若要前往广东贸易，需经南澳副总兵稽查，至于万历前期南澳稽查制是否严格实行，还有待查考。
万历七年，福建巡抚耿定向等咨议广东官府“漳、潮互相关会，稽察船只”言：“旧时闽船入广贩卖稻谷等货，到彼地头，俱听该官司给引照回，抽取税银。惟广船入闽，向任去来，并不给引抽税，似觉异同。今后漳、泉、惠、潮之民，商贩赴本管官司告给文引，每引纳银一两。如各船到彼，止许查引。在漳、泉者，不得复抽惠、潮之税。在惠、潮者，不得复抽漳、泉之税。”［32］从中可见，广东对来粤的漳、泉商船管理较为严格，既要再发文引作为商船返程的证照，又要征税；而福建对来闽的惠、潮商船管理则较宽松，可能在于广东此前尚未采用文引管理惠、潮商船前往漳、泉沿海贸易。故此，耿定向等提议两省商船各在原籍官府申请文引并缴税，如若商船跨省贸易，仅需查验文引，且不再征税。
对于耿定向的咨文，广东巡视海道副使刘经纬查报：“今后惠、潮、漳、泉之船，越省来往买卖者，照闽中所议，各于该管本县告给文引，明开船户姓名、籍贯，所带货物、军器各若干，向往某处。船旁大刻字号，仍置旗缝字挂于船上，以便观认。如到各埠，赴所在官司验引明白，从其贸易，其应有抽税照旧投纳。”刘经纬提议两省商船各向所在县申请文引，并在船上张挂“官旗”用于辨识，且坚持对来粤的闽船征税。广东各司道官员也认为“今后闽船入广与广船入闽，俱要给引，听各抽税”。对此，时任两广总督刘尧诲与巡按广东监察御史龚懋贤言：“闽、广船只往来买卖，照闽中所议，俱要给引，……其广东惠、潮之船，倘有过闽者，听于该府告给文引，该道挂号，每引量纳价银一钱，贮作军饷，开载库簿备查。”［33］可见，粤船入闽要先向所在府申请文引，并呈报巡海道或兵巡道等“挂号”。两省邻近沿海的漳、泉、惠、潮四府商船往来贸易均要申领文引，其目的也是防止闽船经粤海违禁前往东南亚贸易。
万历二十一年，两广总督陈蕖回复福建巡抚许孚远时也明确提到：“查得闽之漳、泉接壤广海，商船来广贸易谷米等货，即雷、廉等郡向皆通行。只缘奸商乘向高、雷、廉、琼地面假贩侵池，该前院题议防池善后，将漳、泉二府所属来广商船，俱照广船刻皮、书篷，填给文引，听潮漳副总兵盘诘，限至广州地面而止。”广东官府采取严格管控措施的主要原因是漳、泉商船假借谷引侵犯珠池，责令南澳副总兵依照广东商船的管理制度，将漳、泉商船编刻字号并发放文引，且限定贸易范围不得远出广州之外。对于此时如何保证粤米入闽，陈蕖则建议：“严檄漳、泉两府各属，于各商告给贩广文引，酌以十分为率。系贩谷者，广州限以二分，惠、潮、高州三府共八分。其引明填往某府字样，各商领引入广，遵照海禁事宜，投南澳副总兵盘验，务使船不离引，引必照地。”［34］
公文往复协商以后，许孚远责令所属各道官员督导府州县及海防官等，“查照两广所议”实行，“仍要严谕商民，遵照海禁事宜，听南澳副总兵盘验，如或船、引相离及向往与引互异者，定行从重究处，决不轻贷”。［35］而且，这时的谷引具体由漳、泉沿海各县控发，可能主要在冬春季发放，夏至后的一段时间不再发放，在官方规定的领引时段内，各县大致每三个月就可发放限定数额、地点的谷引。［36］
其次，福建与浙江的沿海贸易。闽商申领船引前往浙江沿海，或浙商申领船引前来福建沿海，二者均不能直接抵达目的地港口，而是实行沙埕换船制。沙埕位于两省交界处，属福建福宁州管辖。王在晋曾言：“闽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闽，俱限温、福分界，沙埕地方换船，此向来通行之禁也。”［37］闽、浙沿海贸易需经沙埕换船，而闽船经过沙埕时也要申请船引（又称“沙埕引”），需要由官府验引并截角。［38］万历《漳州府志》记载：“比岁海滨人视越贩为常事，诡给沙埕引，无不诣山城君者。当事忧之，严为令，与民更始，有更犯者无赦。”［39］万历《福宁州志》亦有“商贾过浙者，算其船”的记载，即自万历十二年起，福建官府向经过沙埕换船前往浙江的闽商征收“沙埕税”。［40］
万历四十年，浙江巡抚高举奏言，“他如沙埕之船当换……闽船之入浙者当惩。酌分首从，辟遣徒、杖，着为例。部覆如议以请。上是之，并谕‘新定条例与旧例并行，永为遵守，仍着抚按官刊榜晓谕，有违犯的，依例重处，不得纵容’”。高举所奏经刑部题准，增补为“通倭海禁六条”，其第六条曰：“凡福建、浙江海船装运货物往来，俱着沙埕地方更换。如有违者，船货尽行入官，比照‘越渡沿边关塞律’问罪。”［41］由此，在沙埕换船被列入条例，受到相应管理。
崇祯二年，浙江巡抚张延登题曰：“闽、浙连海交界之处，名曰沙埕，以限南北。功令：闽舡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天启七年二〔三〕月内，复该前抚臣潘汝桢题奉明旨，内开‘浙、闽俱濒海邻倭，向虑奸民勾引，各厉禁船只不许往来。以后还着各遵旧禁，严缉彼此境上流突，以绝地方奸利之民勾倭生端，该部院知道。钦此。’……旧规两处商船俱卸沙埕倒换。”［42］相较于闽、粤沿海贸易，官府始终严格管控闽、浙沿海贸易，实施沙埕换船制的意图或许正在于防止闽船直接经浙海违禁北上日本。
如前所述，凡是商船出海贸易均要申领船引作为许可证，仅有福建海澄的船引（番引）可用于漳、泉海商前往东南亚及台湾贸易，而广东、浙江对船只发放的各类名目的许可证仅限于沿海采捕或贸货。官方对沿海跨省贸易有严格限制，闽、浙沿海实行沙埕换船制，闽、粤沿海实行南澳稽查制。另外，从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前往广东购买谷米等货的福建商船，也仅来自漳、泉两府。
