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芝明 | 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及演变

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及演变

摘要:历史上区域观念形成、发展演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西南”是中国版图上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王朝疆域下，宋人“西南”区域观念是秦汉以来以“西南夷”空间为核心基础上的演变、发展，并为元明清“西南”区域概念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人的“西南”是川峡四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西路等“华”与“夷”聚居、杂居的整体区域，但又因民族分布、政权南迁等因素影响，“西南”空间范围、内涵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演变轨迹。

关键词: 宋人；西南；区域研究；王朝疆域；演变

关于“西南”方位或区域的记载丰富，又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主，秦汉“西南夷”的地域是历代认识“西南”区域的核心与基础就是最好的说明。近代学术史意义上，对“西南”区域概念的认识也与民族学界密切相关，李绍民先生依据绘制于1930年以前的“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指出:“西南”这个概念形成于“1920至1930年间，最初是由民族学界提出的。……当时的西南包括了四川、云南、西康、西藏、广西和湖南的湘西，以及广东的海南岛，乃至青海玉树、甘肃甘南等地，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西南及西南民族分布的认识。”[1]从地图绘制时间及葛维汉的记载看，学界对西南的认识应形成于地图绘制以前，即20世纪20年代前后。从学术概念的“西南”一词产生以来，对其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2]:一是在以“西南”命名的著述及以“西南”为族称的少数民族等的探讨中，对“西南”概念、范围的界定；二是对历史时期“西南”区域地理演变探讨，近年来引起学者关注，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基本梳理清楚了。前类研究对“西南”区域范围认识主观性较强，客观性即对不同历史朝代的人们对“西南”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后类研究时间跨度大导致材料丰富程度不够，从而在有些问题上说得不够清楚且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如对宋人情况关注不够，尤其是北宋到南宋之间发生的变化。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拟在王朝疆域下，就宋人对“西南”的区域范围认识及演变进行探讨。

一

北宋时期，包括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川峡四路是宋人“西南”区域的核心；随着“西南”少数民族空间范围认识的演变、发展，荆湖路（民族）、广南西路进入到人们的“西南”视野。

川峡四路是“西南”的中心区域，学者称之为宋人眼中“狭义的西南地区”[3]。《益部方物略记·序》载：“益为西南一都会，左阻剑门，右负夷蕃，内坦夷数百里，环以长江，裹以复岑，川陆盛气碍而不得东回，薄蜿蜒还负一方……嘉祐建元之明年，予来领州，得东阳沈立所录剑南阳物二十八种，按名索实，尚未之尽，故遍询西人，又益数十物，列而图之……更名《益部方物略记》。”[4]据《元丰九域志》所载，咸平四年（1001）分为益、梓、利、夔四路，益州路治益州；嘉祐四年（1059）升益州（路）为成都府（路）。故“益”的内涵有二：“益为西南一都会”指益州；“益部方略略记”所指为益州路。“左阻剑门，右负夷蕃”反映了宋祁是站在中原看待“益州”的“西南”地位，而益州路是“西南”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将四路以整体区域纳入“西南”的是邓绾、曾巩。治平三年（1066）十一月，知泸州合江县兼兵马司同管勾兵甲公事、骑都尉邓绾说：“蜀控西南五十有四州，国朝分为四路，言边鄙者，在益则沈黎、维川，在梓则戎、泸，在夔则施、黔，在利则龙、文。”[5]北宋曾巩在《蜀转运判官制》说“西南之地，延袤万余里，外临殊俗，内杂溪谷，诸蛮列州成县，以保安吾民。境大人众，故属部为四。”[6]蜀为西南区域的组成部分即“蜀控西南五十有四州之地”即四路，曾巩又直接将“西南之地”与蜀地等同起来，即“西南之地……属部为四”，更加凸显蜀地在西南的核心地位；“西南之地”地域广、人口众多，“国朝分为四路”：梓州路（潼川府路）、利州路、成都府路、夔州路; 邓绾所言“边鄙”并非四路的边缘，而是汉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分界；曾巩更加明确指出“西南之地”即川峡四路，包括了“吾民”与“列州成县”的“诸蛮”（“内杂溪谷”）两大族群，而外临“殊俗”类的族群并不属于“西南之地”。

