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冬丽 | 明清小说的西南时空书写

明清小说的西南时空书写

摘要：基于“文学的西南”、“文学的西南边疆”、“文学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思维，探讨明清小说书写西南的时空问题可以发现，就作家作品而论，借用王国维的“隔”与“不隔”美学观点分析，书写西南的明清小说家分布在西南之外，近代以前明清小说取材与西南生活疏离，近代假托历史、批判现实的小说已近真；就所写地理空间的远、近论，明清小说构建西南书写的空间模型有平行直线式、气球式与封闭式或离去式两种特例共三种类型；就文化距离而论，明清小说书写西南时出现了真实或虚幻两种镜像。由此，明清小说的西南时空书写可作为研究西南边地历史、地理、山川、民族关系、军事战备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明清小说；西南；时空；书写

西南边地是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交融地，又是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的国界边境，融地方、省区与国界之历史地理与民族多元文化于一域。目前只有张轲风就明清小说如何在内地汉文化主流话语视野下，云南呈现危险与希望并存的复杂镜像[1]进行过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以“西南的文学”、“西南边疆的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学”为切入点，这基于西南边地具有相似的历史地理特征、相似的气候特点、相似的语言系统等。可是，“文学的西南”、“文学的西南边疆”、“文学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又是怎样的形态？这种视角下明清小说呈现的区域特色又如何？本文在对80余部书写过西南的明清小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力图从明清小说如何在文本中构建人物在西南区域活动的时空模型这一角度进行解答。

一、隔或不隔：就作家作品而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了一对词学批评术语“隔”或“不隔”，研究者多认为，“隔”就是语言上用典，雕琢，“不隔”就是不用典，不雕琢。王国维所说的“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不隔”是“人与自然的无碍无隔”[2]，实际上指的是人与对象或事物之间的无距离，有明显的、直接的勾连，而达到“真”的境界。“隔”则反之。今借以研究明清小说与西南边地书写的关系，“隔”既包括作家生存、生活环境与所写区域的疏远，也包括通过非直接渠道获得创作素材。“不隔”是指作家与描写对象的距离较近，能相对真实地反映其生活与生存状态，取材渠道畅通、直接，尽量少用传闻素材。

（一）作家地理分布在西南之外。据《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与《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进行统计，书写西南的小说有80余部，所占份量不大，且作家与西南距离甚远。明清小说书写西南边地的作家主要分布于江浙，如“三言”编创者冯梦龙为江苏苏州人、“二拍”编创者凌濛初为浙江乌程人。《照世杯》作者酌元亭主人与《画图缘》作者天花藏主人应该是徐震，其为浙江嘉兴人。《风流悟》作者坐花散人，虽然生平不可考，但显然不是广西人。《八洞天》作者徐述夔为江苏人。《二刻醒世恒言》作者心远主人，生平不详，但从其攀附冯梦龙的“墨憨斋主人”名号来看，当对江浙情况非常了解。《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为江苏江阴人。《五虎平南狄青后传》作者李雨堂，号“西湖居士”，显然也不是广西人，应与江苏有关。以上作品多是依据传统创作手法创作成的话本、章回体小说，他们秉持的依然是传奇、志怪、演义、通俗的创作理念，所写广西多为想象，故不能真实地反映本源，终是“隔”了一层。

近代以来，救亡、谴责、强国、新民的创作理念成为普遍思潮，这时候才出现了与西南相近的作家书写西南的作品。即使像《蟫史》的作者屠绅，虽非西南本土人士，但是有此处经历：“字贤书，号笏岩，江阴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授云南省师宗县知县，乾隆五十二年升寻甸州知州。嘉庆元年（1796）任广州通判。”[3]广东小说家吴趼人的《云南野乘》中的云南，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述中法战争部分内容，《死中求活》的作者为对镜狂呼客，未详其籍贯，但从其对越南、西南一带极为熟悉的情况来看，“不隔”可知。还有广东小说家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与《吴三桂演义》两部作品以西南为主要书写区域，历史人物地理详悉。

以上简单考察了书写西南边地的明清小说作者籍贯、经历，发现明清时期几乎没有西南本土作家对西南进行书写，多是区域外作家。这与古代小说作品多出中原、江浙，近代作家多出广东、上海、江浙有关。此时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带有名的多是诗文作者，这就是为什么明清小说西南边地书写的距离与空间多“隔”离的现实原因。