二、船引与船由的配额
隆庆开海以后，明廷通过限定船引总数及其分配来调整对外弛禁通商范围，将船由作为商船本身的合法凭证，逐步形成船引与船由相互匹配和对应的关系，借助控发船引因应海域秩序的变化。
（一）船引、船由总数及其分配的演变
开海之初，“每请引百张为率，随告随给，尽即请继，原未定其地，而亦未限其船”。［43］海商申领船引可以前往准许范围内任意某处贸易，在总数之内也没有限定某处的船引数额。关于船引的总数，据漳州府查报，“开通之始，除日本倭奴禁绝外，其余东西二洋诸番并准，商贩应给文引，每次以一百张为率，呈请印发。”［44］张燮也说：“每请引百张为率，尽即请继，原未定其地，而限其船。”［45］由此可知，开海初始确有100张船引（洋引）可供海商申请。
万历十七年，福建巡抚周寀题请“定限船之法”，“议将东西二洋番舶题定只数，岁限船八十八只，给引如之”，并称：“查海禁原议，给引以五十张为率，每国限船二三只。今照原禁，势所不能，宜为定限。如东洋吕宋一国水路稍近，今酌量以十六只，其余大率准此。”兵部覆准：“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46］从中可见，官府曾讨论过强化海禁，将船引降至50张。当周寀题请限定船引分配时，兵部即覆准将每年前往东西洋的船引各限制为44张，总计88张，即每年准许88艘商船前往东南亚贸易。
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巡抚许孚远颁行的《海禁条约》之“制船只多寡”记载：
（该府查得……万历十七年，抚院周题限只数：每年东洋如吕宋限船十六只，屋同、沙瑶、玳瑁、宿雾、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限二只，磨荖央、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仑、岸塘、吕蓬各限一只；西洋如下港、暹罗、旧港、交趾各限四只，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限三只，麻六甲、顺化各限二只，大泥、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文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宁、陆坤各限一只。东西二洋共计八十八只。又有小番名鸡笼、淡水，地邻北港捕鱼之处，产无奇货，水程最近，与广东、福宁州、浙江、北港船引一例，原无限数，岁有四五只或七八只不等往贩。今蒙复旧通商，船只应宽其数。如昔年未限之前，曾经引贩占陂、高址州、篱木、高堤里邻、吉连单、柔佛、吉宁邦、日隶、安丁、义里迟闷、苏禄、斑隘共一十二处，每处各准一只，凑东西洋原限共一百只。其鸡笼、淡水，岁量以十只为准。……等因。到道。覆议相同。）批：占陂、高址州十二处，姑各准船一只，共凑百只之数。续据巡海道呈请鸡笼、淡水每年应加给引目缘由。复批：鸡笼、淡水准给引十张，仍行海防官严为约束，毋致潜贩倭夷。此缴。［47］
周寀对洋引予以定额分配，限定前往某处贸易的引数，将洋引与贸易目的地相结合，意图用洋引限制商船去处，这一做法随后得到了延续。万历二十一年之后，新增12张洋引，具体分配给12处贸易目的地，洋引总数由此恢复到最初的100张。同时，鉴于“鸡笼、淡水不系东西洋船数”，［48］每年定额发放10张船引，番引总数达到110张。万历二十五年，福建巡抚金学曾等奏言：“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坡、高址州等处共引一百十七张，请再增二十张。”兵部覆议：“允行。”［49］番引总数由此增至137张，但新增20张的具体分配不详。
与船引制度密切配合的是船由制度，商船若要合法载货出海贸易，须“船有由有引，由给船户，引以给商”。⑦船引是贸易许可证，船由则是商船本身的合法凭证。明廷历来禁止沿海民众建造二桅以上的违式大船，⑧因为海船“要之双桅尖底，始可通番”。［50］故此，隆庆开海时，明廷必然会准许建造二桅以上可出洋的大型船舶。万历六年，福建巡抚刘思问言：“漳州澳民私造大船，装载禁物，潜往日本兴贩为奸，要行巡海、海防等官，遇有澳船俱令赴官告给船由，照额打造。”［51］官府清查现有海船，责令船户赴官府申领船由，以此查明海船是沿海采捕，还是出海贸货。倘若新建海船，也要申请船由，且必须在官府限定数额之内。船由既是准建商船的许可证，又要留存用作商船的合法凭证，其有效期大致与商船的使用期相等。
