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昕晖 | 从日记到纪程：锡珍稿本纪行文献考论

文化 2025-01-30 21:48 四川

内容摘要：晚清蒙古八旗大臣锡珍的《锡席卿先生遗稿》中有奉使朝鲜、赴台湾办案两组纪行文献，这两组纪行文献内部存在联系，展现了从日记到纪程的文献生成过程。通过拆分文学化描写和制度记载、剥离具体私人化记录、补充内容、单独附录诗作等方式，在日记的基础上形成了《奉使朝鲜纪程》《渡台纪程》等纪行文献。这些举措体现锡珍的著作意识，也受到纪程创作传统的影响。以此为个案，可一窥作为综合性、多元化文本的日记如何衍生出其他文献。

关键词：晚清日记纪行文献锡珍

晚清大臣锡珍（1847—1889），出身蒙古八旗之仕宦、文学世家。其著述稿本于世间多有留存，其中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锡席卿先生遗稿》中保存了若干种纪行文献（包括纪程和纪行诗）稿本，为观察纪行文献的生成过程提供了重要样本。本文即以此为例，讨论纪行文献的一种创作形成方式。

一、锡珍的家世、生平与著述

锡珍，字席卿，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锡珍出身蒙古八旗之官宦世家，家族中不乏由科甲正途入仕者。曾祖父和瑛，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官至尚书；祖父壁昌，官至两江总督、福州将军；伯父恒福，官至直隶总督；伯父谦福，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父同福早逝，仅官笔帖式。和瑛家族又是蒙古八旗中著名的文学世家，上述诸人多有诗集、著作传世，如和瑛有《读易汇参》《三州辑略》《西藏赋》《太庵诗草》《易简斋诗钞》等，壁昌有《守边辑要》《叶尔羌守城纪略》《牧令要诀》《兵武闻见录》《星泉吟草》等，谦福则有《桐花竹实之轩诗钞》等。

咸丰元年（1851），锡珍已为三品荫生。同治五年（1866），签分吏部笔帖式。六年，中举人。七年，中式二甲第四名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一年，升翰林院侍讲。十二年，转侍读、升侍讲学士。十三年，转侍读学士。光绪元年（1875），充山东乡试正考官。二年，升詹事府少詹事、詹事。三年，升通政使。四年，升左副都御史。此后转理藩院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总督仓场侍郎。十年，升左都御史，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又历转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光绪十五年六月，因病乞假，八月，陈请开缺，九月初八日因病逝世，得年仅四十三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传稿（文献编号：702002757）中有镶黄旗蒙古佐领出具的锡珍祖父子嗣片，记载锡珍有三子，长子仲燊，锡珍逝世时恩赏以员外郎用；次子华堪，时为一品荫生；三子肇梁，时为监生。

今见锡珍著作皆为稿本。较早注意到锡珍稿本的是邓之诚，有跋锡珍稿本《皇朝掌故备要》一篇。此书今藏南京大学图书馆，书前有邓氏题记，署“民国戊寅”。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锡珍稿本《仓场事宜初稿》，亦有邓氏墨笔题识，署“戊寅十月”。“戊寅”为1938年，二书皆应是邓氏旧藏。1990年出版的《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影印了吴丰培抄录整理的锡珍《奉使喀尔喀纪程》。2011年的《边疆史地文献初编·北部边疆》第二辑中又影印收录了《奉使喀尔喀纪程》，版本信息著录为“同治甲戌年抄本”，但据字体以及文内增补修改情况看，应是锡珍之清稿本。今见锡珍著作的最大宗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锡席卿先生遗稿》17册（索书号：NC9117/8212），包括日记、札记、杂著若干种。下文就以其中收录的出使朝鲜及赴台湾查办事件的纪行文献为切入点，具体考察其写作与生成之过程。