（二）作品取材与西南生活疏离。进一步考察，发现书写西南的明清小说取材也有问题：多来自间接、传闻材料。即使屠绅有了西南为官经历，但《蟫史》取材也不可靠，“作者自述的写作素材‘见闻’和‘传闻’以清朝平定苗乱为主，他丑化少数民族的上祖为‘草木蛇兽’”[4]。小说卷一也说：“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编。”其隔处可见，考其书中所写，对少数民族多无根诬蔑之词、对英雄人物多过实之夸张。依据传闻编造小说的做法早在唐传奇之《补江总白猿传》已经开了先声。传述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后，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纥妻纤白甚美”，为白猿摄去，欧阳纥历经千辛万苦才刺杀白猿，救出妻子等三十妇女。这种书写显然就是隔：主要靠传闻、附会、编造讲述、书写西南，尤其是对白猿魔幻化的描写。明王世贞也认为这是因为唐代欧阳询与长孙太尉之间有恩怨，故“后人缘此遂托江总撰传以诬之”，“大抵唐人喜著小说，刻意造怪，转相拟述，岂非文华极盛之弊乎？”[5]。在“刻意造怪、转相拟述”的创作理念驱驰下，以编造、捏造或传言材料书写桂林，除了耸人听闻带来刺激的想象外，不能给人以真实的感受。

近代以前的明清小说没有摆脱这种境况，依然如《补江总白猿传》一样间接取材，叙述视角也依靠想象与异化的西南。冯梦龙《喻世明言》之《杨谦之客舫遇侠僧》述杨益到贵州安庄任知县途中，得遇侠僧，侠僧以李氏妻之，终得治县中蛊毒事，这是对西南边情世态的想象。叙述视角以限知为主，侠僧何人、安庄民风如何、李氏真面目，均在小说结尾才揭开，与生活本原有相当大距离。《警世通言》之《老门生三世报恩》述广西兴安人鲜于同老而未中科举，遇兴安蒯令偏好少年英俊，却误打误撞，三次均被误录，这“六十一岁的怪物、笑具”鲜于同总在要取少年英俊的蒯令揭榜后，引来哄笑，造成目瞪口呆的戏剧化效果。及至后来，蒯令儿子系狱，得鲜于同解救，此时不禁感叹“若不曾中得这个老门生，今日身家也难保”，显然，这故事突出的是意外、惊喜、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传奇性，并非实录。

近代以前的明清小说家如前所述多非西南籍贯，亦无此地为官、游学经历，其作品素材来源亦不靠直接体验，故作品多捏合传闻材料以传奇，使之达到娱目、醒心、拍案惊奇的艺术效果，或假拟此地人名地理或历史人物以抒写作家功业、婚姻理想，均不能真实地反映此区域的真实生活。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明清小说家、作品与描写对象是“隔”的。《照世杯》之《走安南玉马换猩绒》描述广西与安南交界物产丰盛、互市繁荣的情况，有一定的现实背景，但吴山谐野道人在《序言》中说“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闾巷”是民间传说的代名词。故事主要讲说主人公杜景山如何意外得罪胡安抚，后历尽艰难险阻，到安南意外遇着前朝公主，得到世上珍稀的猩绒，成功解厄，保住身家性命，经历传奇，是为批判善恶的工具。《八洞天》作者“广搜幽览，取桯史之缺于纪，野乘之缺于载者，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补史”之缺的思想依然浓郁，其中《补南陔》述才子鲁意为了尽孝，不远千里到广西寻找因侬智高起事而生死不明的父亲，后得遇贵人，功名婚姻均得如意，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因此谈不上真实的体验。

比较突出地书写小说人物到西南苗“蛮”之地实现封妻荫子人生梦想的作品有《画图缘》，作者在《序》中强调“天缘奇遇”这一主旨，以想象述浙江才子花天荷一生致力于功业与婚姻，某天偶遇仙人授以二图，一图为两广山川图，预示其功业之就，一图为名园图，预示其婚姻之成。后到广西，又得马援神助，破得苗瑶峒穴，又是封侯又是抱得美人归，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不雕琢、真实沾边。《野叟曝言》述天下第一人文素臣到广西，历经数年，平了苗壮诸峒之乱，书中所写已经超越奇幻想象单纯、落后地区的人类活动，变成了满纸血淋淋的污蔑。还幻想着千年母猴与樵夫、人与虎配偶生子之类，将民间、神话、传说融入个人的偏执思维中，形诸纸笔。