万历十七年，周寀“定限船之法”言：“以后商贩告票造船应往某国者，海防官查明数外，不准打造。”［52］官府严格控制建造出洋商船的数量，凡是商贩建造洋船（又称“番舶”“番船”等），均要申请“票”（即船由），并说明贸易目的地。若洋船建造数量超出某处目的地的洋船限额，则会被禁止建造。约万历二十二年，漳州府建议时任福建巡抚许孚远等重申船由准建洋船之法：“以后凡造贩番船只，务令先将欲往某国，赴海防官处告明，查在限数之内，方准行县给由打造，额外毋容私增。船有定制，贩有定所，越贩之弊庶乎可免。”［53］许孚远则通过“制船只多寡”再次强调将船由作为基础，海商申请建造洋船需要先经海防官查明某处目的地的洋船限额，再由海防官令各县发放船由。海商通过申领船由建造的洋船具有较为固定的贸易去处，如若前往海外贸易，还要再申请相同目的地的船引，这也明显体现出船由与船引的相互匹配。官府发给船由定向准建的洋船，其数量应该是比照船引配额来确定的，或许与某处船引数额相等。万历三十八年，鉴于海商“有假给由、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的情形，福建巡抚陈子贞疏请“申饬沿海，清查由、引，严禁压冬，不许私造违式大船”。［54］这说明商船合法载货出洋时必须备齐船引、船由。崇祯四年，兵部题请开海时仍然强调要“严由、引，以核私贩”，［55］可见官府仍然通过掌控船引与船由的申请来管控海外贸易。
需要强调的是，船引总数确定及其分配是制度性规定，海商先要筹集资金（本金）、置办货物等，然后向官府申请船引，但组织海外贸易的复杂性有时会使海商最终难以成行，这导致船引不能被如数申领。海商的首要问题便是筹措资金困难。许孚远曾提到，“商贩间有借人银两凑本过洋者”，既有“借洋本者”借故“骗昧债主”的情况，又有债主“倍利取盈”或“索利过多”的情形。［56］资金不稳定、预估利润率偏低等，势必会影响海商的出洋意愿。而督饷官吏索贿、气候风险等也成为海商决定是否出洋贸易的考量因素。如万历四十四年福建巡抚黄承玄言：“昔之洋船岁以百余计，而今不及五十船矣。盖贩海之徒原无资本，不过计息称贷，徼什一之余以自润耳，一困于榷使之诛求，再困于风伯之劫数。称贷者既苦于折阅，应贷者亦渐以萧条。……盖资微则货必寡，货寡则船必稀。”［57］
（二）海域秩序与船引数额的变动
隆庆开海是海禁政策中的弛禁通商，官府通过船引来管控海洋贸易，又借此配合海防形势的变化，期望实现维护海域秩序的整体目标。进言之，海域局势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海洋政策的调整，这也是造成船引数额波动的关键原因之一。
约隆庆四年，漳州知府罗青霄“以月港寇乱因民不得通贩，请于当道为弛贩海禁，用销弭之”，［58］其意图在于消弭海寇的产生，应该会鼓励海商出洋贸易。万历二十一年初，鉴于日本侵略朝鲜的威胁，明廷在沿海地区申严海禁，兵部题称：“凡有贩番诸商告给文引者，尽行禁绝；敢有故违者，照例处以极刑；官司有擅给文引者，指名参究。”［59］四月中旬，许孚远奏曰：“海澄番引续奉部文停给。”［60］明廷停发番引，禁绝海商出洋贸易，着眼点亦是防止海商接济倭寇。八月初一日，等许孚远等人奏请，明廷又同意恢复开海通商。［61］此外，东南亚海域局势变化也可能促使官府对海洋贸易的管控趋于严格。例如，万历四十四年，黄承玄疏引“泉州府海防官呈报”称：“红毛番有大船六只、小船十只，于正月十六等日，来到吕宋拦把港口，候打洋船货物。幸吕宋国王讨船与洋商林怀贵等，先回报知。各商不得再往。”［62］官府得知荷兰舰队封锁马尼拉港口的消息后，禁止洋商再到吕宋，并随即停发前往吕宋的船引。
自天启二年后，荷兰人频繁侵扰沿海，致使“洋贩不通，海运梗塞”，即便海商申领了船引，也难以出海。［63］崇祯《海澄县志》记载：“天启以来，和兰请市，盘据水滨。至四年，当路一意剪除，严禁接济，且悉辍贾舶，使夷无所垂涎，辄寸板不令下水。是秋，夷既远徙。五年，始通舶如故。”［64］约天启四年，漳州诏安乡绅沈鈇言：“自红夷肆掠，洋舡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65］泉州籍官员何乔远也记载道：“至于红夷作梗，劫夺于货，以致盗贼旁挺。官府以闻朝廷，遂绝开洋之税，欲使奸民无所得为盗。”［66］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题准禁海（停发船引），派军驱逐侵占彭湖的荷兰人之后，于次年恢复开海通商。
然而，从“天启六年以后，海寇横行，大为洋舶之梗，几无孑遗，饷额屡缩，自是不复给引”。［67］至天启七年十一月间，出于防止海寇劫掠船货的考虑，福建巡抚朱一冯等题请“将崇祯元年洋商尽行禁止，不许下海，有违禁者，治以重罪”，并于崇祯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奉旨实行禁海。［68］至崇祯四年正月，户部还以“当俟海不扬波之日，再为酌量举行”为由，否决魏呈润“酌洋饷以通商”的奏请，随后奉旨继续禁海。［69］虽然这些政策均意味着停发船引，但崇祯三年、四年之际，福建巡抚熊文灿、巡海道徐日久等已经私自准许海商前往东南亚贸易。收到户部奉旨禁海的公文之后，熊文灿等随即责令巡海道收缴已印发给漳州府的洋引，以示遵奉圣旨。［70］
综上所述，面对海域秩序动乱的情形，官府选择停发船引，来禁止海商出洋贸易，而不必再对船由采取管制措施。因此，控发船引成为明廷因应海防形势变化的对策之一，也是以行政手段来掌控海域秩序的一种实践，船引数额波动成为隆庆以降海洋弛禁通商范围演变的直观体现。
三、船引的印制、申请、填写与回销
隆庆开海以后，漳、泉海商出洋贸易，需经漳州海防馆申请船引。船引的总数及其分配由明廷确定，福建抚按（巡抚、巡按监察御史）向巡海道下达船引数额指标，且“仍由海道衙门出给文引，抚按验明挂号”，［71］之后再由巡海道将印制完毕的船引交付漳州海防官审核发放。［72］