相对于邓、曾二人强调“西南”的大区性，宋人多继承秦汉以来对“西南夷”的认识来强调“西南”的方位性、区域性。在买马问题上，“盖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格尺短小不堪行阵，今黎、叙等五州军所产是也。”[7]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而黎州、叙州等领下少数民族皆属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领者，妄言蛮贼侬智高在南诏，欲来寇蜀。……已而得邛部川之译人始为此谋者斩之，枭首境上，而配流其余党于湖南，西南夷大震。”[8]西南少数民族寇边被平定后，宋人多有贺表，如刘邠《贺平西南夷表》[9]。此外，这一族群出现了新的民族称谓即“西南蕃”，有专称、泛称两种内涵[10]。从川峡四路管辖范围及少数民族分布格局，宋人“西南”少数民族的空间格局已不再局限于“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11]，就夔州路而言，除了“西南夷”“西南蕃”族群外，还包括了今渝东南、鄂西地区的“西南溪峒”族群，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知夔州侯延赏言: “西南溪洞诸蛮素未修贡，今以方物来贺，请赴泰山，从之。”[12]

荆湖路部分地区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身份进入宋人“西南”视野，特征明显，这与以邓绾、曾巩等为代表的宋人眼中的“西南 － 川峡四路”在内涵上存在明显区别。形成于北宋末年的《华夷图》在夔州路、荆湖路、广南西路接壤区域的空白处留有“宋建隆以来，溪洞诸酋请内属，皆命为刺史”[13]之句；形成于同时或稍晚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在相同位置有“溪峒诸蛮”字，且在“辨古今州郡区域”有“溪洞蛮”条，载：“本朝建隆以来，溪洞诸蛮请内属，皆命为刺史。”[14]两图并没有“西南”之名，但“溪洞蛮”之分布区域与《宋史》记载基本一致，宋人冠以“西南”的记录较多，如至道二年（996），富州刺史向通汉言：“圣人郊祀，恩浃天壤，况五溪诸州连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为辰州墙壁，障护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虽僻处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诚，因兹郊礼，特加真命。”[15]五溪诸州为富州等羁縻州，是控制“西南夷戎”的前哨之地。“贾昌龄墓志铭”更加证实了五溪地区是“西南”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公讳昌龄，字延年……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转运使。……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义，隶于辰州，而骄蹇狙诈，尝因入贡，诉州官于登闻，辞皆不实。朝廷弗欲较之，责吏而已”[16]。位于五溪之外的江陵府，“历太平者又逾百年，教化涵养，安佚而富庶，凡浮江下于黔、蜀，与夫陆驿自二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又两蜀之人出而宦游者，多家于此。是以今最盛，为西南一都会”[17]。神宗时，作为荆湖北路治所与南北、东西交通咽喉的江陵府被称为“西南一都会”，强调是以东京为中心的“西南”方位观、区域观，反映了荆湖北路在统治中心的方位及作为“西南”区域的思想。荆湖南路全州有“西南溪洞”分布，《武经总要前集》载: 全州“东至永州百三十里，西至桂州二百五十里，西南溪洞至叙州水陆六百八十里，北至邵州三百三十里”[18]。全州也只是“西南”少数民族分布的区域之一，咸平六年（1003），全州知州上奏招诱溪洞酋豪，真宗说：“西南蛮唯全州一境久已安静，不宜以虚名生事也。”[19]

广南西路作为“西南诸道”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之一、西南重要政治中心进入“西南”视野。元丰三年（1080）三月丙子，广南西路经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贡银香师（狮）子一、马七，印以‘西南诸道武盛军徳政官家明天国主印’为文。”降敕书答之，赐锦带，并以南丹州刺史印赐之，仍诏经略司毁其旧印。[20]“西南诸道”之印当出现于进贡名册上，诏毁的“旧印”也为该印，《宋史·蛮夷传》对此说得很明确，“元丰三年入贡，其印以‘西南诸道武盛军徳政官家明天国主’为文，诏以南丹州印赐之，令毁其旧印”[21]。那么“西南诸道”印出现于何时？“开宝七年（笔者注974），酋帅莫洪遣使陈绍规奉表求内服。九年，复来贡，求赐牌印，诏刻印以给之。”[22]宋初，南丹州蛮是“西南诸道”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与宜州及西南夷接壤”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说明了原因。该区域在此时进入了人们“西南”视野，“西南”既是方位词，也是区域概念。除族群因素外，因首府静江“襟蛮带海、用兵遣将之枢”的地理位置，广南西路是“西南”重要区域，北宋末年李彦弼在《湘南楼记》载: 徽宗时，经略安抚使程节“默恢远虑，谓桂（州）西南都府，所以为襟山带海、用兵遣将之枢”[23]。静江府不位于广南西路西南，但又是“西南都府”之一，那么“西南”就是包括广南西路在内的区域概念。