二、锡珍稿本纪行文献的文本关系

（一）锡珍纪行文献概貌

锡珍的政治生涯并不算长，咸丰元年为三品荫生，时年方五龄。同治五年，签分吏部笔帖式，若从此时算起，到光绪十五年去世，锡珍身在仕途仅23年而已。其间曾多次外派使差。锡珍出身蒙古八旗中著名的文学世家，本人也颇具文学著述之修养，奉使、出差途中多有相关文献留存，今见有三次出差或奉使的纪行文献：

1.同治十三年三月，翰林院侍讲学士锡珍奉旨前往喀尔喀赐奠车臣汗福晋鄂卓特氏，有《奉使喀尔喀纪程》一册。

2.光绪七年三月，慈安皇太后病逝，四月初十日，命镶白旗汉军都统额勒和布为正使，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户部右侍郎锡珍为副使，前往朝鲜颁慈安皇太后遗诰。有《奉使朝鲜纪程（附诗草）》《使东琐记》《使东诗草》各一册（均收入《锡席卿先生遗稿》）。

3.光绪十一年五月，台湾巡抚刘铭传弹劾台湾道刘璈，六月，命刑部尚书锡珍会同江苏巡抚卫荣光前往台湾查办此事。有《渡台纪程（附诗草）》《渡台纪程》《闽还纪程》各一册（均收入《锡席卿先生遗稿》）。

由锡珍的朝鲜、台湾之行可以发现，在一次出差过程中，形成了若干种纪行文献，包括日记形式的“纪程”“琐记”和纪行诗。以下逐一考察各种纪行文献之间的关系。

（二）《奉使朝鲜纪程》《使东琐记》《使东诗草》之关系

光绪七年（1881）五月初十日，额勒和布、锡珍一行出京。六月十一日，过鸭绿江。二十七日，抵达朝鲜王京，举行颁诰仪式。二十八、二十九两日有宴席、见客等礼节性事务。三十日，颁诰事竣返程。闰七月二十九日，还至京城复命，往返共109天，路途六千六百里。

锡珍奉使朝鲜期间形成了一组纪行文献，其中：

《奉使朝鲜纪程》（本小节内简称“《纪程》”）为《锡席卿先生遗稿》之第六册。为日记形式，其记事起自五月辛未出京，止于闰七月己未还京，只在第一天以数字记录日期，其后均记干支，不用数字。《纪程》中所记大致包含每日所行里程、所经山川形势、驿站馆所、沿途地名。此册最后则收录途中所作诗歌，共计六十五题。

《使东琐记》（本小节内简称“《琐记》”）为《锡席卿先生遗稿》第七册。同样是日记形式，以数字记录日期而非干支，起自五月初十日出京，止于闰七月二十九日还京。《琐记》与《纪程》相比，于山川形势、自然景观的描写多所省略，而于沿途职官设置、官员姓名极详细，里程、地名亦较后者加详。如五月二十日，《纪程》所记为：

辛巳。五十里，中后所，关外第一巨镇也。又四十余里，望海店，见海水湛然。海中一大岛，岛外捕鱼之船无数。再行约二十里，次沙河所自出。关外海风甚劲，水土质重多寒。山不峻而气厚，粗石漫坡，黄沙黯黯，绝好战场。

《琐记》则为：

二十日。卯正行，三十里，沙河站。十里，三台。十里，巳正二刻到中后所，有城市，十分闹热。

沙河站驿丞董治。中后所路记佐领恩善。中后所镶白旗佐领云骑尉恩霖，骁骑校夏日晨。中后所巡检阎垲。

未初一刻行，过河，甚宽。三十五里，望海店。又七里，烟台村。又八里，酉初三刻到沙河所。今日路多平坦，车行甚速，按程百里，实有百三十余里。自中后所至望海店一路尤长。沙河所有城，不大。

此外，《琐记》记录途中所见诗文，如五月十九日游姜女祠，录有乾隆帝、道光帝、永瑆、朝鲜金以玫等人诗，又记老军屯店中题壁诗三首。此皆《纪程》中所未有。入朝鲜后，朝鲜方面的供应、礼单等，《琐记》中亦有较详细的记录。又《琐记》或于某日下记录本日所作诗歌，但数量不多，仅为《纪程》后附诗作中的一部分。