读者在阅读上述作品时对所描写对象的认识“隔”了一层：所写的英雄，所写的理想，所写的经历，均与“我”无关，小说人物经历平南、平苗过程中的忧虑及功成名就时的喜悦等一切之感受与心理，“我”无法得知，甚至认为它是夸张的、荒诞的、虚假的，并没有将这些娱乐之情放在心上，当小说人物遇到困难时，更不会急在心上——而是静静地等待作者讲述下去，解开迷团——英雄肯定能战胜一切邪魔外道的侵害或奸佞小人的阻碍。

（三）假托历史、批判现实已近真。近代作品如《云南野乘》《洪秀全演义》《吴三桂演义》等假托历史，实际上却在批判现实，选取此区域真实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加工对象，基本框架与立旨没有偏离历史本原太远，这类小说已经近真而不隔了。当然，过犹不及，一些为了批判现实恶劣风气而不惜笔墨大肆渲染此地民风落后与社会黑暗的作品也有变形扭曲，可至少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现实问题，这种“隔”是比较真实的，不算脱离本原。这些作品反映的是此地的时代风气与时代主题，内容与读者之间已经“不隔”了：小说所写的英雄人物是他们正在激烈呼唤的人才如冯子材、刘永福，小说人物痛击的敌人也是他们的敌人，如贪官污吏与法国侵略者之流。小说人物功业成功与否，关乎他们的命运与出路，如若法国侵略者跳过了越南，从西南进入中国，中国亡国之日在即，他们将成为亡国奴，肉身与灵魂均无从安置，因此，小说所描写的一切，都与他们息息相关。

反映革命思潮与抗击外国侵略斗争的作品多以浓墨书写近代西南影响较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等，全面歌颂了英雄，痛斥了小人。《洪秀全演义》更是“童时与高曾祖父老谈论洪朝，每有所闻，辄笔记之”，又与曾是洪朝侍王幕府的□山上人“述及洪朝往事”，后终成“洪氏一朝之实录”（《洪秀全演义·自序》）。作者强调的是亲闻、亲访得来的史实，不是间接获得，而是“实录”，“盖先留下许多实事，以成是书者，故能俯拾即是，皆成文章”（《洪秀全演义·例言》）。这部小说不仅强调这是亲闻、亲访得来的“实录”式书写，还批判了诸如《大事记》《李秀成供状》这样的作品“取媚当王”、“窜改而为之黑白”的“颠倒是非”的污蔑之词。所以，追求采用第一手材料的创作态度和真实地反映历史本原的创作理想便在近代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因此，“以事成文，到处落花流水，无不自然”（《洪秀全演义·例言》），“自然”之状态与“不隔”的艺术追求已经接近。《吴三桂演义》之《凡例》再次强调了“全从实事上搬演得来”的理念：“是书所取材以《圣武纪》及明季稗史为底本，而以诸家杂说辅佐之。既取材于实事，则资料自富，故俯拾即是，皆成文章。”黄小配已经注明了材料的出处及其地位：底本，还提到了“杂说”的地位：辅佐。取材渠道相对直接，近于真实，且意识到“历史说部”应该如何处理史料与杂说的地位关系。

《云南野乘》借历史而讽今代，以滇国开疆辟土的功业相形，批判了当下割地求和的可耻，反映了时代主题，并热情地探索中国出路，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理想。《中外通商始末记演义》《冰山雪海》《海外奇缘》随风潮呼唤而出。当然也有批判现实、抨击时政的作品涌现，如《宦海》《花月痕》《浔州黑暗》《糊涂世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这些作品讲史实则如在目前，讲理想亦如在目前，批判现实则人人感受之强烈。

由此可见，明清小说书写西南的“隔”与“不隔”有一个变化过程，由最初那些没西南经验的作家选取那些反映耳目内外怪怪奇奇的素材加工成使人拍案惊奇的故事，到渐行渐近的近代作家选取贴近现实生活的时代素材，或历史巨变中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讲述发生“在身边”、“就在眼前”的事实，激起读者的激昂斗志。

二、远或近：就地理空间而论

明清小说通过小说人物行踪展示西南区域地理周广程度，其空间距离的远、近往往依靠时间长度的描写辅助完成。明清小说书写西南的空间构造主要有三种模型：平行直线式、气球式与封闭式或离去式。直线式是指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空间范围从西南以外的区域进入西南，进行各种活动，这是一条直接；活动结束，离开西南，这是一条直线，二者构成平行式空间关系。气球式是指小说人物从西南区域以外进入西南，其活动的空间范围主要在西南周旋、往复，从外进入西南行程是气球的线，西南活动就是气球的球体；或者是小说人物主要在西南内部周旋、反复，构成球体，活动结束后离开西南，离去的路程是线。封闭式空间书写方式的作品比较少，即所有人物活动范围囿于西南某地带，始终未到其他区域。离去式作品也不多，指有西南背景人物早早离开西南，主要活动于区域之外。