北宋人“西南”区域观念已经超越秦汉以来史家以“西南夷”为核心认识的“西南”空间，既包括川峡四路，也包括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西路；既包括了华夏地区（巴蜀北部），也包括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巴蜀南部、荆湖路、广南西路）。

二

南宋时期，随着统治中心东南移，“西南”方位与区域观念呈现出三大特点：

（1）川峡地区作为军事部署的三大区域之一，“华夏”区域以“西（蜀）”地位频繁出现；（2）川峡路的民族聚居区域仍以“西南”少数民族特征留在了“西南”区域内；（3）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西路的“西南”地位更加明确、稳固。

一方面，川峡四路中的“利州路”已非“西南”范畴，因处于对金前沿，是宋边疆区域，但非宋人的“西南边疆”。“南宋后，西南‘极边’新增利州东、西两路……宋代西南‘极边’共三十九府、州、军，其分布区间自广西一直延伸至利路，呈现明显的带状分布。”[24]该论将利州路之“极边”纳入到“西南”范畴即为西南边疆，而宋人却有不一样的观念。绍兴中，李纲在《论襄阳形胜剳子》说：“臣窃以当今天下形胜在襄阳。何以言之？四方地势，正犹棋局。今车驾驻跸于吴越，是置子于东南隅也；宣抚处置司聚兵于川陕，是置子于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于西南隅也……惟襄阳地接中原，西通川陕，东引吴越，如行于弓弦之上，地里省半。”[25]材料反映的宋人方位观有二：一是从全局（“四方地势，正犹棋局”）及军事部署来看，有三个方位即东南、西南、西北，而聚集重兵的川陕位于西北隅; 二是以襄阳为中心看，存在两个方位即西、东，川陕位于西。明显，随着统治疆域、中心的变化，宋人的方位观发生了变化，川陕地区（利州路）是对金前沿，已非宋人“西南”地域范围，是宋人西（北）边疆，而非西南边疆。这样的观念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嘉泰元年（1201）七月“己巳，吴曦入蜀。……吴氏世职西陲，威行西蜀……自（郭）杲死，吴曦除西帅，三军之士望之如慈父母焉。”[26]“西陲”“西帅”之“西”并非指“西蜀”，而是指宋人的西部边疆即利州路的宋金接壤区域。文献中，还有有关西陲、西帅、西兵等的大量记载。另一方面，宋人统治中心、方位观的变化使巴蜀地区（“华夏”）“西蜀”的称呼更频繁。孝宗即位后“大抵国家用度，多靡于赡兵，西蜀、湖广、江淮之赋，类归四总领所，以均诸屯，其送京者殆亡几，唯闽浙悉输焉”[27]。南宋人王象之在谈到峡州的地位时，引《三峡事迹》说，“捍蔽南楚，控扼西蜀”[28]。祝穆在《方舆胜览》也说峡州乃“据南楚之上游，控西蜀之要会”，重庆府为“中巴古郡，西蜀要冲”，咸淳府为“西蜀奥区，南宾大郡”。[29]“西蜀”指代巴蜀地区在汉代以来皆有记载，这是以全疆域角度看待巴蜀区域的地位，与此处“西蜀”内涵有别。人们普遍以“西陲”“西蜀”等称呼巴蜀地区，说明巴蜀地区作为“西（蜀）”的区域地位成为了这时的主流思想。因人们对以“西南夷”“西南蕃”“西南溪峒”等为代表的“西南”族群的认识，川峡四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仍留在了“西南”区域内。