《使东诗草》（本小节内简称“《诗草》”）为《锡席卿先生遗稿》第八册。专记朝鲜使行所作诗歌，共计八十八题，覆盖了大部分《纪程》后附诗作，但仍有《朝鲜贫弱时事棘矣慨然有作》《沈阳篇》二首不见于《诗草》。

以上三种纪行文献，各有区别又相互联系，那么其间究竟是何关系？

《纪程》与《琐记》之关系，于锡珍本人笔下已可见端倪，《纪程》日记部分最后一天写到：

己未。还京。往返计百有九日，凡六千六百里。关河几处，不无风景之殊，而乡国重回，略有岁序之感。若夫途间之琐事，与官场之应酬，则概从略焉。

而《琐记》内文卷首题为“使东琐记”，小字注云“纪程拾遗”。既云“拾遗”，则《琐记》收录的应是《纪程》所“遗”的内容，加之《琐记》中最大特点是详记中朝沿途的官员，以及朝鲜之供应、礼品等细节，正符合“途间之琐事，与官场之应酬”的范围，由此可以判断，《纪程》和《琐记》构成互补关系。《纪程》为正本，《琐记》为补充。

进而言之，《纪程》和《琐记》均为日记形式，锡珍千里颁诰，往来匆匆，此期间设立两套日记册，分别记录主体行程和途间琐事，想来可能性不大。且除里程、地名外，两种日记中的一些记载又有重复，如六月二十四日，《纪程》作：

甲寅，天晴暑汗，有微风之凉。北望主山，南望龙岫，过太平桥、麻田桥、橐驼桥，左金沙岘，右金凤山。再过吹笛桥、板门桥、延风岘、见猎岩、加次岘。傍山行，丛林如障。凡三十五里，长湍府临湍馆。长湍境内多沙川，细细长流，是以谓之长湍也。长湍被为松岳山，名胜之区也，绵亘到临津止。

《琐记》则作：

二十四日。辰初一刻行，北望主山，南望龙岫。过太平桥、麻田桥、都桥、橐驼桥，及郊外矣。左金沙岘，右金凤山。五里，立碑隅，南德积山，北松岳山。过野桥，五里，吹笛桥。五里，加岘。五里，板门桥。五里，延风岘，入长湍境。五里，招贤站，长湍进单。又五里，草岘、见猎岩。五里，加次岘。五里，临湍馆，曰梧山站，长湍进单。长湍府使任尚镐，即充右副承旨持王帖来候者也。长湍境内多沙川，细细长流，是以谓之长湍也。

两稿有若干文字相同，如果途中即分为两册日记同时记录，实为不便，亦无必要。而今见《纪程》和《琐记》，一为行书，一为楷书而颇用古字，恐亦非同时同地写成。故而推断，锡珍使行途中应有一本日记统一记载所有内容，而后在一种“著述”意识的指导下，有意将其拆分，形成略有重复而大部分内容互补的《纪程》《琐记》二稿。

继之讨论三种稿本中所录诗歌之关系。除第八册《使东诗草》外，第六册《纪程》末尾集中收录诗歌，第七册《琐记》在按日记事时录有部分诗歌，数量较少，行文中又时见墨笔添注，示意“补某诗”。三种来源的诗作之间存在一些异文，但单纯的异文比对，难以确定文本的先后关系。所幸稿本中保存了若干修改痕迹，可以此为切入点讨论诗作形成的次序。张鹏在讨论此问题时指出，“第七册内容是在第八册修改基础上有所修改补充，并最终在第六册直接使用”，也即《诗草》→《琐记》→《纪程》之次序，本文基本同意其观点，但仍需适当调整。

首先，从整体上看，《诗草》和《琐记》的诗歌文本均在《纪程》上游。如《琐记》初作“断阪接平冈”，后改“接平”为“复连”；《纪程》作“断阪复连冈”。《诗草》初作“万千气象一舆中”，后改“气象”为“光景”；《纪程》作“万千光景一舆中”。