（一）时、空二维结合的直线式空间书写类型。明清小说的空间距离与地理方位往往结合时间长短描写来完成。如浙江人士杨益得授贵州安庄县令，先抛出其地理位置：“安庄县地接岭表，南通巴蜀。”（《喻世明言》之《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地接”、“南通”二字可见其地理空间方位观，接下来的行程也反映当时到贵州的途径：行船至镇江，再到广东琼州，又到偏桥县地方，接着“又行过十数日，来到牀牂江了。说这个牀牂江，东通巴蜀川江，西通滇池夜郎，诸江会割”，“一路上要行便行，要止便止，渐渐近安庄地方。本县吏书门皂人役接着”。通过地名的转换和地点的转移，还有故事的演进，以及“十数日”这样模糊的时间概念来表达，实现了空间距离的书写。

江西才子韩连城、王畹香、吴澹仙听说广西浔州府不是男子寻女子，而是女子在街上寻男子的奇异择偶行为之后，决意到广西寻访佳人，其行程是：“三个人唤了船，别了家人，一路竟望广西进发。晓行夜宿，不上半月，到了广西地面。”（《风流悟》第三回）行载工具为船，行程的情况为“晓行夜宿”，表明途中未有耽搁，不到半月就到了广西，说明行程较为短暂。估计是小说为了突出三人期待甚高，心情极好，十分顺利。实际的空间距离与艺术的空间距离发生了变形：似乎宿短了。但是未有人去追究所写是否属实，因为都知道这是小说空间观念艺术化的必然：距离产生美；距离不是追求美的障碍。

也有表明行军迅速而由京城进入广西的程途：“水陆并进，有两月程途。一日，大军正在行走之间，远远探子报上，前面乃广西之境域了，狄元帅闻报。又闻报邕州已失，陈曙总兵阵亡，横州、宣州俱已攻下，兵进广州。”（《五虎平南狄青后传》）进入此区域有水、陆两种途径，时间跨度长达两个月，可见反映的是路途长远。同时还反映了当时广西的空间方位：邕州过去，横州、宣州已失，准备进入广州，去向为南下无疑。

也有反映人物行程所经历地方之多的，如《野叟曝言》的文素臣“由巩入川，把四川全省形势及有名险要之所经历过遍，不觉已是岁暮。复从四川至云南之永宁，从云南至贵州之黎平，从贵州至广西之思恩，将及五个月光景。那日，在苗地中走了一百余里，竟未得买有饭食。午后，走出一重竹箐，方现一小小村镇，有两个饭店，主仆二人即向第一家饭店投入”。还在用“岁暮”、“五个月光景”这样的时间名词来表达空间方位，但已经渗入了距离的因素：“一百余里。”时间与距离结合，更能反映出文素臣行程的久长与空间的广阔，历练的真切。再加上“竹箐”、“村镇”、“饭店”的区域概念显露其中，大范围的综述与小细节拈来的方式结合，慢慢地向西南独有的景物如“竹箐”靠拢，更为具体的空间领域便出现了。

《画图缘》通过小说人物花天荷的话概说这区域，稍微周全一些：“两广地方，东至南韶，西至柳庆，周遭数千里，山中峒峡也不知其多少，峒峡中积贼也莫可稽查。本镇细考广舆，并诸志书。都不能详载。即访问遗老，也不过但晓得眼前几个峒名耳。至于峒中之径路寨栅，那里得知？”“东、西”方位与界限出现了，还来了一个宏观的描述：“周遭数千里。”具体的描写则用“不知其多少”、“哪里得知”疑问式表述，想表达的依然是空间距离之周广与环境之复杂。