官府规定，海商申请船引出港时要先取得里邻的保结文书，意在尽可能将海商群体限制于漳、泉两府。［73］万历六年，两广总督凌云翼建议“凡有力之家愿往贸易者，许从实报官，里邻保结”；［74］二十一年，漳州海防官王应乾强调“必须严申禁约，每遇商舶将开，责取里邻保结，委官盘验。如有作奸犯科，置之重刑”。［75］二十五年，福建巡抚金学曾亦奏言：“其商贩规则，勘报结保则由里邻，置引印簿则由道府，督察私通则责之海防，抽税盘验则属之委官。”［76］由此可见，保结文书由里甲乡邻等担保出示，巡海道、漳州府分别制作船引、“循环号簿”，漳州海防官专责督察走私贸易（兼管洋税），委派官员负责协同盘验商船并征收税银。前文提到的船引“俱海防官为管给”，正是指漳州海防官负责船引的审核发放、初审回销与盘验征税等。之后，则由漳州海防官将船引、循环号簿呈递巡海道复审，［77］再由福建抚按官终审。本文将海澄东西洋船引申请与回销的具体流程制作为图1。
隆庆以降，官府逐步完善船引填写的规定，至万历中期臻于完备。万历六年，凌云翼建议“引内明开船主、伙伴、水稍等姓名，其船丈尺长阔，若干装载某项货物，至某番贸易，定限某时回销。……其随带刀、枪、铳、炮亦要报官，回日照数点验”。该提议较为详备，其中既包含船主、海商、水手、船只、货物、具体去向、回销时间等信息，也将海商携带的防身武器纳入填报范围。刘思问条陈：“填给文引并将货物登记。”［78］
万历四十四年，署知府事漳州推官萧基亦曾强调，“水饷以梁头尺寸为定，载在成册。……原给引时，商船量报梁头登引，而本海道发印信官单一本，发与商人，以备登报各舱货物，递送掣验。如所报有差错，船没官；物货斤数不同，货没官。此厉禁也。”［79］“梁头”也是计算船只尺寸的一种方式，官府清查船只时已将包括其在内的商船信息编造成册，而船引中登记的商船信息必须与此一致。［80］巡海道最初发放的“印信官单”也被用于海商填报进出口货物，与船引配合使用。因此，萧基建议：“合无请复旧规，将道印官单于请引时发下商人，令诸在船散商亲填货物多寡，如不能书者，即写代笔某人，与主商梁头阔狭，备造官册，随送随验。”［81］可见巡海道曾经以官单登记货物，且主要用于填报租赁船舱的小商人（舱商、散商）所载运的货物，但其起止时间和其他细节还有待考证。［82］万历二十二年，许孚远《海禁条约》之“续议”记载：
一、商人有假捏姓名、住址冒给文引。一出海洋辄为不轨，迨其事发则姓名不对、住址无踪。又有一等奸徒倚借熟衙，专一包揽给引，指诓使用。今后告给，责令船户、商梢从实开报的确姓名、住址、年貌，不许止以排行、字号、别姓、鬼名及别处住址、他人年貌诈冒填引，务要保甲、邻佑及船主保结明确，如虚一体，严究衙门，如有包给商引者，海防及各州县官不时究治。
一、商引填写。限定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及向往处所、回销限期，俱开载明白。商众务尽数填引，毋得遗漏。海防官及各州县仍置循环号簿二扇，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限期按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赍道查覈，送院覆査；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赍道查核，送院覆查。［83］
由上可见，海商申请、填写船引时，存在海商冒名填写、衙役受贿包引等弊病。鉴此，许孚远责令海防官等详加查实，要求海商必须以真实姓名、住址、年龄、相貌等申请和填写船引，须经保甲、里邻及船主等保结明确，而且严禁衙役与市棍相互串通并包揽给引。官府也再次强调前往东南亚及台湾的船引每年度换发一次，限定领引时段内的沿海船引大致为每季度换发一次，两类船引均要依照各自的换发时间，由海防官呈送道级官府核查，再经省级官府复查。［84］
万历四十四年，萧基亦提到，“时积年市猾每每包引，包保至五六船”，以此在请引与销引时串通主商勒索诸商，“甚至捏名给引，虚造邻结，将引移东转西，卖与越贩，如朱彩德等其证也。近略访郑心斋等究治外，今后引从商人自给，保取里邻实保，无容包同衙役作弊，犯者重治以清市猾”。［85］可见，包引市棍与督饷衙役相为表里，由市棍出面为海商冒领船引、伪造保结，故萧基规定海商必须独自取得里邻保结并申请船引。同年，黄承玄责令督饷馆“给引、销引，另行刑馆亲稽，不得专属饷馆”，［86］由漳州府推官（公署为理刑馆）复查船引的申请与回销。
海商申请船引，最初是“随告随给”，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申请船引出洋的时间，但对返港回销船引的时间有严格限定。因为“惟自倭回者，必候九、十月间风汛”。［87］许孚远“严往来程限”称：（该府查得商人过洋去用北风，回用南风，苟非其时不利于行，以故往年给引，听各商自计水程远近，随便开驾。如西洋遥远则就十一、十二月发行，严限次年六月内回销；东洋稍近多在春初驾往，严限五月内回销。压冬未回者，严拘家属监并，回日究无通倭情弊，亦必罪以违限。今照番舶往来海上，不过顺风驾使，去在冬春之际，故以十一、十二、正月为期，回必夏至之候，故以五、六月为限，此乃时不可易者。及查日本地居东北，去利南风，回利北风，往返之期与东西二洋不同。今后严禁商人，过二月不许给引，过三月不许开驾，仍行沿海县分管给浙江、福宁州及北港捕鱼船引时，当夏至不得轻给，俱遵原议，俟立秋后填发，庶通倭之徒无所用其奸。等因。到道。覆议相同。）批：东西二洋番舶给引不得过二月，出洋不得过三月；夏至后，即沿海渔船亦不许给发文引，俱如议行。［88］