但《琐记》中收录的少数诗作，是否全部处于《诗草》下游，则应另加探讨。《琐记》中保留的最初文本，有些与《诗草》的最初文本相同，甚至较之更早。如《琐记》作“云眠古坞花舒态，径转穹岩月露痕”；《诗草》初与之同，后改为“云眠花坞生姿态，月挂林岩有迹痕”。又如《琐记》初作“水佩缬裳出沼，地衣铺锦稻翻风”，后改为“缬佩在裳出沼，编花成锦稻翻风”，再改为“水佩缬华出沼，地衣铺锦稻翻风”（见图1左）；《诗草》初作“缬佩在裳出沼，编花作毯攲稻风”，改为“缬佩在裳出沼，编花成锦稻翻风”（见图1右）。据以上两例可知，《琐记》中最初的未经修改的文本，很有可能反映了诗作的原初样貌，而非晚于《诗草》。但《琐记》中经过修改的最终文本，则确应在《诗草》之后。

而作为最后环节的《纪程》，也并非全部接受上游对文本的修改，而是可能产生新的文本。如《诗草》“应无一夕停”，《琐记》初作“应”，后改为“曾”，《纪程》初作“曾”，又改回“应”。又如《诗草》“向途历历数冈峦”，《琐记》未录此诗，但行间有添注字样“补‘向途’一诗”云云，知此时亦作“向途”；而《纪程》中则先作“客途历历数冈峦”，又将“客”改作“归”。

总而言之，《诗草》《琐记》体现了锡珍朝鲜纪行诗的修改过程，《纪程》后附诗作则应是其最终面貌。

以上是锡珍奉使朝鲜纪行文献之间的关系，那么赴台纪行文献之间是否存在类似联系呢？

（三）赴台行记、纪行诗之关系

《锡席卿先生遗稿》第三、四、五册为赴台行记、纪行诗，其间关系与上述三种奉使朝鲜纪行文献又有区别。第三、四册分别题为“闽还纪程”“渡台纪程”，两册都是日记形式，日期内容相联属，实为一种：所谓“渡台”和“闽还”，分别是锡珍去程和回程。记事起自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自京师动身之时，止于十一月廿三日抵达山东齐河县晏城驿，戛然而止，恐有脱文。日记中记有诗歌十七首，皆无题，分别散入各日下。第五册亦名“渡台纪程”，亦是日记形式，记事起于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止于十二月初一日还京。此册末尾统一收有诗作17首，与第三、四册所收诗作同，但皆有题，为15题，且文字略有异同。为叙述方便，下文简称第三、四册为“纪程甲”，第五册为“纪程乙”。

纪程乙涵括日期范围较纪程甲多八日，但文字内容却约当纪程甲之一半。对比二者，则知纪程乙应是从纪程甲删改而来，举十月初一日为例：

纪程甲（见图2）初稿作：

十月初一日。午初二刻起程。山路崎岖，盘旋登降，狭处仅通人。十五里，朝天桥，二十年前遗火烧毁，惟石基高如绝壁者矗矗惊湍前，而上有丛薄生焉。乃下滩过渡，再陟高峰。十里，过秀岭，颇峻。山田莳稻，其畦则斜方不一，层层布列，放水潺潺。民居依山架屋，而行径近楼窗，或缘树杪而上。十里，莪洋。越山梁，再过江而左，而所谓江者，涧溪之水耳。颓沙恶石，狰狞水次，估舟旋折石阵中，木篙长柁，撑拄而目不转瞬，故官舫鲜行也。又三里，谷城。五里，过万寿桥，桥亦水冲坏，略约通舆。乃过谷口塘。又七八里，至黄田驲，其下为虾蟆滩。