   荆湖路是西南的中心区，正如李纲所说“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于西南隅也”，而这里“西南隅”不仅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是整个“湖湘”地区。“西南诸蛮夷，重山复领，杂则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该段材料是《宋史·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的总论，紧接着有“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唐虞为要服”之语[30]，内容包括了夔州路、荆湖路等的少数民族，而以荆湖路为主，囊括了荆湖南路与荆湖北路的五溪地区（叙、辰、锦、溪等州）、沅州、靖州等区域。“总论”可能反映的是元代史家思想，这印证了相比具体“西南”称谓的少数民族，元代通过归纳、总结宋人思想，已将“西南”大区的范围通过“总论”形式得以确定。由于元代短暂、史家生活年代横跨宋元，而且《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以及从《宋史》卷 496《蛮夷四》“西南诸夷”“黔涪施高徼外诸蛮传”总论与《宋会要》记载基本一致等线索看，该“总论”也是宋人思想并无疑问（或该思想在宋时期已经萌芽），至少在南宋已产生。宁宗时期的赵升在《朝野类要》说：“归顺，谓元系西南蕃蛮溪峒头首等，归土纳顺，依旧在溪峒主管职事。归明，谓元系西南蕃蛮溪峒人，纳土出来本朝，补官或给田养济。”关于“西南蕃蛮溪峒”的分布作者没说，但在“羁縻”条说“荆、广、川峡溪洞（峒）诸蛮及部落蕃夷，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制为羁縻州。”[31]这与《华夷图》《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及南宋时期的《地理图》记载一致。“西南蕃蛮溪峒”主要分布于荆、广、川峡地区，“荆”地区主要包括了荆湖北路的西南区域（五溪地区）与荆湖南路，绍兴二年( 1132) ，监察御史明橐言: “溪峒归明官，应湖南边郡及二广皆有”，嘉泰三年（1203），前知潭州、湖南安抚赵彦励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蛮夷叛服不常”。[32]湖南九郡（边郡）皆有“溪洞”分布。荆湖路虽因军事战略需要（“西南隅”）整体纳入“西南”，但仍以少数民族分布格局为主要特征；荆湖路民族分布区域以“西南”少数民族形式在北宋被纳入到“西南”范围，而赵升的注解、《宋史》总论则通过对宋人思想的总结最终以具有民族特征的整体区域纳入到“西南”范围。

   南宋时期，统治中心南移、大量移民迁入，广南西路开发步伐加快，人们对其“西南”族群特征、区域地位认识得更加清晰、明确。一方面，突出族群的“西南”属性。广南西路是赵升总论中“西南蕃蛮溪洞”分布的三大区域之一。绍兴四年（1134），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奏：“平、观二州本王口、高峰二砦，处广右西偏，旧常无虞。崇宁、大观间，边臣启衅，奏请置州拓境……其官吏军兵请给费用，悉由内郡，于是骚然，莫能支吾。政和间，朝廷始悟其非，罢之。或者谓平州为西南重镇，兼制王江、从、允等州及湖南之武冈军、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猺……以故二州独不废。”[33]有人说平州为“西南重镇”（之一），是因为处于三路（荆湖南、北路与广南西路）接壤之地，也是兼制三路少数民族中心之地；此语境下，包括平州在内的“西南重镇”必须处于能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此“西南”不仅包括了平州，还包括了广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的部分区域，该区域（三路接壤区域）只是“西南（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载: “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其外则西南诸蛮。蛮之区落，不可悉记。姑即其声闻相接、帅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数种，曰羁縻州洞、曰猺，曰僚，曰蛮，曰黎，曰蜑，通谓之蛮。”[34]“西南诸蛮”有羁縻州、猺、僚等之称，位于“所领二十五郡”之外即宋朝直接统治区域之外; 直接统治区域并非整体一块，而是与西南诸蛮杂居即“内杂溪谷”，那么“西南”内涵也就包括了整个广南西路。此“西南”区域民族特性十分明显，这是由“志蛮”主题所决定的；除了二十五郡之外，广西经略使也“常有事于其地者数种”。此外，广南西路“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滕、谢诸蕃”[35]。