东亚海域季风的风向变化成为官府制定海商申请与回销船引、商船出入港口等具体时限的依据。许孚远批文修订了海商请引与商船出港的时间，即当冬春季盛行北风时，商船迟至三月内必须出洋，如此便难以逆风前往日本；而当夏季盛行南风时，沿海渔船被禁止请引出海，往贩东南亚的商船必须在五、六月间回港销引。
万历四十四年，黄承玄仍称“海禁事例：凡船过二月不许给引，三月不许开驾外洋。法至严也”，然而这一制度并未被地方官府完全遵守。故此，黄承玄再次强调，“今后该道仍严谕沿海商、渔及在事官兵遵照事例。自三月以后，断不许一人一船出港开洋，违者即以通番论究。”［89］黄承玄还令“沿海各澳采捕渔船”于“汛时不许下海”，又“责成该县查编甲号，以便稽察”。［90］在官府规定的期限内，“凡以后商船在澳出海，俱限以三、六、九日结开驾，听该总哨查抄篷号及新引内县澳船商姓名、装载何货、贩卖何地。即拨会哨兵船护行，一哨交送一哨，仍各置南北送商二簿”。该总哨“五日一报海防官，半月类报院、道查考”。［91］黄承玄对于出港时间限定的重申，意在查禁沿海商船的越贩或接济海寇等行为，进而保障海澄合法的对外贸易。
上述官府制定的商船出港时限大致需要与海防汛期相调适。据谢杰记载，“防海者，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月为小汛。”分别称为春汛、冬汛。“每春汛以清明前后为度”，持续三至四个月；“每冬汛以霜降前后为度”，持续一至两个月。邓钟言：“惟此二汛，海禁不得故违。”［100］又如邓钟提到：“如过洋舡，则开纳饷之利，仍峻私贩之防；如过省舡，收汛则许其为商，出汛则禁其下海。宽以导其利，严以绝其奸。”［101］对于福建的海防汛期，万历二十一年，许孚远疏曰：“臣到地方之日，正值春汛届期。……今四月已半，南风渐来，倘幸海上无警，仲夏中旬可以收汛，然转盻八、九月之间冬汛又至。”［102］而许孚远正是于该年二月二十八日到闽接任了巡抚一职。［103］海防两个汛期多盛行偏北风，此时利于日本船只前往东南沿海。出于强化海防的需要，官府规定商船在海防大汛届期时必须出洋。
四、船引的盘验
隆庆开海以后，漳、泉海商申领船引出洋与回港销引之时，商船、货物等均要经过官府盘验。万历六年，凌云翼建议福建官府革新海外贸易制度，规定商船“出海与回籍，俱听海道委官，照数盘验”。刘思问也责令巡海道、海防官等盘验商船，“临发则盘诘放行，回还则查验登岸”。［104］具体来看，“漳之贩于吕宋者，去则稽察，归则盘验”。［105］目之所及，不迟于万历六年，福建官府对海澄贸易的管理措施之中，已经形成由巡海道委派官员与漳州海防官共同盘验船货的制度。
官府特别重视盘验申领船引经由月港出洋的商船，其意在查禁走私贸易，保障海外贸易制度的有效运行，而盘验依据就是“船不离由、货不离引”，［106］以及船引与船由是否能契合。据漳州府所查，“开驾之日，委官盘验。若有船无由者，船没官；有货无引者，货没官；货有出引外者，余货没官；藏带日本货物，多带铳器、火药者，连船货俱没官。”［107］商船申领船引将要出洋时，官府要稽查船由，没有船由的商船即被视为非法，并予以没收；依照船引核查商船所载运的货物，未填入船引的货物可能被视作漏税，并予以没收；严禁商船夹带用于前往日本贸易的货物、超出限量的器械（防身武器）等，否则商船、货物均会被没收，并加以相应惩处。
官府会通过商船载运的货物来判断其是否将要前往日本，即“其私贩日本者，须得焰硝、水银、甘草、糖、铁之物，到彼兑卖白银”。官府也会严格限制海商携带的防身武器，“每人只许腰刀、竹枪、透甲、砍刀、藤牌各随所长，自执一件。缭铗、斧头，五人共一。鸟铳，三人共火药五十斤。此外，不许多带一件一斤。如有佛狼机、百子铳等项，俱令官卖”。海商随带的防身武器都要填入船引，并接受官府查验，具体到种类、数量等，均不得超出上述规定。对此，许孚远批答：“商船铳器、火药止足防身，原有定限。其违禁夹带硝黄、铜、铁，明有越贩通倭之情，准依勾引事例，寘之重典，不可姑息。”［108］以上管控正是为了防止商船前往日本，其出发点显然在于强化海防，而非海洋贸易。
按照规定，商船载货出洋之际，由临时选派的官员前往海澄，协同漳州海防官负责盘验商船，那选委官员该怎样配合海防官呢？下面通过许孚远担任福建巡抚时的事例来作分析。许孚远《查验番舶行余推官》言：
今该本院访得贩海之徒颇多夹带铅、硝、铜、铁等货，将至暹罗、吕宋诸番转贩贸易，或乘机径抵日本接济以图厚利。值今商船将发，若非严行盘诘，杜其夹带，则两院之题请开通番舶，适以资盗崇奸，关涉匪细。为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到海澄县，会同漳州府海防同知舒九思，将各告引往贩诸番商舶，逐只逐舱，眼同盘验。在船物货、器械与引目相同，中间别无隐藏情弊者，即为封识明白，听海防官差押出海。如有引外多余，或夹带铅、硝、铜、铁等项违禁货物在船者，即将本船拿获，盘没本商并船主究解处治。间有知因出首得实者，重加议赏。先将盘验过缘由详报查考，毋得容纵未便。［109］
许孚远命令余推官协同漳州海防官对照船引盘验商船，可见委派官员更侧重于盘验载运货物、防身武器等。凡“与引目相同”者，为“封识明白”，即货物、武器等必须与船引中登记的内容一致。同时，官府也禁止隐匿货物漏税和夹带违禁货物，验船之后，需由漳州海防官派兵押送出洋。当然，此次许孚远直接派遣余推官协同验船属于临时性举措，与以往巡海道委官验船的制度并不相符。