纪程甲修改后作：

十月初一日。行李到齐，午初二刻起程。山路崎岖，盘旋登降，狭处仅通人，其下为龙峡滩。十五里，朝天桥，桥二十年前遗火烧毁，惟石基高如绝壁者矗矗惊湍前，而上有丛薄生焉。乃下滩，过渡而右，再陟高峰。十里，过秀岭，颇峻。山中辟田莳稻，其畦则斜方不一，自山腰而下，层层布列，放水潺潺。民居依山架重屋，东房西房，有上下床之别，周围密林，红叶拂拂，村容颇治。而行径近楼窗，或缘树杪而上。十里，莪洋。越山梁，再过江而左，而所谓江者，涧溪之水耳。颓沙恶石，狰狞水次，估舟旋折石阵中，尾驾高柁，前放长梢，撑拄而目不转瞬，故官舫鲜行也。又三里，谷城。五里，过万寿桥，桥亦水冲坏，略约通舆。乃过谷口塘。又七八里，至黄田驲，其下为虾蟆滩。

纪程乙作：

十月初一日。山路崎岖，盘旋登降，狭处仅通人，其下为龙峡滩。十五里，朝天桥，桥二十年前遗火烧毁，惟石基高如绝壁者矗矗惊湍前，而上有丛薄生焉。乃下滩，过渡而右，再陟高峰。山腰稻畦，斜方不一，层层布列，放水潺潺。民居依山架重屋，东房西房，有阶数级。周围密林，红叶拂拂，村容颇治。而行径近楼窗，或缘树杪而上。十里，秀岭。十里，莪洋。越山梁，再过江而左，而所谓江者，涧溪之水耳。颓沙恶石，狰狞水次，估舟旋折石阵中，尾驾高柁，前放长梢，撑拄而目不转瞬，故官舫鲜行也。又三里，谷城。五里，万寿桥，谷口塘。又七八里，至黄田驲，其下为虾蟆滩。

从此例可以看出，纪程乙与纪程甲之文字大部分相同，保留了纪程甲修改后的文字样貌，并在此基础上又有进一步调整。

相较纪程甲，纪程乙也删去了大量内容，因而造成字数的悬绝。如纪程甲中抄录了用以参考的奏折等公文，以及途中见到的前人诗文等，纪程乙中均无。

诗歌部分亦是如此，纪程乙后所附诗作，应源自纪程甲，因纪程甲的文字修改在纪程乙中已得体现。如纪程甲初作“画舫逍遥荡桨来，月光云影共徘徊”，后改上句为“一梦逍遥画舫来”，下句之“月光云影”改为“流云华月”；纪程乙作“一梦逍遥画舫来，流云华月共徘徊”。又如纪程甲初作“游人多在水西桥”，后改“游人”为“诗情”；纪程乙作“诗情多在水西桥”。再如纪程甲初作“经岁岩关总未收”，后改“经岁”为“半载”，改“总未”为“竟不”；纪程乙作“半载岩关竟不收”。以上仅举三例，聊见一斑，而全部17首诗作中，凡纪程甲有所修改者，纪程乙皆与修改后之文字相同，故应为其下游。结合对行记正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纪程甲应是纪程乙的原始底本，纪程乙则是自纪程甲中删改而出。

综合朝鲜、台湾两组行记，可以推考锡珍纪行文献的结构：首先在出差途中形成一份记事和诗歌相混杂的日记，如渡台纪程甲。而后从日记中拆分出一种纪行文献，其特点是：①以纪程为名；②日记体式；③末尾统一附入诗歌，如《奉使朝鲜纪程》、渡台纪程乙。其余内容或整理为另一种日记体式的文献，如《使东琐记》，或许亦有“渡台琐记”而今未见。

接下来则需讨论：锡珍是以怎样的思路，从日记中拆分改造出“纪程”的。

三、拆分与增补：从日记到纪程

（一）文学化描写和地理、职官记载的剥离

据锡珍奉使朝鲜纪行文献所提供的角度，可以观察到《奉使朝鲜纪程》和《使东琐记》之间存在一种分工，举一例以见其侧重点之不同：

戊申。雾暗云迷，一夜风雨。过草案山、斧山站，入平壤境，月峰数里，山云不动，松风自寒。小松葱蒨，娇于草色。四十里，抵平壤府城。环山顶而立，松阴无隙，箕子庙、墓在焉。长堤老柳，普通河一渠绕之。进大同门大同馆，登快哉亭，见烟火万家，瓦舍鳞次，人民市廛如在阶下。大同门外为大同江，即浿水也。帆樯林立，风涛浩渺。大同门楼为挹灏楼，东为练光亭，再东为镜波楼，皆与快哉亭遥相对。向晚再登亭望江，则一片白沙，潮落尽无。（《奉使朝鲜纪程》六月戊申）