   另一方面，凸显“西南”的方位、区域特征。淳熙九年（1182），琼州帅守长乐人韩侯壁将州学修葺一新，请朱熹作记，说道：“吾州在中国西南万里炎天涨海之外，其民之能为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记诵文词之习，又不能有以先于北方之学者，故其功名事业遂无以自白于当世，僕窃悲之。”[36]朱熹也说：“琼管在中州西南万里鲸波浩漾之外，其长吏常以领护岛中四郡、镇抚民夷为职，委寄甚重。”[37]琼州位于“中国（中州）”的“西南”方应是  方，这一观念在朱熹后来所作的《辞免知静江府状二》中得以体现且具有“西南”区域特征，“以故前年蒙恩将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况今除授，实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寄，责任至重，非他帅比，则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辞哉？”“实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寄”体现了“知静江府”责任重大，他曾在《辞免知静江府状一》说：“又况静江守臣实兼帅司职事，有数千里边面军民之寄，举措得失，所系不轻。”[38]静江府作为广南西路首府，知静江府“兼帅司职事”职责范围是整个广南西路，“有数千里边面军民之寄”，从而可以理解“西南一面”强调的是统治中心的西南，更强调广南西路作为“西南区域”的地位。广西经略安抚使职责，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西经略安抚使职责有二：（1）“兼西南数十州之重”，“西南”强调的是方位、区域双重内涵，“数十州”为广西“所领二十五郡”是宋直接统治区域“西南”区域的组成部分；（2）“外镇夷蛮几数百族”[39]。

   南宋时，川峡四路的利州路（川陕地区）“西（北）”边陲地位与“华夏”区域（巴蜀地区） “西（蜀）”地位更加凸显，已成为主流思想，少数民族聚居区因“西南”族群特性留在了“西南”；统治中心坐标的变化理应导致荆湖南、北路地位的变化，但军事战略重要性、族群分布与地理环境相似性等因素导致其“西南”地位的进一步发展; 不论族群的“西南”属性，还是方位、区域特征，广南西路的“西南”地位在此时得以确定。

三

   宋人“西南”区域观念对后世人们的认识又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宋人将川峡四路的腹心区域（“华夏”）与少数民族聚居区（“蛮夷”）作为整体纳入“西南”视野，具有大区的属性，这是先秦秦汉以来关于“西南”方位、区域观念融合、演变的结果。

   关于川峡路“华夏”区进入“西南”的时间节点，主要两种观念：第一种观念主张在汉晋时期，“此时期人们眼中的‘西南’不仅包括巴蜀地区，还包括西南夷地区”，“司马迁称‘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便将西南地区划分为巴蜀（华夏）和西南夷（蛮夷）两大民族地理单元”，“显然，魏晋时期‘西南’不仅只是‘南中’地区，还包括巴蜀地区。”[40]第二种观点主张在行省制度确立的元代，“隋唐时期，曾短暂设置西南道行台”，“推测其管辖范围，则以今天的四川、重庆为主体，具体情形史阙不详”，“元代云南重归版图，且实行行省制度，不论作为方区概念的‘西南’，还是民族语境内的‘西南’，川、滇、黔地区都顺理成章地属于核心区域范围。”[41]

   《山海经·海内经》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按：成都）”，“西南有巴国”[42]，《史记》的“西南夷”乃“巴蜀西南外蛮夷”[43]等先秦以来人们关于“西南”认识，首先强调的是方位观，其次根据指向性、民族分布等因素而具有区域概念，或是将“华夏”“蛮夷”两个区域割裂开来，或是具有局部性，如晋人郭璞对“西南有巴国”注释为“今三巴是”，虽然包括了“华夏”与“蛮夷”两大区域，但只针对巴蜀的部分地区。此区域观念的非完整性即非大区性具有普遍性，如武则天将讨雅州生羌，陈子昂说: “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44]

 行台省在魏晋时已存在，而“以行台为地方行政机构，也许是从北魏道武帝开始的”[45]。“西南道行台”在北齐时已出现，“高仲密之叛，以（薛）修义为西南道行台，为犄角声势，不行”[46]。此“西南道行台”是就北齐疆域方位而言，与巴蜀毫无关系。隋开皇二年（582），在成都置西南道行台[47]，但具体管辖范围不明。唐代对“西南道行台”管辖范围则已有明确记载，作为总管府与都督府两者过渡的地方行政机构，西南道行台的管辖范围包括了“华夏”“蛮夷”两大区域即总管府所辖22州（都督府所辖10州3都督府）的范围。[48]西南道行台的设立及管辖范围说明完整“西南”大区的概念至少在唐代已出现了。西南道行台对后世的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其实是行台省以另一种形式的恢复，和宋金时期的路，元代的行省，都是一脉相承的”[49]。宋代川峡四路衍生于最初的“西南道行台”，邓绾、曾巩二人的“西南”区域思想也许受“西南道行台”的影响，但该认识不是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而是从区域角度，且与“西南道行台”管辖范围有所异同。因此，包括腹心区（“华夏”）的“西南”大区思想当萌芽于隋唐，初步形成于北宋，最终形成于元明时期。