依据律例，商船出港贸易所带违禁货物指的是“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等。［110］也如金学曾所说，“闽中奸商私以硝黄、铅、铁犯禁之物通贩外番，严禁方止。”［111］而“海禁首严于铁。……铁之害，害在贩番，漏税其小者也”；且“接济之禁莫重于铁”，主要目的“为防倭也”。［112］此外，还有铅、铜、焰硝、硫磺等，基本属于军需物资，故而始终在严禁之列。然而，就前往东南亚商船所载货物的实际情形而言，“商舶兴贩东西洋诸番，去时随带本处缎布、丝绵、锅铫、磁器、柑果、白糖、雨伞、铜盆、铜圈、药材、草珠、黑沿小钱及衣服等物往贩贸易。”其中，缎布与丝绵显然属于违禁货物，铁制、铜制器物及小钱等也可算作违禁货物，可见地方官府对出口货物的管控较为宽松。分守漳南道覆议“峻夹带典刑”则言：“违禁货物，有铜当禁矣，而铜盆、铜圈亦铜也；有铁当禁矣，而钉、锁亦铁也。亦宜一例查明，不许多贩，以滋镕化为奸。并入科条，一体遵守。”［113］由此限制每艘商船载运出口铜制、铁制器物的数量。
商船载货前往海外贸易的前提条件是备齐对应的船引、船由，经过选委官员与漳州海防官盘验无误方准发船。许孚远“慎出海盘诘”称：
（该府查得……缘委盘之官类属佐领，恒多草率，况商人多狡，密装暗藏，非穷舱搜括，未可摘发其奸。今后给引商船临发之时，务选委能干官员，逐一遵奉禁例盘验。等因。到道。覆，议得商船出洋而验，不若未发而盘。自今临期，责令各商自行检点，齐宗海口，听本院专差精力强干、风力素著官一员，协同海防正官，亲诣海澄地方，逐船舱一一盘验，果无夹带违禁货物，方许封识开驾。仍委官照常押过古浪屿外，以防奸商预令小艇装载违禁货物出洋，又夷船迎至中途接济之弊。）批：商船将发先行盘验，此为要法。但委官最难其人，今后听该道就近选委，或海防官、或他府佐、或各县正官，须得廉正有风力之人，谕令严加盘检，庶乎神奸可发一二。又或该道亲行、或委重郡守，出其不意，使之隄防不及，方为妙用。留神！留神！［114］
鉴于许孚远派遣推官协同漳州海防官验船的前例，分守漳南道建议仍由巡抚选派官员。对此，许孚远批复称，由分守漳南道选派官员，既要提高委派官员的职级，又要将选委范围扩大到知府、府佐、知县等官，甚至是由分守漳南道亲自验船。再从漳州府的呈报来看，出于防止走私贸易的考虑，选委官员与海防官验船完毕，官兵要将商船分帮押送至鼓浪屿外放行。
至万历四十四年，黄承玄又规定：“今后每遇发引开驾，俱要海防、饷馆或县正亲行盘验，船载是何货物、何处兴贩、何日出港、何日回销。……每年终责成该府刑官逐一查明，备开类册并往返日期，呈报本院查考。”［115］他仍然强调由每年轮署督饷的漳州府佐亲自验船，海防官没有轮值督饷时，也要配合验船，海澄知县等亦要适时参与；另由漳州推官复查并编纂相关文册，用于呈报巡抚审查。商船出海的盘验流程为“经馆验船，经县盖印，抱引出洋”。漳州海防官或轮署督饷官等原先是到属泉州府的厦门盘验商船，万历四十五年后改在漳州圭屿验船。［116］
结合以上所论，可以将官府验引之后的发船制度归纳为以下三条：其一，分番发船，即“商船分番出洋，量留防守”。临发船时，官府依照船引将前往某国或者相邻某处的商船聚为一帮，出洋又“分为二班，一班出海，一班守候，如遇海上有警，即责守候商船剿捕”。［117］其二，差押发船，海防官兵需要将查验完毕的商船押送出洋。从厦门曾家澳“候风开驾”，护送至鼓浪屿以外，最远不会超出担门（大、小担岛之间），因为商船至此分路东西洋。［118］其三，限时发船，官府规定商船出洋时间不得超过三月。
官府盘验商船之后，对商船出海和回港均实行押送护航，主要是为了防止走私违禁货物与漏缴税银等。据漳州府查报，“海澄团练机兵营，海门、濠门、岛尾巡检司，浯屿、铜山水寨，浯铜、南澳游兵营诸信地，皆往返必经之处，俱应重其督责。以后商船出洋、回澳之候，责成寨游把总并巡检司官严督哨官盘诘”；如有商船未持挂号船引、夹带违禁货物、隐匿货物漏税等，“许将人船擒获解治”。对此，许孚远批复：“营、寨、游、巡各官兵人等准依禁约，于商船往回经过严加盘诘，但不许因而生事。盘获者有重赏，漏越者有重罚。”［119］万历《漳州府志》亦载：“每年至五六月、七八月间，风汛届期，各商船回至海外，俱由南澳、浯铜诸水寨及岛尾、濠门、海门各巡检司信地经过，随报府县及海防馆，逐程拨船护送防寇掠，其实稽察隐匿饷税者。”［120］商船往返东南亚或广东，经过海防官兵的巡逻范围都要接受官兵的护航与监督。这样的做法也反映出官府对海洋贸易的一种忧虑，商船“扬帆而出，乘风之便，东西南北任其所之，谁复能核其去向乎”？［121］故此，官府尽可能地拓展对商船的管控范围，责令沿海的海防官兵来查禁走私贸易。
五、余论
有明一代，海禁政策时严时弛，但始终推行。弛禁大致有两类涵义：其一，弛禁通商；其二，海防废弛。隆庆初年，明廷准许漳州与泉州的海商申请船引经海澄出洋贸易，仅是海禁政策中的局部变通，而且受到了严格管控，因此开放海澄一港对外贸易仅能被界定为弛禁通商。［122］进一步说，隆庆开海仍然可容纳于海禁政策之中。福建官府陆续制定出一套较为完备的贸易管理制度，具体可分为船引制度、洋税制度、船由制度、发船制度与盘验制度等，这些制度大致构成了海澄商舶体制。