十八日。辰初二刻行，过草案山、秃隅，入平壤境。再过水村，二十里，斧山站，龙冈进单。

龙冈县令李容植，即在义州呈礼仪三单，充艺文馆校理差事，盖两官皆五品也。

丽景当前揽不穷，蚤凉郊外驻花骢。峰头螺髻黏云翠，坡上燕支湿雨红。水佩缬华出沼，地衣铺锦稻翻风。龙湾江外经行惯，一路看山又向东。

过院岘、月峰坎、北并岘、普通河、蛤池，凡二十里，午正到大同馆，龙冈进单。

国王遣承政院同副承旨沈相薰来候，即延边府使充此官，两官皆从三品也。

平壤府庶尹闵哲镐，慈山府使李万教，甑山县令李珪应。（《使东琐记》六月十八日）

由此可见《使东琐记》记载地名较《奉使朝鲜纪程》更详细，而对沿途驿路和地方府州之职官设置和任官者姓名的记录，更为纪程所无。而《奉使朝鲜纪程》中则保留了文学化的语言，尽可能展示出锡珍的文学修养，又如：

天盖地涵之气，龙蟠凤舞之形，冈陵永固，日月常新。松楸交荫，周数十里，弥布无隙。老鹤鸣作梵呗音，与树籁答响。一路琪花瑶草，芳馥迎人，诚非凡境也。（六月朔辛卯）

时则天际有白云之卷舒，川上见日华之流动。清风习习，水波乍兴。浣纱矶侧，泊樯楫以如林；散网江中，放渔船而无数。东南一带，岸容如画，树色簇新。平远之山几重，潆洄之水一色。浩落莽苍，咫尺千里，极江山之巨观也。（七月戊辰）

此等文字，多见其文采斐然、形容工致，皆为《使东琐记》中无有者。

由此可见，锡珍从原本日记中拆分出《奉使朝鲜纪程》和《使东琐记》，前者主要保留了文学化书写，后者主要详记地名、职官、人名等客观信息。与此类似，从作为日记的渡台纪程甲中删改出的渡台纪程乙，亦具有略于职官人名，详于景物描写的特征。

（二）具体私人化记录的抽离

借助两种渡台纪程，还可以观察到，从日记到纪程，不仅官场迎送等记载被删去，一些较为具体的私人化记载也被有意略去。兹举其返程途中经过杭州前后三日为例，纪程甲（日记）作：

十月二十六日。雨。山程水路，皆未遇雨，驻杭而雨，行李幸不沾湿也。书吏汪世英病故。

十月二十七日。练溪夫子命游西湖，清晨出清波门，至天竺寺，再至灵隐寺，观飞来峰、一线天，小憩冷泉亭。旧有联云“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后毁于发逆之乱。左文襄公补之，云“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起；入世皆幻，峰从天外飞来”，并注云“为彼法中下一了语也”。于是乘舟沿湖遍揽名胜，以三潭印月为最佳。

十月二十八日。仲良前辈以次公饯，在吴山阮文达公祠。饭后，出武林门，为武林、吴山二驿。申刻开船。五十里，泊塘西。石门刘令濬来迎。石门属嘉兴府。

纪程乙则作：

廿六日。雨，山程水路，皆未遇雨，驻杭而雨，行李幸不沾湿也。

廿七日。晨出清波门，游天竺灵隐，观飞来峰，小憩冷泉亭。旧有句云“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后毁于发逆之乱。左文襄帅杭时补之，云“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起；入世皆幻，峰从天外飞来”，并注云“为彼法中下一了语也”。于是乘舟沿湖遍揽名胜，以三潭印月为最佳。