（二）有拖线的气球式空间书写类型。近代小说家描写本土人物或外来人物在此区域的重要历史事件或活动时，其内部空间范围是圆形的带线气球，描写的时间与空间非常具体与详尽，同时渗透着浓郁的地域与文化哲理。如《吴三桂演义》述吴三桂从东北回京之后，被迫向西、西南方向进发，剿灭李自成部队。小说纵横南北，辗转东西，驰骋于东北—北京—山西—河间—陕西—两河—四川，成为气球的线；开藩云南则进入了气球的立体空间书写范围，又周旋于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兼及福建江西—缅甸—云南—贵州—湖南—四川—陕西，最后回归云南，在气球里回转。小说在这种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特别是在空间地理的书写中反映了西南的民族关系，具有很强的历史地理感，构成了完整的、立体的、多层次的西南地理图景：其一，反映了清（汉人）—朱明（汉人）、朱明—土司（沐府）、朱明与土司—缅甸、满清—缅甸与朱明和土司、平西王—永历帝、平西府—满清、平西府—藏人—苗人—缅甸、周将—满清将等复杂的民族关系，是西南历史风云的真实记录者。其二，地理书写包含着军事形势，兴亡因果的哲理寓意。作者在《凡例》中也说：“吴氏兴于滇，亡于滇，不能逃越半步。盖藏地已不通，而缅甸又吴氏先自绝其路者也。故吴氏昔日观兵缅甸，实为灭族原因，隐为永历帝作一反面报应。”此则凡例说明人物局限的区域空间不能突破的因果。其三，描绘了云、桂、贵、川等地的军事、地理、交通（如灵渠的意义）、气候、物产（大象、矿产）、商贸、典故（归化寺）等景观。其四，主要采用伏笔、渲染、呼应等手法放出“云南印象”、“广西印象”、“西南印象”。概念的西南、云南（远观，入滇前）到真实的云南生活（特写，在滇时），再到欲远离云南却无法离开云南（拖线，离滇时），于是云南成为吴三桂向往的王居之所，变成自己的经营之地，再到远离之后却无法舍弃的心灵皈依之所，这就是《吴三桂演义》地理空间书写中渗透的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蕴。

《洪秀全演义》依然是利用大范围的空间距离展示与小范围的地理方位描写结合，在反映太平天国运动活动空间的立体维度中，反映了近代西南民族斗争的地理图景。大的如从广东出发，因形势不利，退一步，辗转广西，做好前期准备；接着广东与广西呼应，互为犄角，互为表里，共同向广西桂林、湖南永安等地汇合，线路成气球之状式演进，成为气球立体空间内部的故事。气球系绳处为结合点，即沿江顺流，勇往超前，快速攻下金陵，定鼎金陵之后，线放至此，很快就收束了。在天国分崩瓦解之际，各支如石达开散回西南，作为归宿，是为余波。历史地理空间的书写气势十分强大。小的空间构造，如洪杨等人在桂平的活动，由梧州至桂平为气球所系之线，到桂平之后，又到了花洲山人村、平隘山、县城、江口、金田、贵县、平南，起义前又拖了一条线到梧州……这是一个小圆。循环、回复、往返、交叉、重叠式的地理空间书写配以气球之线拖延至外界的理念，何等详尽地描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人心、世态与官民关系，既是地理的书写，也是空间的构建，还有历史层面的思考。

（三）封闭式或离去式空间书写特例。明清小说有少量作品采用了其他书写形式，如《笏山记》是局限一时一地的封闭式空间书写方式，《再生缘》是一去不复返的离去式描写，算是以上两种空间构成类型之外的特例。

《笏山记》述云南蒙化之西，有一座笏山，主角叫颜少青，是才子，在众美人帮助下，如何建立笏山王国，成为笏山王。笏山是小说虚构的一块与世隔绝的地域，中有眉山，可姓、绍姓、韩姓三巨姓世代居于此地。三庄的庄公均视乡人如奴隶，从不让乡人出山，违则斩之。颜少青荡平不义庄公后，自立为王，建立自己的王国，传位十多代也未离开此地。地理空间构成了封闭式圆状，不像气球式有拖线。

《再生缘》述皇甫家得授云南提督，云南昆明府的孟家有女孟丽君，刘捷为雁门关总镇，夫人带儿女在云南闲居。三家相会于云南，为儿女亲家事发生纠纷、矛盾。这是云南内容的空间书写。自第十回《孟丽君花烛潜逃》之后，叙事空间即离开云南，重心放在区域之外，故称为离去式。《再生缘》地理空间书写还出现一个新特点，即地名的准确性较高，正如陈寅恪在第二回《皇甫麟凤双生》的评语中所说：“孟丽君、苏映雪、刘燕玉、皇甫少华等主要人物，皆曾活动于云南省之首府，当亦因作者之外祖曾任云南省首府知府，其母或侍父宦游，得将其地概况告之端生姊妹，否则再生缘中所述他处地理，错误甚多，而云南不尔者，岂复由于‘慈母训’所致耶？”因作者家人曾在云南任职，知情者告之作者，故所写云南地理，没有错误，而其他地方的地名则多有错误，可见地理空间书写实与经历有很大关系。