（二）作为人们认识“西南”区域核心与基础的“西南”少数民族地理空间被宋人继承、发展，从而决定了“西南”区域思想的发展、演变。

“西南”少数民族地理空间表述，主要经历了“巴蜀西南外蛮夷”“蜀郡徼外”[50]“交州”之“西南”[51]变化，除“交州之西南”外，具体内容与《史记》基本一致；五代刘昫虽无表述，但《南蛮西南蛮传》内容[52]与《史记》也基本一致。其变化反映出人们方位观、坐标中心的变化，即以巴蜀为中心到以蜀郡为中心[53]再到以“中国”（以郡县为特征）为中心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宋人的“西南”族群，一方面出现了与以往空间上存在异同的“西南蕃”“西南蕃蛮溪洞”等新的族群称谓；另一方面，将非“西南夷”而属于“南蛮”的巴郡南郡蛮、南越等族群[54]纳入到“西南”族群中来，从而使川峡路东南部、荆湖北路西南、荆湖南路、广南西路等成为“西南”的新区域。宋人对“西南”族群空间往往以“汉牂牁郡地也”[55]“杂则荆、楚、巴、黔、巫中”[56]等具体空间表达，凸显了“西南”是方位观、区域观的综合体现。

（三）北宋到南宋“西南”区域思想的演变、发展为后来区域思想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北宋，川峡四路以整体进入到“西南”区域范围，既包括了“华夏”地区，也包括了“蛮夷”地区。南宋，川峡四路的地位出现了两个特点：（1）“华夏”地区位于统治中心、疆域的“西”方的地位更加突出，人们多以“西蜀”指代，如重庆府、咸淳府等；而利州路（尤其是与金接壤区域即川陕地区）成为了王朝的“西陲”或西（北）部边疆。但也有人仍以“西南”称之，“成都为西南一都会，乃未有待（特）祠，脱遇水旱、疾疫，祝禳无所”，“蜀自绍兴和戎大弃陕服，且割商秦之半，于是西阻天水皂郊，东阻大散黄牛，而阶成和凤遂为西南剧”[57]，这也许受“祖宗之疆”思想、仍以“中原”为中心的方位观的影响[58]。两类观念并无冲突，就如今天重庆既是西部省份、也是西南省份的认识一样。(2)在“华夏”地区“西(方)”地位凸显的同时，“蛮夷”区域因历史原因、地理环境、族群分布格局的相似性，“西南”区域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

   荆湖北路、荆湖南路以“西南”少数民族形式进入“西南”区域，到南宋才基本完成“西南”化进程。广南西路，在北宋时期已进入人们的“西南”视野。南宋时期，在朱熹、范成大、周去非、韩侯壁、赵升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眼中，“西南”的方位性、区域性更加清晰、明确，说明广南西路此时已具有了比较稳定的“西南”省份地位了。荆湖路、广南西路两大区域在宋代或初步完成“西南化”进程，或已具有稳定的“西南”省份地位，说明了“至少从明代开始，‘西南’大区范围的认定出现了显著变化。即广西逐渐体现出稳定的‘西南’省份地位，而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在区域表达上也常被纳入‘西南’”[59]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该观点及其研究反映了：在明代，包括四川、两湖、广西的“西南”大区整体思想得以形成！

   总而言之，宋人“西南”区域观念具有方位观、区域观融合的特点，这是疆域盈缩、统治中心变化、族群、军事、地理环境（如“溪洞”）等多重因素（相似）影响下的结果。一方面，因地理环境、族群分布格局等因素的相似性，曾巩、邓绾为代表的宋人将川峡四路、“西南蕃蛮溪峒”地区作为“西南”大区概念认识外，其余记载只是区域的局部; 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不具有必然性与非此即彼的特性，而只是凸显与弱化的关系，如有些宋人的方位观与区域观并没有随着坐标中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对“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的“西南夷”的认识的影响并不显著。

按：作者杜芝明，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民族学；原文载《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06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引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刘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