廿八日。吴山公宴毕，出武林门，傍晚开船。五十里，泊塘西，为武林驿。

对比三天的记载，纪程乙抽离了四处个人化的叙事：①二十六日记载书吏汪世英去世；②二十七日记载胡元洁（练溪夫子）邀请游览天竺寺、灵隐寺，纪程乙删去胡元洁这个具体人物，只保留游览的记载；③二十八日记载浙江巡抚刘秉璋（仲良前辈）以次设宴饯行，纪程乙隐去了具体人物（仲良前辈）和地点（阮文达公祠），只保留了事件。④二十八日记载石门知县刘濬来迎。

锡珍从日记中抽离了大量偏向私人化、具体化的记载，如与其他人的特定人际互动等，通过隐去具体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将文本内容“泛化”，从而由较为全面记载当日情状的日记，转化为有所侧重、更倾向于文学书写和情感表达的“著作”。

（三）部分内容的补充

除了删改部分文字外，锡珍还在纪程中加入了若干新的内容，对比甲、乙两种渡台纪程发现，后者有一些前者中所无的文字。如九月初三日，这是锡珍在台湾的最后一日，纪程甲只记录了：

九月初三日。风。提讯革员刘敖、高登玉、李德福、胡培滋、周志侃过堂。令淡水移文侯官闽县。

而纪程乙在上述事件后，又多出了十五段文字，分别涉及台湾物产、岁入、天气、土番习俗、相关典故等，其中只第一段是从八月十三日日记中移来，其余皆不见于纪程甲。文繁不具引，兹举数条为例：

宋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脉曰：“龙渡沧海，五百年后，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台湾至国朝归入版图，年数适符，熙熙穰穰，成乐土矣。

按，此段出自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又见于《〔乾隆〕重修台湾府志》《〔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嘉庆〕续修台湾县志》《〔道光〕彰化县志》《〔同治〕淡水厅志》等方志。

台湾，海中番岛，考其源，则流求之余种，自哈拉分支，近通日本，远接吕宋，控南粤，阻铜山，以澎湖为外援。明万历间，海寇颜思齐踞有其地，始称台湾。

按，此段出自季麒光《蓉州文稿》，又见于《台海使槎录》及《〔乾隆〕重修凤山县志》《〔乾隆〕重修台湾府志》《〔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同治〕淡水厅志》等方志。

彭湖，一名彭蠡湖，凭山环海，有五十屿，巨细相间，坡垅相望，回环五十五澳。诸岛皆平冈，无峰峦，舟行稍远，辄伏而不见。渐近时，登鹢首高处凭眺，恍惚天际微云一抹。

按，“诸岛皆平冈”以上出自《〔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又见于《〔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光绪〕澎湖厅志稿》；以下则出自《〔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又见于《〔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光绪〕澎湖厅志稿》。

即此可见，纪程从日记基础上删改而来，但又参照其他文献增补了部分内容。这些内容的补充，较大可能是在回京后参照相关文献整理而成，这或许与锡珍本人对于掌故、制度史的关注有关，也透露出“制造”纪程的行为过程中存在一种著述意识。

（四）写作传统的影响：以《奉使朝鲜纪程》为例

锡珍有意识从日记中拆分、增补，并附有途中诗作，形成一种兼有行记和纪行诗的纪行文献，这种排布方式，并非无源之水，似乎是受到纪程写作传统的影响。

以锡珍的《奉使朝鲜纪程》为例，可以明确看出其中潜藏着前人著作的影子。锡珍奉使朝鲜，随身携带了前人的使朝鲜录，在其行记中，至少明确提及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使东琐记》于七月十七日记云：

行箧有临潢相国《朝鲜竹枝词》三十首，极典雅，为钞一过。临潢于道光癸卯岁奉使谕祭，归途作也。

按，道光二十三年（1843），朝鲜宪宗王妃金氏去世，户部右侍郎柏葰于本年十二月奉旨担任使团正使，前往朝鲜谕祭。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启程离京，四月初一日返京，途中撰有行记和诗歌，返回北京后即将其刊刻印行，包括《奉使朝鲜驿程日记》《薜箖吟馆钞存》《附朝鲜竹枝词上下平三十首》三部分。书前柏葰自序云：