从制度设计来看，商舶与市舶（贡舶）的涵义显然有别。明朝的市舶制度始终“禁海舶，不通诸番”，［123］即禁止商人前往海外贸易，所以市舶司“兹惟理贡船，不复开海市”。［124］同时，“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125］市舶与商舶的区别在于：“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民互为市，若广之濠镜澳然；商舶，则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其出有时，其归有候。”［126］故此，以船引为许可证的海澄对外贸易类属商舶，而非许孚远所言“请开市舶”，涂泽民最初题请的“易私贩而为公贩”是将私人前往海外贸易合法化。［127］
万历七年，广东巡视海道副使刘经纬呈报：“即如给引贩番，在闽则以海患之生，由于海舶之阻，故议开例禁，许民于东西番国往来贸易，但得稽查严密即可无事。若在广中，先年曾有土民私造巨舰，走贩夷邦，因而违法启衅，为祸不小，故于通番素悬厉禁，且各澳诸夷听抽互市，商夷两利，地方相安，故虽阻绝商贩，民不称苦，所云许民贩番之例，在广中断断当禁者也。”而后，时任两广总督刘尧诲会同巡按广东监察御史龚懋贤奏议：“在闽则以海舶禁阻，民无治生，已有成例，许令给引于东西番国贸迁。在广则以澳夷互市，公私两利，素遵重禁不许贩夷启衅，是闽之向通，而广之当禁也，必矣！”［128］因此，以船引为核心的海澄商舶体制也与特许在澳门等处互市的“广中事例”不同。［129］
隆庆开海并没有采取历来朝贡互市或特许澳门互市的先例，而是由涂泽民首创，探索出一条允许私人合法出洋贸易的新途径，而后在殷从俭、刘尧诲、庞尚鹏、刘思问、耿定向、周寀、赵参鲁、张汝济、许孚远、金学曾等人的开海实践中加以完善。整体来看，海澄商舶体制的特点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单向对外贸易路径，即“闽市有往无来”。［130］官府准许海商申请船引出洋贸易，但是仍然禁止外国商船前来海澄贸易。恰如漳州府查报：“商人许给引过番，正不许番人入我内地也。”［131］又如邓钟所言，“海禁开于福建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132］其二，限定通商贸易的区域及对象。官府允许前往的沿海地区是浙江、广东及福建的福州、福宁等地，还有台湾北部；许可前往的海外区域是东南亚地区。其三，出洋贸易的海商群体被限制于漳、泉两府。海澄商舶体制的创立与完善是官方在明代海禁政策中实现的制度创新，也是弛禁通商的具体表现，其中最为核心的便是船引制度。
揆诸史实，即便是海澄对外贸易兴盛的万历时期，明廷及地方官员也仍将开海视作海禁的变通或放松。万历《漳州府志》记载：“自设县弛海禁以来，使穰穰者骛于利，潜销磨其不逞，吾又得操其什一以资军匮。”［133］万历六年，凌云翼与刘思问奏议加强海洋贸易管理，明神宗随即降旨：“这海禁事宜着该省督抚、巡按等官会议停当具奏。钦此。”［134］至万历七年，耿定向、刘尧诲上疏条议海禁事宜也是从弛禁通商的角度而言。［135］可见，官府本着弛禁通商的思维管理海洋贸易。万历二十一年禁海时，漳州海防官王应乾建议“乞念边海民生之重，详请弛禁复旧通商”；许孚远疏曰：“臣等以为通之便无已，则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伏乞敕下该部从长酌议，俯赐裁夺，时禁而禁，时通而通。”［136］至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闽省复通海市，但严硝黄之禁，从闽抚请也”。［137］再结合许孚远颁行的《海禁条约》便会发现，其中所列条款将弛禁的逻辑与方式表露无疑，［138］而许孚远所谓“疏通海禁”与弛禁通商的涵义相同，隆庆开海实为海禁政策中的弛禁通商。
明廷准许海洋弛禁之后，地方官府需要及时与适度介入，通过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加以规范和引导，否则，官府管控缺位和海防废弛便会成为海域秩序的隐患。嘉靖二十六至二十八年，朱纨在浙江、福建两省申严海禁，惨遭失败，［139］导致“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矣！”［140］此后，海禁（海防）“益弛”，［141］即“法网遂撤，则禁防不谨”，［142］官府对浙江沿海的海洋政策亦逐渐发生转变。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巡按浙江御史董威“请宽海禁，以便渔樵，裕国课，下兵部覆议，行浙中藩臬诸司集议可否，从之”；翌年四月，巡按浙江御史宿应参“复请宽海禁，下兵部尚书赵锦覆议，从之”。［143］由此呈现出海防缺位与海禁复宽的局面。官方力量的缺失和海防军备的废弛，间接导致汪直等海商集团势力坐大，致使东南海域秩序渐趋紊乱，朝廷不得不通过厉行海禁来强化海防，故而形成禁海与寇乱的恶性循环。对此，谢杰批评道：“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启衅，或以偏听生奸。”谢杰亦提到，万历四年、五年间，前后两任福建巡抚刘尧诲、庞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144］从中可见，海禁要严弛有度，对于弛禁通商与强化海防而言，二者既不可偏重，也不可偏废，应当适时、适度调整。