三、真实或虚幻：就文化差距而言

无疑，站在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文化标准评判，明清小说书写西南边地时，存在真实与虚幻两种艺术效果，可是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完全分隔，有时候存在矛盾或转化、转变。鲁迅先生强调，作家与描写对象的距离有三个层次：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与文化（或人格）距离。这里所说的真实或虚幻，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清小说书与西南边地的文化距离：当作者站在中原的、北方的、正统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点观测时，中心之外的畛域便是化外之地，被视为异域疆土，在想象、猜测或排斥、鄙视的眼光下，西南边地在明清小说中呈现虚幻的镜像；当站在西南边地的边缘或内部观察或感受时，能意识到近代西南一域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面对越南的独立、位于今日老挝与缅甸境内的疆土不断被侵吞的事实，再加上法国、英国殖民地的觊觎，要加强对西南边地保护力度，尽力维护国土完整的心态生发后，文化认同度也随之提高了，因此，无论是假托历史还是批判现实，均能相对客观地观察作品的描写对象，作品中折射的镜像便相对近真。

当然，明清时期大部分传奇小说、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书写西南是怀着中原的、正统的、儒家文化的观点来书写，故多虚幻或虚妄，甚至妖异化。如前所述《喻世明言》之《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贵州“安庄县……蛮僚错杂，人好蛊毒战斗，不知礼义文字，事鬼信神，俗尚妖法”，“蛮”、“僚”之称可见北方正统视角，“好蛊”、“鬼神”、“妖法”的评判正是汉族主义的思维，“不知礼义文字”的论断正是儒家文化操持者的价值观。官员们“晓得此地夷汉杂居，土俗慓悍，最为难治”，像广西南宁府永淳县这种夷汉杂居、民风彪悍之地，需要中原派来能员，像汪大尹一样“莅任之后，摘伏发隐，不畏豪横，不上半年，治得县中奸宄敛迹，盗贼潜踪，人民悦服”（《醒世恒言》之《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在《野叟曝言》里，葵花峒峒主明确认为，女性“与男子拉手、搭肩、抱腰、捧脸，使地气通乎天，天气通乎地，阴阳交泰之道也”，赛过“中华风俗男女授受不亲，出必蔽面，把阴阳隔载，否塞不通。男女之情不畅，决而思溃，便钻穴逾墙，做出许多丑事；甚至淫奔拐逃，争风护奸，谋杀亲夫，种种祸端，不可救止”，致使“一决而溃为钻穴逾墙等丑事”，可是文素臣却默然或不认同，可见其居高临下的正统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五虎平南狄青后传》同样站在中原立场将侬智高等称之为“南蛮”，此地被认为是偏方化外之地。可作者的观念又是复杂的，面对勇敢的段红玉、玉兰英等人，又常常被迷惑了，并且不时地转换声口，称之为“南将”，“南将”称谓的方位与地理的意味重于文化意味，中性，不像“南蛮”带着浓重的中原权威性，带贬义。

近代小说多从历史小说、谴责小说的角度来书写，“演义”、“传奇”已非唯一追求。此时的小说家又多为政治家、社会家、革命战士等南方风云人物，对西南的国家形势十分关注，在西风东渐的浪潮中，无论是被迫或主动，均对西南区域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中法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国家社会或普通民众均无法忽视西南的地位，其战略意义极为重大。其政治军事战略地位提高后，其文化亦为人重新审视，观察的角度也较为正常，“扭曲”、“变形”的虚幻与虚妄便减轻了，并逐步近真。

综上所述，文学的西南，文学的西南边疆，文学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复杂而多元的境域，又融洽地交互变迁，令人感慨。可是，明清小说讲述西南边地形象的生动，却是异域之眼的观照，从地理空间看，是中原为中心的；从地位来看，是儒家正统为中心的；从族类来看，是汉族为中心的；从文明的程度来看，是自诩文明为中心的。近代明清小说的书写立场有了改变，但并未达到完全的“真”，其思维与视角依然有些偏离本原，反映出书写者与书写对象的疏离、偏见，但这样的研究其实可以作为研究西南边地历史、地理、山川、民族关系、军事战备关系的有益补充。

按：作者梁冬丽，女，广西桂平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岭南文学。原文载《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余强强