复命后检行笥，得《驿程日记》一卷，并诗数什，竹枝若干首，录而付梓，其出入榆关诸作亦附存焉……道光甲辰午月静涛柏葰自识。

据此可知，柏葰回京后不久即将出使朝鲜之日记和诗作刊印。锡珍出使朝鲜，距离此书刊刻已接近四十年，柏葰虽早已因科场案处斩，但其书不废。锡珍只提到携带《朝鲜竹枝词》，但据原刻本，竹枝词部分仅四叶，篇幅过短，锡珍行箧中应不止这几叶诗稿，而是兼有柏葰所刻日记和诗作。

在柏葰之后，锡珍之前，道光二十五年，花沙纳任正使前往朝鲜敕封王妃时，作有《东使纪程》《东使吟草》，有道光三十年刻本。从形式上看，柏葰、花沙纳之行记最终面世的刻本都分为日记和纪行诗两部分，而锡珍《奉使朝鲜纪程》及其后的渡台纪程乙都具有这一特征。据渡台纪程甲的文本面貌和《使东琐记》中体现的细节可以判断，最初每日的日记中应该记录了当日所作诗歌，所以在形成正式本“纪程”的时候，将诗歌从日记中拆出，单独集中，置于纪程的末尾，实是延续柏葰、花沙纳的著作体式。而早在同治五年，魁龄出使朝鲜，撰成《东使纪事诗略》，将诗系于日记下，亦有刻本，则与上述日记、诗作分立的著作方式有明显区别。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所派出使团正副使所作奉使纪程，很大程度上亦具有八旗文学之属性。以派往朝鲜的使臣为例，张鹏指出，“据《同文汇考·补编》卷九《诏敕录》所载清朝使臣名录，除少数未能辨识者以外，崇德二年（1637）以来，清朝敕使均为旗人”，其中清朝前中期选派使臣基本皆是满洲八旗，道光以降，“使臣从满八旗扩展至蒙八旗，渐至汉军八旗”。可见使臣中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占绝大多数。柏葰、花沙纳、魁龄，分别属蒙古正蓝旗、蒙古正黄旗、满洲正红旗，加之更早的阿克敦，以及晚清的锡珍、崇礼等人，亦皆旗人。故而上述讨论奉使纪程的写作传统，亦可作为观察八旗文学的一个视角。以锡珍奉使纪程为例，在文本形式上，即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之行记、纪行诗写作传统。在内容上，则可分析其身份认同，如《奉使喀尔喀纪程》中行经土木驿，记云：“三十里，土木驿，明英宗蒙尘地也。夫刘曜之虏司马，契丹之灭石晋，金源之挟徽、钦，蒙古之质正统，其强也何如，而今何如哉？”评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兴勃亡忽，实立足于正统中原王朝士大夫之视角。锡珍出身蒙古八旗，先祖世居卓索图盟喀喇沁地方，而奉使漠北，所见自然风光、民风民俗，在其笔下已颇有新异奇特之意味，可见久居京城的蒙古八旗士人之身份定位。总之，结合作者之八旗出身的视角分析纪程文本，则可拓展出更为宽阔的讨论空间。

四、结语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锡席卿先生遗稿》中较为系统地保留了锡珍奉使朝鲜、赴台湾办案的两组稿本纪行文献，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有助于从诸多细节上具体观察从日记到纪程的纪行文献生成过程。吴钦根曾以谭献《复堂日记》为例讨论从稿本日记到作为子部著作的刻本日记中间经历的编选、删改和文本重塑。日记作为一种综合性文本，其中蕴含着生成新文本的多重可能性。作为综合体的日记中怎样衍生出不同体裁、不同种类的文献，则需要通过更多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的专题研究来展开探索。

【作者简介】周昕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清代学术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文章转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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