隆庆开海以后，在充分吸取嘉靖倭乱历史教训的基础之上，地方官已经基本形成“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共识。［145］船引成为海商出洋贸易的许可证，明廷对不同类型船引的总数与分配也作出具体规定，逐步细化以船引为核心的贸易限额制，而且试图通过控发船引因应海域秩序的变化。船引制度实施初期取得了较好效果，但其本身存在一些薄弱点，比如“使船有由，越邻省有引，一入于海，东西南北安可复问而去？”［146］海防官兵稽查商船仅限于港口及沿海巡逻之地，根本无法管控远离沿海的商船，这导致商船违禁越贩、私贩或转贩等行为难以被查处。
首先是商船违禁越贩或私贩。万历二十一年，“报倭警，禁止通贩，而海滨民苦为生难，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故越贩”。［147］闽抚许孚远疏曰：“同安、海澄、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四五月间告给文引，驾使鸟船，称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徂秋及冬或来春方回。亦有借言潮、惠、广、高等处籴买粮食，径从大洋入倭，无贩番之名，有通倭之实，此皆所应严禁。”［148］鉴于海商假借沿海船引越贩（私贩）日本的情形，许孚远规定：“以后除东西二洋文引遵照原题告给外，敢有诈告福宁、广、浙、北港等处，因而置货越贩，与竟不告引私通日本者，许各地方澳甲、保约并知因伙记人等首告，及沿海官兵盘获得出者，坐以接济重罪，船货没官，内以三分给付首获之人充赏，扶同隐蔽者，一体连坐。”［149］万历四十四年，闽抚黄承玄也提到“越贩奸民往往托引东番，输货日本”。［150］此处“东番”指台湾，意为海商假借鸡笼或淡水的船引而前往日本。黄承玄又言：“设总哨矢心奉法，留意关防，私贩船只安能插翅飞越？乃信地官兵往往视为奇货，每放违禁一船，例获二三百金，听其乘夜密走，出洋验引而不验货，见金而不见法，设防之谓何？”［151］沈鈇亦说：“一伙豪右奸民，倚借势宦，结纳游总官兵，或假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径往交趾、日本、吕宋等夷，买卖觅利。”［152］由此可见，商船越贩或私贩行为频发，部分原因是船引制度本身很难被完全执行，但也是官府疏于稽查甚至受贿纵容的结果。
其次是商船违禁转贩。海商“借东西洋由、引，而潜趋日本，时时有之。禁虽严，未全戢”。［153］万历三十八年，闽抚陈子贞奏言：“近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夤缘所在官司，擅给票、引，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154］商人串通官吏取得前往吕宋的船由、船引，并借此违禁前往日本。万历四十四年，闽抚黄承玄说：“海澄饷馆请引给商，本以防越贩也。今私贩杂于官贩之间，告引时非称贩吕宋、交址、下港，即称贩广南、暹罗、西洋。迨出海，而后始扬帆各去，或到广南换船转贩日本，或近吕宋停泊僻澳，候南风竟走日本，压冬而返，次年方归。甚至连船俱卖，不则将船凿沉，附搭别船回至鸡笼、淡水等处，倩渔船先行报信，诈称失水赔饷。”［155］天启三年，闽抚商周祚亦称，海商申领前往大泥的船引，“或贪路近利多，阴贩吕宋”。［156］转贩贸易反映出船引制度本身的缺陷，即船引配额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被海商遵守。官府对此也难以进行有效查处，只能严格限制商船回港的时间，或者将前往某处或相邻某处的商船编为保甲（船甲），“迨风候齐到入港之时，某船到，某船不到，自能互相质证，呈明以待究勘”。［157］
总之，船引制度是晚明官方推行弛海禁通洋商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海澄商舶体制的核心，官方主要凭借船引的控发与盘验来管理海洋贸易。从船引制度的演变中，可以看出晚明海洋贸易政策调整的范围。区别于以往朝贡互市和澳门互市的单向贸易，隆庆开海成为晚明中国与东南亚的新单向贸易形式。全球史叙事为评价隆庆开海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提供了新思路，而船引制度正是对隆庆开海进行定位的微观依据之一。
按：作者戴佳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初稿曾提交“2021海洋广东论坛暨2021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宣读，又承蒙外审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常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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